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

史莽

被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伙贼子残酷迫害而含冤去世的田家英同志，离开人世已有 14 年了。“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而今判伪真”，党为田家英同志平反昭雪，也已有半年。我早就有心写篇文章纪念他，可是未能如愿，于心久久不安。

记得今年 3 月 28 日傍晚，接到北京寄来的治丧小组的书面通知： 28

日下午 4 时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田家英同志追悼会。我看了看表，已经 5 点多， 追悼会已在举行；而我又远在数千里外的杭州，送花圈、发唁电都已来不及了。当天晚上，久不成眠，回忆、愤慨、悲痛交织在一起，难以平静。直到深夜，才静下心来，给家英的爱人董边同志写了封长信，表达我的哀悼。

29 日清晨在报上看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田家英同志举行追悼会的报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细读悼词，当读到“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当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倾向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田家英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保护同志，不借牺牲自己⋯⋯”，我再也忍不住眼泪。

7 月乘北京开会之便，我拜访了家英的遗属，见到了他的爱人董边同志

和女儿小英、二英。董边同志被“四人帮”强迫劳动了 10 多年，小英下乡 8

年，二英下乡 7 年，小儿子在下乡 10 年后却不幸去世了⋯⋯。真是苦难重重， 感慨万千呵！

家英生前随着毛主席多次来浙江。他参加会议，起草文件，搞调查研究。他为浙江人民做出的贡献，我想熟悉他的同志一定会著文纪念他的吧。我只想从个人的交往中，如实地简述他的为人、治学、风格、情操方面的“一鳞半爪”，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纪念他。

我认识家英大约是 1963 年，刚从诸暨枫桥搞社教运动回来。一天晚上林乎加同志派人来邀我去玩。到了西冷宾馆，只见林乎加同志与一位年纪和我相仿、满口四川话的同志在交谈。一介绍，才知道这位四川同志就是久闻其名的田家英。我早知道他从解放战争时期起就担任毛主席的秘书，现在是“八大”代表、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又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当时在省委政治研究室工作，一般干部而已，论职位是“下属”，于是乎不免有点矜持，态度比较冷漠。不料家英却热情、坦率、开朗， 不在乎什么职位高低，一见如故地跟我谈论起清人的书法来，还拿出一副赵之谦的对联给我看。我看了看说是假的、赝品。他问我根据何在。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说赵书喜用侧锋，比较容易鉴别，他同意我的看法。

从赵之谦的书法谈到他的篆刻，从篆刻又谈到浙派篆刻名家“西泠八家”。谈起“西泠八家”，家英忽然遗憾他说：“八家中七家的字我都有， 独缺最重要的一家——了敬。”我告诉他，丁敬的字在杭州比较容易买到， 因为了是杭州人。他就托我为他觅一张。我答应到杭州书画社去看看。家英于是问我是否收藏字画。我告诉他，我不收藏字画，只买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古籍和古代工艺品。他颇以为然，认为搞学问要有专长，收集这类东西也要随学问而有所专注。

过了几天，征得杭州市文化局负责同志的同意，杭州书画社把两张内柜

出售的丁敬的字送去让家英选购。一张是丁敬送人的立轴，写得端正，裱得讲究。另一张是丁敬的《豆腐诗》草稿，写得随便，印章也是后人补盖的； 但是内容好，字也天趣盎然。家英一时决定不下来，又邀我去帮他下决心。我力主买《豆腐诗》。他同意了，花了 60 块钱。“诗、字都好，就是价格太贵了。”记得买下后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因我总感到靠工资过活的我辈花这么多钱买一张字，有些犯不着；虽然我有时也做类似的傻事。家英察觉到我在顾虑他的经济负担，就解释说：“我没有什么嗜好，一个月的工资省出一点钱来买一二张字，还是负担得了的。”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心里有些不安，因为此事是我促成的。

记不得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家英忽然来我家辞行，告诉我第二天就要返北京了。他的来访，说实话，很出我的意外。这使我看出他与众不同的风格： 平等待人，看重同志之间的情谊。那天晚上我们谈得比较多。他告诉我，他专门收藏清朝人的字，现在已近千件，十几年的工资，除了衣食以外，几乎都花在这上面。为什么要孜孜不倦于此呢？记得他讲了三层意思：一是欣赏祖国的这门古老艺术——书法。二是收集近三百年来的史料，如他曾收集到龚自珍的诗文、鲁迅的书信、李大钊的文稿等。三是“人舍我取”，一般人多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 不少作者的作品有散失、泯灭的危险。

家英的话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深有同感。我告诉他，为了收集研究文学史和艺术史而用的古籍和实物资料，我也省衣节食，耗尽了十几年微薄的工资，有时甚至断炊、负债，做“举鼎绝膑”的蠢事，被人当作傻瓜看待。家英深有感慨，也带鼓励他说：“无论做什么事，干工作也好，搞学问也好， 都得有这么一股傻劲。”那天谈得很晚才走，我送他出门，路上已没有什么行人了。

这是我认识家英的开始。

以此为始，家英每次随毛主席来杭，我们总是见面的。工作之余，有时邀我到他下榻的宾馆去，更多的是来我家里。三年的交往，使我逐步了解了他的身世、思想、学识和为人，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值得钦佩的好同志。不少反映出他的风格的往事，时过十几年，尚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有个时期我在研究浙江的古木刻，可巧他上我家来。他见我写字台上堆满了古木刻集，其中有一部是 30 年代鲁迅和郑振锋两位先生合编的《北平笺谱》，就问我有没有另一种他们合刻的古木刻集《十竹斋笺谱》。我说只有

《十竹斋画谱》，《笺谱》没有。他就慷慨他说：“我有一部，是郑振锋送的。我不搞艺术，留着没用。‘宝剑赠壮士’，送给你吧。”他言而有信， 返京后不久就托上京开会的汪弘毅同志把这部名著带杭送我。这是一部纸墨精良、绸面锦函的精装本。我打开书衣，在扉页上发现他盖的一方印章：“以俭养廉，将勤补拙”——这大约是他的“座右铭”之一。

提起“座右铭”，我记起他还有两方给我印象更深的印章。这两方印章是意思相连的一副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这副对联是鸦片战争中抗英禁烟名臣林则徐的诗句。鸦片战争后，卖国投降的清王朝为了惩罚林则徐，把他远远遣戍到新疆边睡伊犁。 57 岁的林则徐在告别妻儿时，写下了一首十分感人的七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上面的两句诗就是此诗的“颔联”，用了《左传》上的故事，即郑国大夫子产改革军赋制度遭人诽谤，子产说：“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见昭公四年）

林则徐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而躲避或追求它。”不难看出，这两句诗表现出一种只求有利国家、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家英看重这种高尚情操，才把它刻成印章，作为“座右铭”的吧。

又有一次家英来我家，见我在翻阅各种《砚史》，就开玩笑地问：“你想做当代的拜石米颠吗？”我向他解释，石刻是造型艺术中的重要门类，存有不少不朽的艺术精品，故石工在鲁班殿上是坐第一把交椅的。但是研究起来很困难。古石窟太远，石牌坊太大，石印章又太小；石砚是最适宜我这类业余搞艺术史研究的有关石刻艺术的好资料。有时在铭文、题跋中还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绝妙好辞”和珍贵史料。为了证实我的话有理，我把自己收藏的几方有代表性的石砚给他看。他兴致勃勃，边欣赏，边品评。他的艺术欣赏水平很高，不大看中那些精雕细刻的，而喜爱那些加工少、品格高的巧作。不过他尤其爱好学者的“著书砚”，对一方清初学者万寿棋所用、后又为汪为霖和查士标所藏的紫端砚，摩挲不已。他兴趣十足他说：“我也有几方学者的著书砚，将来凑成十方，刻它一颗印章：‘十学人砚斋’。”

还有一次，家英从嘉善魏塘搞农村调查回杭，先要逄先知同志送给我一些湖州土产酥糖、粽子。我估计他可能会抽空来看我。不出所料，没几天他来我家了。大约工作顺手吧，他那天情绪很好，在我的小楼窗前，相对而坐， 喝着清茶，畅谈起来。他谈嘉善魏塘的调查，我谈上虞梁湖的社教；他谈成都的杜甫草堂，我谈绍兴的陆游沈园。接着又谈起上一次我给他看的“别下斋”的一千多封清代信札，他认为是一批难得的晚清史料；从史料又转而谈到我当时在看的杂文集——马叙伦的《石屋余沈》。我说：“想不到《石屋余沈》中保存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史料，蒋介石作出‘清党’决定， 当时作会议记录的竟是马叙伦！”“这书我也看过，他还有一本《石屋续沈》， 你看过吗？”“没有。”“我替你找一本，里面有不少杭州的史料。”

从杂文中保存着史料谈起，话锋一转，谈起治学的问题来。我知道《毛泽东选集》前四卷的近千条注释，家英是主要的撰稿人和审定者，而当时他年纪不大， 40 岁左右。我就问他用什么方法掌握这样大量的史实和知识。

他坦率地谈了他的身世，说他自小是个孤儿，兄嫂抚养的，没有上几年学。 16 岁就投奔延安，在工作中刻苦自学，“太忙就挤，不懂就钻”，逐渐积累起知识来。他写过长诗，编过史书。至于《毛选》注释，他说除了看原稿、查档案、翻正史外，还得力于这几条：一是提纲挈领地编写大事记，如他在延安时就编写过《民国以来大事记》，解放后仍不断修改、补充；二是多看杂文，他收藏的近代人的杂文有十几书架之多；三是收集清人翰墨：书法、信札、日记、文稿等等，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家英那天谈得很多，可惜大多我已记不清了。还记得我当时的思想活动是：一面听他的叙述，一面在脑海中浮起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家英最后一次随毛主席来杭是 1965 年冬，工作繁忙，住得较久。他住的宾馆与我家只有一街之隔，相距极近，故跟往常一样，工作之余就上我家里来，一杯清茶，畅谈半天。

一天他陪来了艾思奇同志等 3 位客人，都是从事哲学研究的。艾是云南

人，矮矮个子，安详沉着，年已花甲，还锐意读书。刚买了 2000 多册的《四部丛刊》，看到我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仍感兴趣，托我也为他觅一部。

那天 5 个人稗史野闻、掌故文物，谈得很随便，最后家英邀我第二天陪他们上凤凰山寻找南宋故宫遗址。我说南宋故宫在元初被咒贼杨连真珈糟蹋殆尽，目前遗址虽存，没有遗物了。家英不肯罢休，“到了杭州，哪能不看看南宋故宫的？剩下遗址也要看。”我知道他好学，随时随地增进自己的知识， 当然不好扫他的兴。第二天，只得带了《咸淳临安志》，陪他们跑了一趟凤凰山。不过收获还好，金碧辉煌的深宫大殿虽已荡然无存，还是看到了一些当时的遗物：宫前的“排衙石”、宫后的“御花园”，以及御道石阶、宫内古井和一根巨大无比的石门槛。

这次家英来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雪夜来访。那天大雪飘了一整天， 晚上仍纷纷飘洒不停。我难得地升起了一盆炭火，翻读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木刻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忽然家英意外地来了。雪夜客来，分外高兴，不过我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恰如古人所说“寒夜客来茶当酒”，仍旧是一杯龙井清茶。他兴致很好，围着炭火，古今中外地又谈开了。

大约家英看到我在读毛主席诗词，这夜谈了一些毛主席的事，当然是关于学问方面的。家英非常钦佩、爱戴毛主席，他说当代人中间，学识称得上博大精深的首推两个人，一是毛主席，一是鲁迅。我谈了一点自己的肤浅感觉，说毛主席不仅对祖国的历史非常熟悉，见识卓越；好像对《老子》、《唐诗》也很熟，他的字有点像怀素。家英认为我的感觉是对的，说毛主席不但通读了《资治通鉴》，还在通读《二十四史》；各种注释本的《老子》和各家编选的《唐诗》也收藏不少，能一字不差地默写出白居易的《琵琶行》； 至于书法，他确实欣赏唐朝长沙僧人怀素的草书。家英还谈到我看的这部木刻大字本《诗词》，说毛主席对这些诗词自己作过注释，就是眉批在这版本上的；并说将来如果发表，他一定按毛主席批注的原样替我过录。谈话偶尔也涉及到 1957 年以来、特别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家英反映

出来的情绪却比较低沉。他说 1959 年他在四川农村作过调查，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人民的疾苦他是知道的，但他无能为力。在三年困难时期， 他曾写过这样一首七绝表达他当时的心情：“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临行时我告诉他，后天我又要到梁湖搞社教去了，他想了一想说：“好， 明天为你饯行。”我说：“又不是出远门，饯什么行。”他却很坚决：“一言为定。”

第二天晚上，家英果然搞了一些好菜，开了一瓶茅台，为我“饯行”。同席的仍是艾思奇同志等 3 位。我不会饮酒，他开玩笑他说：“李太白斗酒诗百篇，你不会饮酒，如何写诗？”临别，我把几年前他赞赏的万寿棋的著书砚送给他，预祝他早日凑成十方，做“十学人砚斋”斋主。他风趣他说： “‘十学人砚斋’的印章，我早就刻好了！”万万想不到，这次分手，竟是我们的生死诀别！

我得知家英逝世的不幸消息，是 1966 年秋。当时“文化大革命”初起， 全国沸腾。我也受到运动冲击，失去了自由。有位秘书同志隔离比我迟，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比较多。一次我们在一起劳动，他偷偷告诉我：“田家英同志去世了！”“什么？！⋯⋯这消息可靠吗？”我震惊，简直不敢相信。“绝对可靠！”他看看四周，悄悄地答了一句就走开了。

回到“隔离室”，我独自久久地枯坐着，反复思考这个惊人的、伤心的消息。开始我认为这像“石头变鸡蛋”一样，是不可能的；后来想想自己的

遭遇，一个早上共产党员变成了“反革命别动队”，那末，家英的受冲击以至逝世，也不是不可能的。转而想想，这类事情地方上固常发生，中央机关不至于如此吧；但联系当时的现实，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尚且被“打倒”， 德高望重的老帅、副总理都被“炮轰”、“火烧”、“油炸”，那未含冤去世这类不幸的事，有什么根据一定不可能发生在家英身上呢。同时想到家英的为人：坦率、耿直、不说违心话，敢于直言忠谏，揭露虚假，鄙弃浮夸， 憎恨邪恶；想到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敢于为党、为人民挺身而出，承担风险⋯⋯。想到这些，就觉得这个不幸的消息一定是千真万确的。家英当时 44 岁，他的早逝，使我深深感到悲痛。党失去了一位年轻有为、博学多能、高风亮节的优秀干部，我失去了一位知心好友。在“隔离室”的昏暗灯光下，我匆匆写了一首悼诗，当时无心推敲平仄，事后也不忍重写。这诗收在《冰河集》中，现抄录出来，作为我献给家英灵前的花圈吧：

耗讯忽从京都来，西子湖畔哭英才！ 烽火连天担重任，大雪纷飞见风采； 集艺楼中赏书砚，凤凰山头觅楼台。谁知一别成终古，怅望云天雾不开。

1980 年秋再稿于西湖北岸

（原载 1981 年《浙江学刊》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