深切思念家英同志

杨尚昆

田家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20 年了。他去世那年刚刚 44 岁，风华正茂， 很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番工作。每想到他这样过早地离去，我总是深感痛惜！

我跟家英同志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了。建国以后，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除了帮助毛泽东同志工作外.先是担任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 从 1961 年起，又任办公厅副主任。我们长期共事，工作关系密切，个人交往颇多，彼此都十分了解。家英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学，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他在中南海工作期间，确实给我和其他同志留下了许多值得学习和纪念的东西。

熟悉家英的同志都感到，在他身上始终蕴藏着一种可贵的好学上进的精神力量。家英出身贫寒，初中只读了两年，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 从此就辍学了。论学历，他是很浅的，但论真才实学，却不在一般学者教授之下。他熟悉中国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这个研究领域， 有较高的造诣。他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起过推动的作用，在党史学界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是郭沫若任主编的《中国史稿》一书的编委之一。他少年时代就爱好中国古典文学，下功夫读了很多中国古籍，能熟练地背诵大量古文和诗词，在言谈中常常自如地博引古文、古诗词和典故，并能作诗填词。家英参加革命以后，系统地学习和钻研过马列基本著作，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并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这样，他自然成为我们党的一名博学能文的秀才， 参加起草了不少的中央重要文件。家英以他浅少的学历，能够达到如此程度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平，掌握丰富的中国文史知识，主要靠刻苦读书和在工作实践中勤奋学习。他那种浓厚的读书兴趣，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顽强的学习精神，在我们党内干部中是不多见的。他早年在延安担任马列学院教员的时候，为了讲中国近代史课，攻读鲁迅著作，每天读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在延安能够找到的鲁迅著作全部通读了一遍，成为一位熟悉鲁迅著作的“小教员”。当时他年仅 19 岁。进城以后，读书的条件好了，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和涉猎各种书籍，常以“博闻强记”自勉。他的工资的大部分都用于买书。家英在物质待遇上从来不计较什么，但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十分要强，不甘心落于他人之后。家英所走的自学成才的道路，对于今天成千上万的青年来说，对知识不足的干部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一种激励，大家可以从他身上汲取奋发上进的力量。

家英同志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立下功绩。家英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的事业上，可以说真正做到孜孜不倦，呕心沥血。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编辑工作， 还主持编辑供广大青年和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同时，协助毛泽东同志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选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是家英主持撰写的，其中一部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和定稿。四卷《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他和一些同志发现注释中有不少疏漏和不确的地方，他采取实事求是、力求准确无误的态度，从 1962 年起，又主持第一卷至第三卷注释的修订工作。据中央

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说，今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注释， 就是在那次修订稿的基础上重订的。家英整理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稿，不仅忠实地表达了原记录稿的思想内容，而且成功地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字上特有的风格和气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出版，并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里面蕴含了家英的大量心血和艰辛劳动。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开始潜心研究毛泽东著作，几十年如一日。他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著作而摘录选辑的毛泽东论述，整整四大本，一直带在身边。他常对人说， 毛主席倡导的许多思想，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等等，已经渗透到自己的心灵和血液里。1961 年春，他在浙江农村调查中，深深感到我们许多干部不懂得群众路线，不懂得调查研究，存在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随手就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调查研究的论述编辑成册，由浙江省印发各级干部学习。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家英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念是坚定的，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是真诚的，但他并不盲目迷信。他一直认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难编选，为此曾遭到康生的多次无理指责。家英在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态度问题上，显示了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和党性原则的共产党员具有的优秀品质和正确立场。

家英同志直言不讳的勇气，也是令人钦佩的。家英很正直，对人对事都很诚实，不随波逐流，不吹吹拍拍。他是深得毛泽东同志信任的。他在党内生活中，有意见摆在桌面上，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特别是在涉及重大是非问题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一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计个人的得失和自身的安危，能够勇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真实情况，反映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人民群众的疾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承受着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把在四川调查中发现的虚报粮食产量和“大跃进”中的其他问题，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在 1961 年浙江调查中，他不顾当时中央仍把农村公共食堂作为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阵地的戒律，向毛泽东同志恳切地陈述了农民对公共食堂强烈不满的情况。1962 年夏，他根据在湖南等地调查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在农村中实行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大胆建议。家英的许多正确而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几乎都被视为“右倾”而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但是，他心地坦荡，奋发工作，并不为失去了什么而懊恼，相反，却以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而感到自慰。

家英勇于直言，但他要经过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可靠材料，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向党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决不轻率地发表意见，决不说不负责任的话，更不会为了投合领导人的口味说些违心的话。他勇于直言， 但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什么样的范围讲什么样的意见，发表什么样的言论，都是按照党的正常规矩办事，不做出格的事，不做不利于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他是从爱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党的缺点和错误的。

但是，对于混进党内的极少数品质恶劣而身居高位的坏人，如陈伯达、江青之流，家英则投以鄙视的眼光，并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家英耿介而刚

强的性格，使这些人感到恼火，引起他们的嫉恨。但他们又无可奈何，就只能放暗箭，使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法，加害于家英了。“文化大革命”一来， 他们竟然把跟随毛泽东同志工作 18 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的一个忠诚战士置于死地。

家英过早地离开人世，党内外的许多同志和朋友们都为之十分惋惜，我和大家一样感到悲痛。如果家英还活着，可以为党做很多的工作，可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很好的作用，这是肯定无疑的。

1986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