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一、湖北的白莲教起义

十八世纪末，清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终于爆发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次规模巨大的起义，历时九年半，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等五省，严重地打击了清王 朝的统治。

川、楚、陕三省边境，是一片崇山峻岭、广袤辽阔的森林地带。它的范围，包括由陕西南部至湖北西北部的“南山老林”，以及由陕西、四川和湖北交界的“巴山老林”。①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无业流民麕集之处。“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垦，络绎不绝”。②三省交界的老林地带，“万山丛杂，界连川楚，袤延千余里。各省就食贫民，挈眷前 来，依亲傍友，开垦山地，所在多成村落，五方杂处， 良莠不齐”①。流徙迁入的贫苦人民“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②他们“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斗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椽；否则仍徙他处。”③因为他们伐木支椽，搭棚栖身，故统称为“棚民”。老林区可供开垦耕地甚少，所以他们“除种地以外，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雇工为生”，“佃户散布岩谷雇作，去来棚厂”④，既是佃户，兼作雇工，或者时佃时佣。有些厂坊，雇工数百、数千甚至上万人不等。如南山老林大园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四千”，“林内开设木厢，冬春匠作背运佣力之人，不下数万”。铁炉规模，“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⑤四川开县盐井厂，“所用夫匠水陆运煤及商贩运背之人， 井旺时日以万计”。⑥这些人生活极不安定，雇主遇“山内包谷值贱，则厂开愈大，人聚愈众；如值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而既聚之众，不能复散。”⑦

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积聚着人数众多的农民（佃户、山民、棚民）、无业游民（长江一带失业水手，被侦缉的私盐贩卖者）和当地的啯噜党等⑧，

① 据《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疏》中记载：“由陕西略阳、凤县迤逦而东，经宝鸡、郿县、周至、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脉，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逦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溪、房县、兴山、保康，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

②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兴安升府疏》。

①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二十八，秦承恩奏，嘉庆二年二月十四日。

②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疏》。

③ 同上，卷十一《策略》。

④ 同上，卷十四《老林说》。

⑤ 同上，卷九《山货》。

⑥ 同上，卷九《山货》。

⑦ 同上，卷九《山货》。

⑧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清政府攻打大小金川失利，败兵渍入老林，加入啯噜党，形成一股势力。

他们不仅身受地主、雇主的残酷剥削，并遭到种种超经济压迫。当地的差役、讼棍、地痞等，“无风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附和为奸。如今日檄令查某案，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遥远，山民受其凌辱，无可告诉， 无为申理”⑨，往往逼得 人们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很快会群起响应。“楚之房、竹、兴、归，蜀之保宁、绥定，秦之兴安、商州，教匪滋事时，各郡均有附从之众”。①如果说，乾隆末年，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那么川楚陕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贫民聚集，矛盾尖锐，而统治阶级的控制却相对地薄弱，自然地成为起义斗争的基地。

乾隆统治后期，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各地的活动更加活跃，它的支派很多，名目不一。大多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宣传“弥勒转世，当辅牛八，入教者可免诸厄”②。“地方有传教之人，久之引诱渐广， 村落中则乡约、客头吃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吃教。所用稽查之人，即为教中之人。教首窜伏大村庄，互相蔽护，难于拘捕也。”③这一期间，自莲教活动的特点，已经从秘密传教逐渐转向公开传教，从宗教活动逐渐转向组织群众斗争。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创立混元教（白莲教支派），传经授徒，提出“换乾坤，换世界”等具有政治内容的口号。第二年三月，混元教被清政府破获，樊明德被捕，惨遭杀害，樊的弟子王怀玉逃脱，王怀玉的弟子刘松则被遣戍于隆德县。一七八八年四月（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刘松与其弟子刘之协把混元教改名三阳教，将《混元点化经》改为《三阳了道经》，推刘松为老教主，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扬言入其教者，可免水火刀兵之灾，继续传教授徒。一七八九年三月（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刘之协因感力量单薄，前往湖北襄阳，吸收原收元教教首宋之清加入三阳教。

宋之清系湖北襄阳人，原为收元教教首孙贵远的三传弟子，一 直在湖北、河南交界秘密传教。转奉三阳教两年后，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 又发生分裂。“宋之清因传徒日多，不肯将敛得银钱，与刘之协、刘松分用”， 并以“刘之协从未将牛八与其看过，斥为虚词哄骗”。于是，另创西天大乘教，“另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称为真弥勒佛转世，并以李三瞎子之子名叫卯金刀、小名又叫卯儿，将来必定大贵，将刘之协教内之人尽行勾去”

①。“以李三瞎子为弥勒转世，李卯儿为牛祖（即牛八）”②。宋之清手下有

齐林、宋显功、伍公美、冉文俦、樊学鸣、李成贵、高成功、孙赐俸、宋相、萧贵、薛国玺等精明强干的弟子，分赴各地，广为传经，各自收徒，开始了反清斗争的准备工作。西天大乘教的活动深入到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广大地区，成为白莲教一支颇大的力量。

参见《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平定教匪总论》。

⑨ 《洋县志》卷四《风俗》。

①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平定教匪总论》。

② 关于白莲教的思想和组织情况，请参阅本书第八章。

③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① 《军机处录付奏折》革命运动类，《习教》卷号 49—52（2），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阿桂等奏。

② 《军机处录付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福宁奏。

与此同时，即乾隆五十七年三月，收元教教徒王应琥与其师艾秀，扬言弥勒佛转生河南无影山张家，扶助牛八起义，大力发展收元教，在湖北、四川边界地区发展很快。

很明显，当时白莲派各支派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满足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反清愿望，树立起一个“弥勒佛转世”和一个“牛八”，表示坚决“反清复明”。刘松、刘之协的混元教，宋之清的西天大乘教，王应琥的收元教，这三个白莲教的支派，都在楚豫川陕地区活动，各有自己的弥勒佛转世和牛八，反映了组织上的分散性。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在宗教活动中注入反清的政治内容，从而使白莲教各教派具有推动农民起义的重要作用。此后，在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民间宗教竞相传播， 一呼百应，加入者日众。

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及其鲜明的反清性质，直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一七九四年七、八月（乾隆五十九年六、七月）间，清政府在陕西兴安府地区破获西天大乘教组织，逮捕重要骨干萧贵、萧正杰、薛文斌、张大用等六、七十人。接着在四川大宁县破获收元教组织，逮捕骨干分子谢添绣、谢添锦、萧太和、谢添明、唐国太等九人。奏折飞报朝廷，乾隆帝立即下旨，“调补河南巡抚（福宁）⋯⋯接奉此旨，务即驰赴河南⋯⋯彻底根缉，按名拿获，⋯⋯勿使漏网；湖北省著专交毕沅，查照折内各犯，按名缉获，从严究办；陕西省著专交秦承恩，亲赴该处一体督缉，该督抚等务须设法购线跟踪◻缉，将案内各犯全数拿获，毋使一名漏网，倘不能搜查净尽，别经发觉，惟该督是问”①。于是，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甘肃等省，掀起了搜捕白莲教的恶浪。

一七九四年九月（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中旬），清政府在湖北先后逮捕西天大乘教教首宋之清以及齐林、樊学鸣、宋相、伍公美等一百多人。十月四日（旧历九月十一日）又在房县石岭沟捕获收元教教首王应琥以及廖勇富、王应凤等数十人。在河南，西天大乘教的主要首领宋显功、高成功、张思瑶等也相继被捕。十月上旬（九月中旬），清政府在陕西捕获三阳教老教主刘松及其子刘四儿。十一月，在安徽逮捕了三阳教的“牛八”王双喜以及教首刘之协的母、兄、妻子等数十人。三个月之间，白莲教支派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其主要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部分被捕。著名首领刘松、宋之清、王应琥、齐林、樊学鸣、宋相、伍公美、萧贵、谢添绣、韩陇、刘四儿等全被处死。王双喜被发遣黑龙江为奴，后被杀害。

这一疯狂搜捕和血腥杀戮，祸及数省地区，广大贫苦百姓面 临厄难。各地官吏，更视此举为囊括民脂民膏的大好机会，“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①“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②湖北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在荆州、宜昌，逮捕百姓数千人，“凡衙署寺庙，关锁全满，内除富家，吓索无算，及赤贫者按名取结，各令纳钱若干释放。其有少得供据者，立予惨刑，至以大铁钉钉入手掌于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足骨立断。若情节尚介疑似，则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载至一二百人，堆如积薪，⋯⋯未至而就毙大半，浮尸于江，

① 《高宗纯皇帝圣训》乾隆五十九年八月甲戌。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七十二，嘉庆五年八月乙丑上谕。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梁上国：《论川楚教匪事宜疏》。

余全殁狱中”③。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向民间挨户搜查，百般威逼，“凡有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赃私狼藉，民怨沸腾”

④，加之当时在贵州东南部和湖南西部爆发苗民大起义，清政府加紧对川、湘、

粤、黔等省的控制和剥削。“苗氛不靖，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已”⑤， “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不肖官吏，更从而奉一派十，渔利侵肥”⑥， 造成大批人民的贫困破产，流离失所。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白莲教以“官逼民反”为号召，起而反抗清朝的镇压。一七九五年，湖北各地的白莲教首领密商决定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即一七九六年四月十七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在各地同时发动起义。为了进行准备，荆州地区的枝江、宜都两县白莲教徒，以防苗为掩饰，制造刀枪， 搬运和屯积粮食，缝做红白衣帽，被当地政府发觉，赶往捕拿。教徒们不得不起而反抗，他们在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的率领下，于二月十五日（嘉庆元年正月初七 日）起义，据守灌脑湾，比原定的起义时间提前两个月。近邻宜昌地区的长阳、长乐两县教徒，在林之华、覃加耀的率领下，立即响应。各地白莲教组织，闻风而起。三月间，杨起元、熊道成、陈德本等攻占当阳县城；曾士兴等攻破竹山、保康两县城；杨子敖起于来凤之小坳；谭贵起于旗鼓寨。四月，襄阳地区的白莲教组织奋起抗清，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高均德、齐帼谟、张添伦、王光祖等“聚万人， 屯黄龙垱”①；还有楚金贵、鲁维志起于孝感的胡家砦。一时，汉水两岸，义军蜂屯蚁聚，声势浩大。据记载说：“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月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②。数月之内，南至四川酉阳、贵州青溪，北至河南的邓州、新野，在湖北西部的五府（襄、郧、荆、宜、施）一州（荆门州）之内，燃起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冲天火焰。各路义军，“所在充斥，多且数万，少者数千人”③。其中，尤以襄阳黄龙垱一支最为强大，首领王聪儿，是齐林的妻子，齐林被捕杀时，她藏匿于郊外青莲庵中，幸免于难，起义时，被群众推为总教师；另一首领姚之富，是杰出的宣传家、组织家，他和儿子姚文学，长期奔走于鄂西北山区， 宣传和组织群众，“其辗转传授，亦只各知其师，同教者不能一一认识。起事时，或以稍裕之家，或以强健之人，即各推为头目，每处三、四、五人不等，均称为掌柜的。又供出姚文学并其父姚之富系从前在此一带初倡传教者， 称为老师傅。今年二月，姚之富、姚文学父子俱来保康说，现应起事避劫之时，姚文学即住房县、竹山一带传信，各集匪徒起事，姚之富即回襄阳原籍。是郧属竹山、房县、保康一带，竟系姚文学、姚之富父子为首恶 也”①。襄阳起义后，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义军于五月六日（嘉庆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③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给事中谷先生家传》。

④ 《清仁宗实录》卷七二，嘉庆五年八月癸丑上谕。

⑤ 《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九洪亮吉：《征邪教疏》。

⑥ 《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梁上国：《论川楚教匪事宜疏》。

① 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续编》卷九。

② 同上书，卷二。

③ 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

① 《军机处承付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第 1946 号（2），祁中耀、曾世兴供词。

焚烧吕堰驿，并进攻樊城，“襄阳贼数万，最猖獗，界连河南。贼首姚之富、齐王氏（即王聪儿）、刘之协皆在其中，为四方群盗领袖”②。

湖北各地自莲教纷纷起义，清政府急忙调兵遣将，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相继出动，赴各地镇压。清廷又命都统永保为总统，前四川总督侍卫鄂辉、前西安将军侍卫舒亮为领队大臣，调遣陕西、广西、山东兵五千人联合会剿。经过最初半年多的时间，毕沅率领的清兵“围当阳数月不下”，惠龄率清兵“剿枝江贼亦无效”。正如毕沅奏报中所说的： “官兵先后杀贼不下数万，而贼起益炽。”③清廷又加派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率兵二千赶来镇压，同时赦免在湖北、河南的蒙古“窃马谪犯”， 将其编为骑兵，协助清兵作战。

六月，白莲教势力控制了归州、巴东、安陆、京山、随州、咸丰等地。等到清兵由樊城分攻吕堰、双沟时，起义军已分道出随州、安陆、钟祥，进逼孝感，同孝感白莲教相呼应。当时，起义军的锋芒东距军事重镇汉阳仅百里，迫得清政府宣布“武昌戒严”。只因大雨滂沱，义军受阻无法前进。七月，清兵救援孝感，自莲教军“蚁聚数万，总统永公保屡为所败，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④。清政府又从湖南抽调两万正忙于镇压苗民起义的清兵，驰援湖北。

除了从各省调来的清军以外，当地的地主富户也纷纷组织团 练乡勇，他们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凶狠残酷，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反革命力量。据将军明亮的奏报：“湖北教匪，滋事蔓延多处。各府县于官兵未到之先，均各团聚乡勇，以资捍御。富绅大户亦各自纠集，保护村庄，或奋勇杀贼，或助官兵声势，于地方诚为有裨”①，又据总督毕沅的妻报：“绅衿士庶，无不齐心杀贼。臣令各属招集乡勇，或愿保守村庄，或愿从兵打仗，俱听自便”②。这些地主武装协同官军作战，搜捕教民、防守村镇关卡，极为卖力，例如：为了阻止汉水两岸的起义军会师，需沿江驻守，可是汉水千里，处处可渡，官军不敷分守，清朝政府“劝谕绅士人等，厚集精壮乡勇，多则一二千名，少亦数百名，分头把守”③。光化、老河口一带，“迤上迤下，卡勇林立，查有四千余名，声势颇为壮盛。其谷城、均州水陆各要隘，每处俱有乡勇六、七百名，一、二百名不等”④。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一开始就给白莲教起义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严重地削弱和牵制着起义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场大起义中，站在一方的是贫苦受压迫的信教群众，站在另一方的则是官府和各地的地主，这场披着宗教外衣的战争，实质上是阶级之间的大搏斗。

白莲教起义一开始，就表现出农民小生产分散保守的弱点。虽然起义犹如雨后春笋，争先萌发，表面轰轰烈烈，但派支繁多，互不统属。州府与州

②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此处魏源误记刘之协在襄阳起义军中。其实，刘立协已于乾隆五十九年秋离开襄阳。起义时，他并未参加“在新野、邓州闲散地方同教的人家藏躲”（见《剿捕档》，编号 1679（一）刘之协供单）。

③ 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

④ 昭梿：《啸亭杂录》卷四《孝感之战》。

① 《军机处录付奏折》农民运动类，卷号 1961（1），嘉庆元年七月初八明亮奏。

② 同上，卷号 1928（ 4），嘉庆元年三月十一日，毕沅奏。

③ 同上，卷号 1955（3），嘉庆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毕沅奏。

④ 同上，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 1986（8），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汪新奏。

府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几股起义军之间，主要是独立行动，各自为战。起义之初，军事上大多采取消极防御，盘踞县城或山深林密的山寨中，株守一隅，不主动出击，缺乏灵活性。起义军的这种状态，恰好为清兵各个击破提供条件。一七九六年三月，义军首领、原枝江地主聂杰人投降被杀。自八月 以后，陕甘总督宜绵、提督庆成所部破竹山、保康，义军首领曾士兴等被杀；四川总督孙士毅所部攻陷来凤小坳，义军首领杨士敖等被杀； 湖广总督毕沅、西安将军舒亮攻当阳，义军首领杨起元、熊道成、陈德本等被杀；九月，湖北巡抚惠龄所部攻陷枝江，首领张正谟在清兵围攻灌湾脑时被俘杀；代四川总督福宁与荆州将军观成所部破龙山旗鼓寨，首领谭贵被捕。福宁用欺骗手段坑杀放下武器的义军二千余人。十月，福宁、惠龄移师榔坪， 败林之华、谭加耀的起义军。十一月，惠龄所部清兵，于凉山剿灭由谭正潮率领的枝江起义军余部。至此，湖北各地白莲教起义多被镇压下去，队伍被打败打散，剩下的“北惟襄、邓，南则归、宜，势渐蹙”。①起义军初起，组织不严密，缺乏作战训练，又没有精利的刀枪火器，和清军硬拚，或死守据点，总是被动失利。唯有襄阳的起义军，和其他各支起义军不同，他们并未据守一城一地，从一开始就在汉水以东的广大地区回旋活动。八月间，起义军集中在钟祥一带，清军从四面八方合围，起义军鉴于硬拚或困守都无益， 遂于十月并力向北突围到双沟，又在陈家河设下埋伏，清兵追至，“两旁林内，隐藏贼人，直前舍死，持矛扑入大队，与官兵搅为一处，短兵相接”②， 清兵大败，起义军北走鄂豫陕边境。义军的领袖们在战斗中逐渐摸索到战争的规律，认识到采取流动作战的必要性。姚之富再三告诫部下：“断莫与官兵接仗，遇见时即四散奔走，总要官兵不知我们出没才好。”又说“倘要遇见，即行分散，各领一股逃窜。俟官兵赶逐疲乏之时，再拚死上前抗拒，若敌不住，再逃不迟”③。事实证明：这种“敌来则走，敌疲则打”的流动战是以弱胜强的正确战术，所以，起义一年之后，湖北各支义军相继失败，而襄阳义军岿然独存，驰骋于广大地 区。并且，襄阳义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有了一定的进步，由于史料缺乏，我们目前对白莲教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和组织状况尚难详细叙述，但档案中现存起义军的告示，申明十条纪律，要求“经管头目，务须严加管约弟子，毋许一人滋事”，“弟子住扎营房，各归各营， 毋许乱营混杂”，“毋许酗酒撒泼，偷窃物件”，“出阵斗勇，务须奋勉踊跃，争先上前，毋许一人退后”，“阵前遇有老人，毋许斩首，或遇幼男小女，亦毋许斩决，遇有妇女，毋许奸淫，违者立斩”，“出阵回营，务须清点弟子数目，毋许脱逃”等等。从这个告示可以看到：白莲教起义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明确斗争的目标，整顿组织，严申军纪，因此在战斗中锻炼出一支比较坚强的队伍。许多战士信仰坚定，作战勇敢，视死如归。据清朝将领的奏报中说：“此等习教之人，冥顽不灵，仍固结不解。即生擒各犯，无不凶悍，察其就戮情状，亦无悔心”①，“贼匪犹愍不畏死，

①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②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十八，嘉庆元年九月十九日永保奏。

③ 同上书，三十一卷，嘉庆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惠龄奏。

① 《军机处录付奏折》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 1978（8），嘉庆二年十一月初八日额勒登保、福宁奏。

分投冲突，妇女儿童，亦手执刀矛助势，实出情理之外”②。许多起义军被俘后，在敌人的严酷刑讯下坚强不屈，“诘其姚之富等现在何处，据供不知， 只求快杀。再三严讯，该犯惟闭目不语，加以重刑，终无一词”③。由于襄阳起义军作战英勇、纪律严明、指挥得宜，而又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因此， 清政府虽然集中很大兵力，却不可能捕捉和扑灭起义军的主力。

一七九七年二月（嘉庆二年正月），起义军分三路进入河南。一路王廷诏、高均德等攻下叶县的保安驿，又围清兵于裕州，折而西入陕西；一路李全、樊人杰等活动于鄂豫边的信阳、应山，转奔豫西浙川、卢氏；一路王聪儿、姚之富等袭南阳、攻嵩县，又折回湖北郧西， 在煤炭坡歼灭惠龄指挥的清兵。起义军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大，路线越来越长，队伍十分灵活，“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牵我（清） 兵势”①。清兵长途尾追，疲惫劳顿。而且，义军所到之处，群众涌跃参加， 队伍迅速扩大，据清朝官吏说“陕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愚民无知，已被奸匪勾引，执迷不悟，形同疯癫。此番各股贼匪窜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甚至携带刀矛，误到官兵营盘， 尚称寻觅某师傅。见人则口念咒语，合掌叩头。山阳县属，山僻村庄，邪教尤多，竟有自焚其屋随去者。邪教煽惑，一至于此，极堪痛恨”②。

白莲教起义军流动作战，灵活矫健，越战越强，队伍日益壮大。清军被牵着鼻子在大山丛林中乱转，疲于奔命。清朝将领惊呼：“邪匪滋事以来， 蔓延四省，辗转两年，处处有贼，处处需兵，负固则经年累月不能克，奔窜则过都历郡不能御。”“贼之往来可以自如，我之进退反不能自主；贼分而我兵不得不分，贼合而我兵不能复合；⋯⋯贼愈杀而愈多，⋯⋯兵日添而日少。⋯⋯贼势益张，兵气益喂，日延一日，事恐不可问矣。”③清兵害怕在流动战中被消灭，只敢合兵尾随，不敢分兵堵击，行动迟缓，观望避战。清廷上谕中指出：“闻各路剿贼，名为绕截，其实畏贼远避。民间有‘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之语。又闻有‘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一语”④，这是清朝兵将懦怯无能的自供状。

一七九七年春，起义军活动于陕西南部的秦岭山区。五月，王聪儿、姚之富与王廷诏、李全等三路义军会师于镇安，在表带铺击败清军，毙清朝护军统领阿尔萨瑚等，接着又在王家坪设伏，重创清军。六月，起义军由汉阴、石泉直趋紫阳，强渡汉水。当时任清军统帅的惠龄奏报：“黄龙珰西窜之贼， 在紫阳县之白马石抢船渡江”（旧历五月十二日），并有“钱万正等⋯⋯为贼雇船偷渡，⋯⋯张三清为贼渡送妇女老幼。”①紫阳白马石等处，居汉水上游，水深不过三、四尺，船只只载义军中的老幼妇孺，其余多系骑马浮渡， 身体强壮的战士，每两人挽手划水而过，甚为壮观。直到襄阳义军渡江五天后，惠龄才率兵姗姗而来。起义军顺利渡过汉水，为进军四川铺平了道路。

② 同上，农民运动类，卷号 1935（6），嘉庆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永保奏。

③ 同上，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 1991（5），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惠龄奏。

①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② 《军机处录付奏折》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 1989（6），嘉庆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庆成奏。

③ 《戡靖教匪述编》附录：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④ 《戡靖教匪述编》卷四，嘉庆四年正月上谕。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六十九《兵事三》。

清朝最高统治者又急又气，大骂“惠龄等竟已放贼全数偷渡汉江，尚敢◻颜陈奏，无耻之至。惠龄、恒瑞、庆成、柯藩、艾如文均着传旨严行申饬”②。惠龄被“夺官衔、世职、花翎，易宜绵总统军务，降惠龄为领队，听节 制”

③。

襄阳起义军渡过汉水以后，七月，又重新分兵三路进入四川，穿越大巴山区，到达通江、达州。这时，四川的白莲教已响应湖北义军，纷纷起义， 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被清军分割包围，形势危急。襄阳起义军到来，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击败清军，声势大振，战局顿时改观，从此，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