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明 清 史

第八章 清代的阶级结构和十八世纪前期的阶级斗争第一节 阶级和等级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分属于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阶级的结构、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彼此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各阶级的地位、利益、特性，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力量对比以及盛衰兴替，才能够深入理解阶级社会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而不致被各种纷乱繁杂的历史现象所迷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

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这是区分阶级的主要标志。因为，它决定着各个社会集团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居于统治地位。它们利用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可以去占有、掠夺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果实，使社会分裂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大阵营的对立。人们的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他们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

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封建社会的历史， 围绕着这一基本轴线而展开。但是地主阶级内部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和意志，或相勾结，或相争夺。在农民内部也有自耕农、佃农、雇农以及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区别。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之外还有商人、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游民、贱民、奴婢等等。

在古代，众多的阶级、阶层错综地、层累地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多层阶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常常表现为复杂的等级制度。就象《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 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①。列宁也说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以及农奴制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社会划分为阶级， 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②。

所谓“等级”，是由国家以诏旨和法律的形式允准和承认的、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的经济、政治地位大相径庭，即使同一阶级内的各个等级也不是平等的。专制皇帝处在多层的等级宝塔的尖顶， 他的地位至高无上，权力无限膨大，生杀予夺，“天下莫予毒也”。在他一人之下，清代社会的最高等级是皇室、贵族和官僚，尤以满蒙贵族最为显赫。清朝的皇族，凡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清朝追尊显祖）的直系子孙，都是宗室，系金黄色带子为标志，称黄带子；塔克世叔伯兄弟的旁系子孙，都是觉罗，系红色带子为标志，称红带子。宗室、有功者得封爵，爵位依次为和硕

¹ ①《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第二卷，第五八七页，《卡尔·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一页《共产党宣言》。

② 《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九十三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注文。

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无爵位者称闲散宗室。有清一代，世袭王爵罔替的有十二家，即开国初期的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亲王（硕塞）、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托）。其后，康熙子允祥封怡亲王、道光子奕封恭亲王、奕封醇亲王， 还有乾隆子永璘封庆亲王，其孙奕，清末封亲王，加世袭罔替。这十二家各以特殊的功勋和其它缘故，世袭亲王。其它亲、郡王则世降一等。膺封王、公等高级爵位的还有许多满蒙贵胄，或以姻亲，或以功勋。汉人自三藩叛乱后，无封王者，封爵依次为公、侯、伯、子、男。这批王公贵族，得到朝廷的恩荫赏赐，拥有富厚的家财，田连阡陌，奴婢成群，他们是社会的统治者和寄生虫，但应该指出：宗室觉罗、贵族功臣的末裔旁支，封爵递降，日趋衰败没落，他们虽然还保留着黄带子、红带子的身份，名义上享有特权，但大多数人谋生无术，坐吃山空，穷困潦倒，和普通的旗民情况相同。

还有一批职位较高的现任官吏与退职官吏，他们席丰履厚，财多势大， 为官则营私玩法，居家则鱼肉乡里。这些人构成官僚集团，与贵族世爵一样， 属于高高在上的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在法律上、礼制上，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平民百姓。还有各地的绅衿，虽未出仕，可是或者祖辈是官僚，或者捐纳得虚衔，或者考上了秀才、举人，他们在诉讼和纳税方面也有一定的特权。总之，贵族、官僚、绅衿一般拥有较多土地，依靠政治势力，巧占豪夺，官爵越高，财富也就越多。

从根本上说，清政府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同这类拥有特权的地主、官僚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贵族、官吏、绅衿地主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才能够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而清政权也把这批拥有特权的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需要赢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可是，特权地主暴虐不仁，贪得无厌， 为非作歹，常常激起人民的反抗，扰乱地方治安。有时，他们的势力膨胀， 又会削弱清朝中央的统治，影响、减少政府的税收。因此，清政府和他们又有一定的矛盾。清朝允许贵族、官僚、绅衿们享有法定的权利，但又采取某些抑制政策，限制他们的法外权利。如：禁止官绅暴力夺田；规定官员生监只免本身一人之丁银；限制他们优免赋役的范围；惩办拖欠钱粮的缙绅地主； 禁止乡绅压佃为奴、压良为贱；禁止私置板棍、擅责佃户等等。因此，贵族官僚地主和绅衿地主的权利和势力比明代大为削弱。当然，清朝的限制措施是很不彻底的。缙绅大户欺压农民以至欺压庶民地主的事例，层出不穷。农民遭到“大户苛派诈害，不啻几上之肉”①。官府收取田赋时，也往往“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②。

与贵族、官僚、绅衿地主并存的是大批无特权的庶民地主。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再加上在清廷奖励垦荒的政策下，这类庶民地主有所发展。清初，农村中一些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佃农，从明末特权地主的暴力掠夺和赋役转嫁的压迫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经济地位上升。他们起初，或因劳动力较多较强，或因耕作经营得法，或则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零星地积累财富，购进土地，由贫到富，由小到大。当他占有的土地超过自家劳动力所

① 《乾隆溆浦县志》卷九，第二页。

② 《乾隆桐乡县志》卷七，第二页。

能承担的界限时，就雇工耕种，或出租土地。量变终于引起质变，他的阶级地位也就发生变化，从自食其力的农民变成为剥削他人的地主。清代的文献资料中，有“力田发家”的记载，所谓“力田”，往往不仅仅依靠自家的劳动，作为地主阶级，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总是要剥削佃农和雇工的剩余劳动的。但这些地主，起初也是贫穷农民，有许多是从外地流徙到异乡垦荒谋生的，他们并没有政治特权，却能勤苦力田，节衣缩食，积攒余钱剩米，逐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发家致富。当然，能够上升为地主的农民仅是极少数， 而大多数农民则在两极分化中更加贫困化。清代前期由于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劳动力较强的农家易于扩大种植面积，因此，庶民地主有较大的发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清代文书契约、鱼鳞册、编审册、分家文书中，有大量的中小地主，占地在一百亩上下。他们主要是依靠经济力量购买土地，由于财力所限，每次购入土地的数量不多，土地累积的速度较慢，往往要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方能积聚大批的土地和财富。他们和贵族、官僚、缙绅地主依恃政治特权，鲸吞土地、迅速发家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类庶民地主，加上商人、自耕农、佃农、手工业者、士兵等人，在清代法律中都称作“凡人”，也就是俗称的“平民”、“百姓”。它是人数最多、内涵极为复杂的等级，也是清朝主要的纳税者、服役者和统治对象。“凡人”中既包括象庶民地主那样的剥削者，又包括大量的劳动人民。所有“凡人”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彼此没有隶属依附关系。“凡人”中的剥削者并不享有国家赋予的特权，“凡人”中的被剥削者从法理上说享有人身自由，并有应试科举、担任官职的权利；但实际上，“凡人”中的各种成员经济条件很不相同，地主富商在政治上和贵族、官僚、绅衿一鼻孔出气。清政府实行捐纳制度，地主富商可以捐银纳粟，买得一官半职而跻身于绅衿之列。

清代的租佃制日益发展，佃农是人数众多的基本劳动者。在 我国的地主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并不紧密地附着于土地，清代的佃户一般可以离开土地， 自由迁徙。流民力田觅食，律无禁条。地主阶级虽拥有地权，却并不能任意支配承租其土地的农业劳动者。佃户与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松弛。佃户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而在政治上、法律上与庶民地主一样，同属“凡人”。他们之间应该是收租者与纳租者的契约关系。清律上规定：佃户与地主“平日共坐同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并无主仆名分”。当然，由于佃农在经济上贫穷无力，因此社会地位必然低下。在实际生活中，地主拥有不同程度的超经济特权，欺压凌辱佃户的行为，习以为常， 极为普遍。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河南巡抚田文镜鉴于绅衿地主视佃户为奴隶， 私刑拷打，淫其妇女，佃民饮恨吞声，地方官徇私纵虐，弊害甚深，请求朝廷立法禁止。后由吏部、刑部议定限制地主虐待佃户的条例。雍正皇帝在同意这一限制的同时，提出应防止佃户拖欠地租和轻慢地主。最后，吏部和刑部议定例文如下：“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①，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参者，俱交部分别议处。

① 所谓“违制律”，指《大清律例》吏律、公式、制书有违律：“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故）违（不行） 者，杖一百”。

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②。这是清代封建法典中明确规定的主佣关系的准则。它的前一段，禁止绅衿仗势责打佃户、奸占妇女，保护佃户的人身不受随意侵犯，削弱了地主阶级超经济强制的权力，使主佃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它的后一段又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尊严，以政权力量勒追拖欠的地租，保障地主阶级法定的剥削 权利，保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

清代法律中，低于“凡人”的还有“雇工人”和“贱民”。“雇工人” 不是自由的人，它对雇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法律上，雇主与雇工人犹如家长和子孙卑幼的关系，雇工人服从雇主的使唤，不得违犯“教令”， 其劳动带有一定程度强制的性质。清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雇佣关系遂渐普遍，不断地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其应用的范围渐趋缩小，使大批农业雇工摆脱了“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而以“凡人”科断，向着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过渡①。

清代，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贱民”。民、军、商、灶，称为“四民”， 其下还有贱民。“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区分良贱是重要的等级界线，是待人处事的原则。

“贱民”中最低层的是奴婢，清代社会虽然已经发展到封建的后期，但奴隶制残余仍很浓重，蓄奴养婢之风极盛，“仕宦之家，僮仆成林”②。奴婢的地位最低，没有人身自由，只能听凭主人的役使虐待，和牲口一样。所谓“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清代奴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入关前后战争中所获的俘虏；二是入关以后汉人投充为奴；三是有罪发遣为奴；四是贫民卖身为奴。清初，前两种占极大数量，到后来，典身卖身成为奴婢的主要来源。如《红楼梦》中晴雯、袭人、鸳鸯以及芳官、龄官都是价买来的丫头和伶人。当时，为供应达官贵宦人家对奴婢的需要，出现了专门贩卖人口的职业和市场。如“苏郡有等囤户，见穷人家女儿，即行谋买，在家蓄养，贪得多金， 卖与远省为妾为婢。离人骨肉，陷人终身，莫此为甚”③。有的地方，每逢集期，“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④，也有的地方，因水旱灾荒， 贫苦人家不得不鬻儿卖女。如康熙二十年，“大同、宣府等处，连岁荒败，贫民卖鬻男女，幼稚不过数百文，丁壮不过银一二两，闻者伤心。⋯⋯大车小车，络绎而来，辗转贩卖”⑤。还有的地方，贩奴活动很猖獗，人口贩子组成集团，勾结官兵胥吏，施用拐骗、绑架、掠夺手段，明目张胆，为所欲为。如四川，“有一种棍徒，名为土豹， 聚数十人，抢掠妇女。用棉塞口，装入口袋，背负而奔，号为开堂子。由川江用船满载，掠往湖北贩卖。所过关口，长随胥役，得钱私放，路人目击不敢过问，州县虽知，亦皆缄默”⑥。

奴婢和雇工人都是被编制在宗法家长制体系下的受压迫者，而奴婢的地位更加低下。家长与奴婢之间具有严格的“主仆名分”。不仅家长个人，而

② 《大清律例通考》卷二十七，第四十四页。

① 参阅本书第一册，第三五六页。

② 《朝隆光山县志》卷十九。

③ 《玉华堂两江示稿》第五十七页。

⑤ 《内阁大库档案·都察院缮御史条奏满汉册》。

⑥ 《清实录》嘉庆朝，卷九十七，七年四月。

且家长亲族中的全体成员都是奴婢的主人。主仆之间，不但是终身关系，而且延及子孙。除了婢女可由主人自纳或赠人为妾外，奴婢不能和良人结婚， 良贱之间有不能逾越的壁垒。奴只能与婢相配，所生子女为“家生子”，仍是主人的奴婢。统治者为了便于奴役奴婢，炮制了一套主奴关系的歪道理。雍正说：“夫主仆之分，所以辨上下而定尊卑，天经地义，不容宽纵。⋯⋯ 夫主仆之分一定，则终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赖其生养， 固宜有不忍背负之心，而世世子孙，长远服役，亦当有不敢纵肆之念”⑦。宣扬这种压迫有理、颠倒是非的谬论，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奴婢永远听命于其主子。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庄和贵族庄田上的“壮丁”。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备受虐待，毫无人身自由，地位实是奴隶或农奴。“壮丁”不堪欺压，反抗和逃亡甚 多，清廷虽立法严禁，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奴婢的不断逃亡、反抗，奴隶制关系难以维持下去，逐步趋于衰落。以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畿辅皇庄为例，在五百一十八名庄头中，据四百六十余名庄头的呈报，他们所辖壮丁共 16，800 余名，大部分不从事生产劳动，而庄头能“驱使年久有益农务” 的壮丁仅二百九十余名，不到壮丁总数的百分之二。可见，以农奴制为主导的皇庄已经走入日薄西山的末路，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内务府官员被迫承认，“庄头名下壮丁过多，实属无益”。清廷只好允许将各地皇庄上的壮丁文地方官“载入民籍，听其各谋生计”①。这是一次农奴的解放，结果四百六十余庄头向内务府会计司呈报，共有一万六千名壮丁拨出为民，只留下二百九十余名仍保留农奴身份。此后又一再颁布“出旗为民”的诏谕。各地内务府所属庄田陆续放出大批壮丁为民，而且准许他们将“契买民地并开垦地亩”，“带往为业”②。这样，许多处于农奴和奴仆地位的“壮丁”取得了“良民”身份，他们有的已有了自己的土地，有的虽仍在皇庄上耕种，但只向庄头交纳租课，已转变成了封建的租佃关系。其他王公贵族的庄园上，也因壮丁逃亡众多，只得招佃收租。到十八世纪中叶，在庄田上耕作的“壮丁”已十分稀少了。

还有一批奴隶，主要是家内使唤的奴仆婢女，通过交付给主人一定的身价银钱而“赎身为民”。清初，对“赎身”的限制较严格，奴婢即使积攒了钱财，并不能随意赎身。但后来赎身的限制逐渐放宽，奴婢买卖有“红契”、“白契”之分。“红契”是指经过官府抽税登记的卖身契，白契是指民间凭中作证，而未经官府税契。两者在法律上同样有效，但红契奴婢法律地位低， 一概不准赎身；而白契奴婢在一定年限之内，一般允许赎身。清朝律例载明， “雍正元年以 后，白契所买单身及带有妻室子女之人，俱准赎身。若买主配有妻室者，不准赎。是红契即为家人，白契即为雇工”①。清乾隆朝，红契家奴大大减少，白契奴婢显著增多，卖身赎身的事例越来越普遍。据乾隆中期的档案内说：“近年以来，有等无籍游民，白契投身，充当仆役，迨稍稍有

⑦ 《东华录》雍正朝，卷九，四年十一月。

① 转引《满族简史》第八十四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八。

积累，则不安服役，百计设法赎身”②。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到各个方面，使得蓄奴制度发生了变化，奴婢通过“赎身”， 可以购买到人身自由，这意味着奴隶主权力的削弱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益松弛。

还有一些贱民和奴仆通过政权的干预而得到了人身自由，这 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冲击了政治的禁锢，使蓄奴制度越来越变得无利可图，也是由于贱民、奴仆进行持续的斗争，清廷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不得不顺应历史的发展，命令各地“除贱为良”。如山西、陕西的乐户、浙江绍兴的惰民、皖南的伴当、世仆，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广东的蜑户。他们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世世代代，列为贱籍，社会地位极低，不与平民相等，深受歧视压迫。据记载，浙江的惰民，“男子只许捕蛙、卖锡、逐鬼为业，妇女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贱之”①；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 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彼服役，稍有不合，加以菙楚”②。广东的蜑户， “以船为家，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蜑船，生齿繁多，不可胜计。粤民视蜑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③。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三月下谕，“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④，九月下谕，“除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 雍正五年四月下谕，凡伴当、世仆“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 概不得以世仆名之”⑤，雍蓝七年下谕，准许广东蜑户上岸“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察，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⑥；雍正八年五月又将常熟、昭文旧有丐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为编氓”⑦。这一系列谕旨废除了相当众多的人的“贱籍”，使他们列入四民，在法律上承认他们与一般平 民具有同等的地位。尽管在执行这些谕旨时，各地情况很不相同，有的地方阳奉阴违，直到二十世纪仍保留很少部分的“贱民”， 但雍正时的“除贱为良”，对残存的蓄奴制是一次削弱和打击，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我国的地域十分广阔，有众多的民族居住在各地，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有的处在奴隶制阶段，也有的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他们的社会和阶级的结构各自具有历史的和民族的特色，情况极为复杂，和汉族地区是很不相同的。例如，蒙古族正处在封建农奴制时期，其封建领主拥有大片牧场、大量畜群以及一部分属民，这种属民称“随丁”，由领主直接控制并可随意役使。封建领主得到清朝政府的荫庇， 大多受封为王、公、札萨克。除“随丁”以外，其他大多数劳动人民称“箭

② 档案，内务府来文，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刑部咨内务府文。

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十九册，第八十九页。

② 《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五年四月。

③ 《清实录》雍正朝，卷八十一，七年五月。

④ 《东华录》雍正朝，卷二，二年三月。

⑤ 《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五年四月。

⑥ 《清实录》雍正朝，卷八十一，七年五月。

⑦ 《清实录》雍正朝，卷九十四，八年五月。

丁”，他们实际上是受国家役使的牧奴，要向清政府贡纳和服役。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箭丁”中也分化出了较富裕的或较贫困的农牧户。另如藏族也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有许多封建领主的庄园，农奴被固定在庄园中，人身依附于农奴主，以繁重的劳役和贡纳换取一小块份地，身份极为低下。农奴主和农奴之间的等级区分极为严格，在衣着服饰上表现出来。西藏的农奴主和喇嘛教寺院势力关系很密切，具有僧俗一体、政教合一的鲜明特色。

还有，象居住在四川、云南交界凉山地区的彝族，则处在奴隶制阶段， 其阶级的构成有黑彝和曲诺、阿加、呷西等；黑彝是富有的奴隶主，阿加、呷西均为奴隶，而曲诺则是有隶属关系的农民。

在清代，有一些民族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尚无明显的阶级区分，只有氏族和部落组织，如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以及云南的一些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