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外人口的移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1985 年国务院决定将珠江三角洲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珠江三角洲吸引外资条件好，地理上， 三角洲基本上和港澳连成一片，向来是香港的腹地。三角洲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正好成为香港中、小企业的救命良药。因为在当时东亚四小龙兴起

（港、台、南朝鲜、新加坡），国际市场竞争强烈，香港地狭民富，地租贵， 工资高，中小企业难于承受，有破产危险，而台、朝、新都有大量腹地可用， 三角洲开放，正好解决香港企业的厂房和劳动力问题，于是争相投资，建“三来一补”企业（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加工及补偿贸易）。今天不少香港小厂商得以发展成为大厂，即因投资三角洲所致。香港工业是以中小厂商为主，故三角洲开放对香港繁荣稳定，作出了贡献。

“三来一补”企业也适合当年三角洲情况，对三角洲乡镇企业兴起，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情况，以深圳所在宝安县为例，1952—1979 年人口只增加 3.8 万人（全县人口 33.6 万），年增长率 0.5％，这里是人口密度最小的县。原因是经济落后，交通阻塞（半山区），青壮年大量外流香港，女多于男（比例为 100：85）。工业发展上是“一穷二白”，且人口素质低，就业难，生活难。吸引中小厂商正好解决了上述问题，即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解决当地温饱、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资金累积（包括外汇）等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一般万人工厂需要服务人员 1.5 万（饮食、住房、学校、医疗、邮电等等），服务人员又可激发手工业发展（各类维修、小工具等），手工业工人也要求有相应服务人员，于是连锁反应，结果可形成 3—5 万人口的小城市， 促使人口剧增。如以深圳为例，1981—1985 年期间，兴建特区，在罗湖建商业区时，曾吸引外地劳动力大军 40 多万，比市民还略多，即因投资各类高层建筑（12—53 层）200 栋于 2 平方公里土地上所致，由此还引发各种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最后由国家直接压缩基建投资才得解决。1989 年外地劳动力仍占深圳市人口 1/3，33.2％。广州市 1986 年外来劳动力即达 57 万人，占就业市民人口三分之一。可见城市发展吸引外地人口移入加速。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也使大量劳动力移入三角洲。但劳动力仍感不足，且缺口不断扩大，如广州每年需要的 40 万建筑工人就只能在区外各县招募。三角洲向外地招募劳动力远达四川、浙江、湖北等省，近省桂、湘、赣等更是经常招工的地区。现在各地乡镇多已有外地劳动力移入，多选择年青力壮的未婚男女青年，具有中、小学文化水平的为主，且多属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推动了三角洲经济的发展。如顺德县外来劳动力有 76864 人

（1989），以广西，湖南，四川省人为多。广州主要为湖南、四川、广西、湖北人。外来劳动力将是三角洲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也存在问题，他们多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干“脏、累、重”工作，收入少，居住条件差，并且常受雇主剥削，应加改善。移入原因是三角洲工资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比劳动力原住地高出 1 倍或更多（3—5 倍），生活条件（交通、教育、医疗、购物、文化生活等）也比原住地好，但和当地市民相比确相差很远，使城市景观呈二元化，即现代繁荣区和贫民区已开始形成。近郊区形成环带状包围城市的外来劳动力居住区，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出现。简易住房区（棚窝） 是超生、娼妓、作案、非法占地、违章建筑等经常发生的地方，应加强领导

和管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也应立法管理、保护外来劳动力合法权益，流动人口也应与常住人口同列入规划之内，以消除当地市民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心理。

流动人口在三角洲有如下特色，外地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春节前后“春运期间”，1 天人口可达 7 万到 11 万人（火车，1992），全期达 180 万人；香

港澳门探亲估计为 20 万人以上；平时探亲人流约 300 万人次；旅游系统，1987

年深圳接待国外游客 41 万人次，国内 126 万人次。广州国外游客 268 万人次，

为全国首位，国内游客 1200 万人次；澳门游客为 551 万人次；香港游客达

450 万人次；香港和内地间旅客达 3010 万人次；内地和澳门间旅客 1000 万

人次；香港至澳门间为 510 人次。港澳和三角洲间学生、工作人员来往亦以万计，故需建立高速公路和超速火车来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