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若玉坚若铁

逄先知同志说，家英同志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最深的，主要是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心群众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是实事求是。关于这，在他一生的言行中，确有充分的证明。也是在 1950 年夏秋之间，我们听说家英同志在一个机关的学习会上作了题为“改造自己”的讲演，讲得很有内容，杨述同志便叫我把家英同志请到自己家里，把这讲演改写成文，在那年第 45

期和 46 期《中国青年》上连载。这篇文章就着重阐发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出应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具体地为人民服务，还介绍说，清代郑板桥写过四个大字“难得糊涂”，下面加有注：“聪明难，糊涂亦不易，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据此，他谆谆勉励青年，对有关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应该聪明，多用心思，对只关个人的小事，则应糊涂，不要斤斤计较。对此，家英同志自己是身体力行的。1948 年冬，《中国青年》即将复刊，他亲自把他写的长诗《不吞儿》送到我们编辑部来，在刊物上连载。此诗描述山西汾河流域贫农不吞儿一家在旧社会逃来逃去，总逃不脱地主租税、高利贷的盘剥，以致父亡母嫁，妹妹给人抵债当丫头，境况极为悲惨。这是真实的故事，全诗情

节感人，吸取了许多农民的生动语言，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更洋溢着对地主阶级的恨和对农民的爱。这是他 1947 年到晋绥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在思想上获得的一个硕果，从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深入农民群众，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

家英同志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大事聪明，小事糊涂”，还具体体现为处处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工作不辞劳累，生活作风艰苦朴素。50 年代，他住在中南海静谷的老平房内，一间是他藏书的地方，四壁都是装满了书的书架，一间是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木椅，还有一小间是卧室，只有四五米宽，里面仅放一张床，很黑，白天也少见阳光。他就在这里废寝忘食地工作学习，累得患了神经衰弱症，靠服安眠药才能睡觉，还是不肯多休息。他毫不讲穿着， 1950 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我和编辑部两个同志去他那里谈完工作后，他得知这两位同志是中央团校第二期的毕业生，就打电话把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她们的同班同学约到瀛台划船团叙。一上船，他就脱鞋袜，要把脚伸到水里。他穿的是布袜布鞋，鞋面破了大洞，露出了脚趾头，大家都笑他，他满不在乎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呀！”他出身贫寒，幼年父母双亡，靠哥嫂抚养，刚上初中，哥嫂就强迫他辍学去当学徒。但他立志要“读尽天下书”，想学古文和古诗词，没足够的钱买书，就去买便宜的开明书店的活页文选来学习。哥嫂对他刻薄，他却不念旧恶，能以德报怨。 1951 年，《学习》杂志把他所写的一系列阐发毛泽东思想的论文汇集为《为人民服务》一书出版，他就把刚拿到的一二百元稿费寄给了他的哥嫂。一天，他请我到东单四川小饭馆喝酒吃家乡菜，饭后同我坐在正义路街口石头上闲谈到这事时就说：“他们老写信来叫困难，我把这笔稿费寄给他们，免得他们去找政府救济，这也是在减轻社会负担。”他就是在这样克己为公，为国家人民着想的。

家英同志由衷地敬爱毛泽东同志。解放初期，他对我说过，叔本华曾说，对一个伟人，只能远观，多接近了，也会发现伟人也有很多大毛病，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愈久，则愈觉得他确是伟大。他对毛泽东同志感情深厚，在抗美援朝中，毛泽东同志过度操劳，有一次，我去看家英，家英就控制不住忧虑的心情，向我透露说：“毛主席最近身体不好，血压高，满面通红⋯⋯” 他为此很着急。对毛泽东同志的片纸只字，他都注意收集珍藏。也是 1950 年，我去见他，发现他桌上有张毛泽东同志写在宣纸信笺上的一首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毛泽东同志新作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名诗，我首次看到十分惊喜。他告诉我，毛主席常以练习书法作为休息，有时就写下自己的新作。他常去收拾毛主席的书桌，这是刚发现的，对这些珍贵的墨迹，他都好好保存，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影印出版。他当时不许我抄录这诗，我便把它强记下来。回到社里，我把它抄出送给杨述等领导同志看，他们都赞赏不已。

也正因为家英同志以革命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所以他能实事求是。他虽然很敬爱毛泽东，但不迷信盲从，更不阿谀逢迎。他经管毛泽东同志的来往信件，我就亲眼看到，对毛泽东同志给人的复信，他觉得有不妥之处，就写上意见，退请毛泽东同志修改。1960 年前后，他多次下农村蹲点，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痛感我们在“大跃进”中的工作失误，就敢于直言不讳。反右倾运动刚结束，我去看他，他问我在这次运动中情况怎样。我说：“挨批了。”他立刻说：“我也受批判了，是啊，这两年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大家怎么不会有意见？”以后，他坚持应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正确主张，在如何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同他有分歧，就不大信任他了。“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为斯耶。”这是他自撰的铭文，也因为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铁骨铮铮，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江青、陈伯达等迫害致死。我在“牛棚”中风闻他的死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家英同志辞世时，年仅 44 岁，我至今还在想，如果他还健在，他必为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必为我们学术文化事业做出更优异的贡献。许多同志都为他英年早逝而哀惋，写了悼文记述他的优良品质和不平凡的一生，东鳞西爪，点点滴滴，拙文聊作些佐证，更是为了表达我个人和曾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过的老编辑们对这位令人崇敬的师长的深切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