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东湖永诀

1966 年 2 月 8 日，家英同我一起随彭真同志离京去武汉。同机的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因病未去）以及胡绳了许立群、姚溱等五人小组办公室成员。这是根据在京的常委（刘、周、邓）的决定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汇报的主题是学术批判。

因为自从上海发起批判《海瑞罢官》后，北京空气相当紧张。所谓“学术讨论”（实则政治批判）紧锣密鼓，郭老、范老均闭门谢客。在京的中央常委为了把这场批判运动置于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指示“五人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意见。

五人小组原是 1964 年 7 月间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决定成立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和我。当时规定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指导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整风，后来又增加管学术讨论的任务。

五人小组 2 月初开会，研究学术讨论的当前情况，重申“双百”方针，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防止学阀作风，并规定严格控制公开点名批判的措施。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和姚溱同志写出向中央常委汇报的提纲。2 月 6 日少奇同志召开常委会，总理和小平同志出席，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和我、许立群、胡绳等人。在京常委同意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后来通称《二月提纲》），并嘱咐向毛主席汇报，由他最后决定。第二天，少奇同志又召开一次常委会，讨论当前外事工作中几个较重要的问题和编辑《毛选》第五卷问题，参加人数较前一天少一些，增加了陈毅同志和家英。主要由家英汇报编辑《毛选》第五卷的设想和准备工作。会议同意家英的意见并指定他也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至于外事工作几个问题，周总理指定由我向毛主席汇报，并在毛主席决定后立即打电话回京向他报告。

我们一行飞抵汉口机场后，即接到通知，要我们立即去武昌东湖宾馆向毛主席汇报。我们来到东湖南岸的百花别墅，毛主席早在会议厅等着，汇报当即开始。先由彭真同志说明在京向常委汇报的情况，然后由许立群和胡绳

（他们两人都是“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分别介绍情况和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毛主席一边听一边插话或提出问题。一切进行得依我看来相当顺利，从上午 11 点开始到下午 1 点半结束。

第二天没有再议论汇报提纲，改由家英汇报编辑《毛选》第五卷的设想和收集文稿的情况。家英特别说明，少奇同志等在北京讨论时都主张早点出第五卷，但也表示一切均看主席的意见而定。主席开始时表示对那些“老古董”兴趣不大，后来又说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先编出一个选目来再说。他还说，乔木还在养病，陈伯达又另有任务，家英熟悉这一工作，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主席还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除当时发给各省一个记录稿供传达用之外，他又修改了多次，请我们在此再

读一遍，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发给党内讨论之后，再公开发表。

接着，我根据在京常委的意见，汇报了有关苏共 23 大、印尼政变、同越南劳动党会谈、古巴问题以及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问题。对多数问题毛主席当场表示了意见，只对个别问题说还有时间从容计议，不必马上作决定。最后，我谈到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我说，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毛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 1960 年 3 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主席还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以上汇报情况，我当晚即打电话报告周总理。

第三天，我们几位秀才包括家英一起，把经过毛主席多次修改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细读了一遍，读一段议一段。据家英谈，这修改稿毛主席每修改一次都要家英校订一次。因此我们读来流畅，既保持主席讲话的风格，文字也很洗练，提不出多少意见，只觉得有些措词，是七千人大会后主席说的。主持通读的康生还嫌不够，提出要把 1962 年 9 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提法增加进去。当时家英认为不妥，但康生坚持己见，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的提法比这还重得多。最后还是加上了。

当晚，我同家英在东湖百花宾馆二号楼我的住房中交谈。家英谈到毛主席终于同意《毛选》第五卷先搞选目，这样他手里也有事做了，他说，毛主席原先对读马列著作有兴趣，准备每本书读一部分，就议论一部分，全书读完之后由主席自己动手写一篇序言，把中国革命以至近半个世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本书有关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家英为此事去年（1965 年）忙了大半年，布置赶印马列名著的大字本。 11 月主席把他们找到杭州，开始谈读书的事。谈了两次，主要是主席谈哲学问题。家英说，主席对哲学问题兴趣很大，一贯如此，经常从哲学的高度来议论各种事物，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可谓行家里手，运用娴熟自如。这次主席谈了许多哲学问题，谈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对立的统一，谈到分析和综合的辩证法，谈到继承与扬弃，谈到辩证法与形式逻辑，谈得海阔天空，但都是理论联系实际，毫无书卷气。这是主席一贯的作风，他一贯反对学究式的哲学研究和教学，提倡联系实际和接触实际。可惜谈了两次，还没有开始读书，又停下来了。

家英说，看来毛主席现在仍然心在政治，像战争时期专心军事一样。《毛选》第一卷至第四卷是他一生军事生涯和政治斗争的理论总结。他从来就不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即使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可以看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深深烙印。

家英说，他希望主席能在晚年集中精力搞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斯大林晚年有不少错误，但他主持编了《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自己还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虽然其中有错误，但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总结。主席在苏共 20 大后曾多次说过斯大林的书还是要学习，用分析的态度去学习。

家英说，这次毛主席同意搞《毛选》第五卷是大好时机。过去出版了四卷后，毛主席只同意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注释重新校订，未同意编辑第五卷。

现在校订工作已差不多，正好接上编第五卷。从建国开始，主席的文槁和讲话内容非常丰富，是我党完成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记录。在这个历史新时期中，我党一直在思考社会主义如何搞。毛主席的著作反映了这个时期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尝试，有许多精彩的文章，其中带有阶段性的代表作，如《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已经整理的（包括这次通读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未经整理的讲话、谈话，都有许多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辟思想。家英还说，毛主席同外国朋友的谈话，除了一些礼节性的以外，还包含着许多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光芒的观点，少数整理了，多数尚未整理。这些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应当精心地编辑出来。家英还说，当然，第五卷比前四卷的编辑难度较大。前四卷历时较长，已经过历史检验，编辑起来较易把握。第五卷时间较近，实践证明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因此分期、开篇和未篇要认真考虑，选目也要费心斟酌。家英说，少奇同志特别要求早点搞出来，他将尽力而为，同时也希望乔木疗养早日痊愈。陈伯达很滑头，一直没有参与，最近也不表示意见。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我即随彭真同志去上海。孰料东湖一夕长

谈，竟成家英和我的最后诀别！

一个月后，我又奉召去杭州开会，毛主席严厉地批判我是半马克思主义，也批评了当时不在场的乔木和家英。我心情沉重，路过上海时未敢告诉养病中的乔木，回到北京也不敢告诉家英，唯恐给他刺激太大，只想稍缓时日向他细说根由。想不到时不我待，4 月间又赴上海，5 月回京即参加大批彭、罗、陆、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还未结束，久为江青、陈伯达看作眼中钉的家英于 5 月 22 日突然被抄家， 23 日即含冤离开人间。

家英离开我们整 30 年了，但他那勤奋好学、强记博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坦诚仗义、才华横溢、不骄不躁，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贡献毕生精力的光辉榜样，深深印在人们心中！

1996 年 4 月 4 日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