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信访工作的建设看和开拓者

1949 年 3 月党中央移住北京，人民来信逐渐多起来。开始住在香山，毛泽东几乎对每一封来信都亲自阅示，由田家英协助处理。有些是毛泽东直接回信，大部分是田家英代为回信。住进中南海后，据董边说，那段时间，她每星期天回来，要用半天时间为田家英代写信封。后来人民来信越来越多，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即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名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处理信访工作，田家英是负责人之一。

田家英做工作很有条理，他最早把群众来信按内容分门别类，如分为“反映”、“求决”、“建议”、“致敬”、“旧谊”等，并且分别轻重缓急依次处理。董边还帮他用白布做了一个信袋子，每一个兜儿放一类信。这是最早的分类，办信人员按类分工负责。这个方法沿用了多年。后来随着信访工作日益发展的新形势，这种分类已不适应，改为按地区分类，直到现在。

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来信。他在 1951 年 5 月 16 日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时写道：“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构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和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些话至今仍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所应遵循的基本态度和指导思想。

毛泽东对各界来信，特别是工人、农民反映和要求解决问题的来信，看得特别重要， 1951 年 8 月 27 日和 8 月 31 日，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和石景山钢铁厂分别写信给毛，反映当时厂内工资不合理的状况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未将这两封来信及时反映上去。毛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批评得非常严厉。田家英代人受过，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毛看了这两封来信，即于9 月 12 日分别写了回信，其中一封现已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从收到来信到回信，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精神固然使我钦佩不已，田家英代人受过的品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很受感动。

1950 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

有。田家英对我们说，毛主席在批阅淮北灾情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主席落了眼泪。田家英讲的时候，我看他也快要落泪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事隔近 40 年，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最近，我查到了当年毛泽东批阅的这份电报，其中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 在“被毒蛇咬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两处，都有毛画的表示着重的横线，从 1950 年 7 月 20 日到 8 月 31 日，毛泽东连批三份关于淮北灾情的报告给周恩来总理，提出根治淮河。当时，建国伊始，经济还很困难，他为了解救人民，自然也是为了发展经济，下决心根治淮河，这是一件大事。这项水利工程的建设成功，对减轻以至消除淮河流域的水涝灾害起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解除民间疾苦的决心，深深地印在我年轻的心灵里，那年我刚刚 20 出头。

全国解放之初，国家还很困难，党和人民政府用了很大力量解决了一大批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尽管如此，直到 1952 年这个问题还很严重。从 1951

年冬以来，秘书室不断收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来信。 1952 年 5 月 27 日，秘书室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其中说：一至四月共收到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就业的来信六百四十五件，内百分之三十二是知识分子，百分之二十四是工人、店员，百分之二十是遣散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百分之十是城市贫民。毛很重视这个报告，5 月 31 日批给周恩来。他在批语中写道：“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1951 年 7 月 1 日，是建党 30 周年。许多干部和群众，包括广大知识分

子，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爱，纷纷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致敬。但是，从 4 月份起，开始出现有些地方发动群众（有的还带有强迫性）向党中央写致敬情。后来越来越多。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致敬信成批成批地涌来，秘书室人手不够，不得不从外单位借调一批同志帮忙。这些致敬信后来堆满了一屋子。秘书室在 4 月 30 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里及时地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还有九千多封，是地方组织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有的现在还继续向这里寄。”毛转发秘书室这个报告时，在这个地方特地写了一个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但是，有的地方不听，还是继续这样做，有的还送锦旗，送礼品。毛在 12 月 25 日转发秘书室的另一个报告时，对这种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事，提出尖锐批评，他写道：“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毛泽东批评人有时确实是很厉害的，像我在前面提到压信的那件事。但是当你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使他理解以后，他反而还会表扬你。在信访工作中就有这样的事例。当年毛泽东写的信大都经过秘书室登记后发出。为了保存毛的文稿，田家英指定办信的同志把信的全文抄录一份留下来，然后再发出去。有一次办信的同志将毛亲自封口的一封信也拆开来抄录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恰恰毛要把这封信拿回去修改，拆信的事被发现了。他很生气，说要处分人。秘书室立即写检讨报告，并申述抄录存底的理由。毛看了检讨，觉得有道理，作了一个批示，大意是：好，就这么办。并

指示，今后凡是他写的信，除个别特殊情况，统统拍照后再发出。就这样，从 50 年代初一直延续到后来，毛泽东发出的信件全部都留有照片。这件事应当感谢田家英，由于他的建议为我们党保存了一批珍贵文献，为后人研究毛泽东提供了重要史料。

田家英不仅协助毛泽东处理群众来信，他还作为毛的秘书，负责联系、接待和看望来访的人民群众、毛的亲友和著名民主人士。例如，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帮助毛泽东开荒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和其他劳模来北京看望毛，毛的亲友文运昌、毛泽连、王淑兰（毛泽民夫人）、杨开智等人来见他，都是由田家英安排食宿和接待，然后，毛再接见他们，并请他们吃饭。毛给亲友们的钱，都是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由田家英办理。毛的表兄王季范病了，田奉派前去探望。九十几岁高龄的齐白石老人有心里话要亲自对毛诉说，田家英奉命登门聆听。徐悲鸿去世了，毛特派田到北京大学向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表示慰问。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有时田家英也作陪①，等等。1951 年和 1952 年春节，为了向一些著名党外人士表达心意，毛泽东给每人送了一些食品，都是由田家英和我一家一户送去的，我记得有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郭沫若、齐白石等数十人。

党中央部门的信访工作，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不断地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信访工作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密切了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下情、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解放初期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方针②，减轻大专院校课程负担，改善学生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即“新三反”）以及其他重要政策，许多都是根据人民来信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庐山会议后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人们不敢讲真心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在中央办公厅办信的同志中间也存在着某种宁“左”勿右情绪和思想顾虑。田家英耐心地教育大家，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关心人民的疾苦，把各地反映严重困难情况的来信，批评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来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送阅。他还再三嘱咐办信的同志一定要保护来信人，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要动不动就把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民来信当作反动信件处理。田曾将自己的这个意见专门向毛作了口头报告，得到他的批准。在“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的上述正确主张和做法，都成了“反党罪行”，被当作一条“信访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批判。

党中央部门的信访工作，从 1949 年初创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经田家英和中办秘书室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一套比较科学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为党的信访工作奠定了基础。

① 例如，柳亚子在 1949 年 5 月 5 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

朱总司令、田秘书，该宴极欢。”（见《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 363 页）

② 这个重大决策，在解放初期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安定民心，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有入对此政策未能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却把它同后来的“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等弊端挂起钩来，加以全盘否定，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