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阶段

家英调任毛泽东的秘书共 18 年，似可大体分为前 10 年和后 8 年两个阶段。

从 1948 年至 1958 年的前 10 年，是中国人民取得空前胜利而扬眉吐气的年代，但其后期产生严重“左”倾错误。在这个阶段，家英帮助毛泽东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关系是协调和谐的。从 1959 年至 1966 年的后 8 年，确

切他说是从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家英和毛泽东的关系出现曲折，从隔阂、缓和、破裂，直至最后悲剧性的分手。

建国初期的形势是很好的。毛泽东仍然特别重视农村问题。他深知要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着重解决占全国 80％以上人口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小农经济是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他认为通过中国式的农业互助合作道路，可以促使农村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当时中央对于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向，提出了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方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稳健的。

但从 1955 年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开始，急躁冒进倾向

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 1958 年，又先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浮夸风、共产风严重泛滥开来。毛泽东一经发现，便着手纠正实际工作中的这些“左”的错误。然而，1959 年 7 月至 8 月举行的庐山会议及其以后，却又大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许多提出正确意见的同志遭到打击和迫害，纠“左”的进程被打断，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受到严重挫折，城乡经济日益陷入困境。

在整个后 8 年，为了顾全大局，家英把忠于毛泽东和忠于人民利益结合起来，竭力通过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积极建议采取各种措施，协助弥补因“左”倾造成的种种失误。他的这些努力，曾在一定限度内起了调节改善作用，却无法解决根本分歧。后 8 年是家英革命一生中最艰难

的阶段。

我和家英相处，恰恰是在这 8 年。1958 年，他承担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槁》现代史部分（五四运动以后）编写任务。由于他在中央的工作很忙， 听说我已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学术界，便经中央办公厅借调来京协助编写工作。我于 1959 年 1 月 20 日离沪赶到北京，随即成立了现代史编写组。家英在开始时便对我说：“编写组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史稿，但也不能关起门来写书，脱离实际不但写不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写不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因而编写组除撰写史稿外，还经常参加中央组织的一些重要政策、理论学习和实际调查研究工作。1959、1961、1962、1964 年间，编写组同志曾多次参加中央工作组深入全国各地进行农村调查和工商业调查，我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与家英也有了多方面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