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皖派学者戴震的学术成就

清代的汉学中，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 都是地名，吴派学者都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有一部分是安徽人（如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洪榜、凌廷堪），有一部分不是安徽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但他们或是戴震的学生，或是戴震的私淑，所以也往往被归入“皖派”。

吴派和皖派并不是两个对立的学派，两派的学术主张有很多共同点，因此相互影响，互为师友。皖派稍后出，学术成就超过吴派。吴派多治《周易》、

《尚书》；皖派则精于小学、天算，尤擅长三礼。吴派提倡复古，唯汉是好；皖派强调求真，方法严密，识断精审。王鸣盛论惠栋、戴震的区别：“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震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①。王鸣盛是惠派学者，袒护复古，认为越古的越近于真，这是偏见。但他所说惠栋“求古”和戴震“求是”的不同学风，是颇有见地的。章太炎论两派区别时也说：“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又说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②。章太炎这种看法，和王鸣盛之说相近。

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吴派虽然已能和宋学分庭抗礼，但还不能排挤宋学。自皖派出，局面为之一变，“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③。此后，理学更加失去了吸引力，汉学取代了宋学的地位，成为文化学术的主流，知识界“株守考订，訾议宋儒，濂洛关闽之书无读者”

①。

汉学所以能支配学术界是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分不开的。乾隆时，清朝的统治已历一百多年，进入全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承平而富裕的社会提供了学术研究的良好条件。北京以及扬州、苏州、杭州，政治经济文化尤为发展，才士辈出，书院林立，刻书藏书，蔚为风气。而雍乾时代，文字狱更加苛密，知识分子多埋头故纸堆中，不敢议政撰史，唯以钻研古代经籍为事。清朝的官方政策也倡导注释经籍，继博学鸿词科之后，乾隆十四年诏举“潜心经学”之士，命呈览著述，召对勤政殿。如果说：康熙朝专尊程朱理学，那末，到乾隆时，统治者已觉察到理学已难以维系知

④ 同上书，卷十五《答问》十二。

⑤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① 转引洪榜：《初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②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③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八。

识界，而必须同时提倡汉学，使这两个学派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阮元说： “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②。在汉学家的倡议下，清政府编纂《四库全书》，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均参预其事，还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官吏，如朱筠、朱珪、纪昀、王昶、毕沅、卢见曾、阮元等，他们本人就是有造诣的汉学家，奖掖提倡，不遗余力。因此，“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矣”③。

皖派的主要代表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家境贫寒，曾为商贩，又以教书为业。青年时，就学于著名学者江永，“永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④。江永的贡献，一为礼学，撰《礼经纲目》等礼学著作多种，录入《四库全书》，被誉为“精核之作”；一为声韵学，江永批评顾炎武的音学研究“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①，改变顾氏古韵十部的分法而成十三部；一为天算，改正了梅文鼎论岁实消长之误。江永的学生除戴震外还有金榜、程瑶田等，都是研究礼经的名家。戴震对江永非常推崇，称“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有俦匹”②。戴震在学术上受江永的熏陶、影响。乾隆二十年，戴震三十三岁，还是个穷秀才，因避仇家的陷害，逃往北京，穷困潦倒，“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③。他带着自己的著作去拜访青年学者钱大昕，钱誉之为“天下奇才”。从此，戴震认识了一批新科进士、学问家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王昶、纪昀、朱筠等，他们都很钦佩戴震的学识，“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④，刑部侍郎秦蕙田邀他参加编纂《五礼通考》，吏部尚书王安国请他教读儿子王念孙。乾隆二十二年，戴震至扬州，客于盐运使卢见曾的雅雨堂，结识惠栋，“惠、戴见于扬州，交相推重”⑤。戴震四十岁才考中举人，会试不第，此后往来于江西、江苏、直隶、山西，受官吏们的聘请，修志编书。五十一岁奉召以举人充《四库全书》纂修官，五十三岁会试又落第，特准参加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岁病死。他的学生很多，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都在门下受业。

戴震的学术成就，在清中叶的学者中最为特出。他学问渊博，识断精审，而且和其他汉学家不同，写了许多理论文章，抨击程朱理学，创造性地阐发自己的思想，闪耀着唯物主义的战斗光辉。稍后的学者汪中评论清代的学术： “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亭林（顾炎武）始开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阎若璩）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惠栋）氏也；及东原（戴震）

②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④ 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① 戴震：《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② 戴震：《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

④ 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⑤ 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戴东原墓志铭》。

出而集大成焉”①。汪中对戴震的推崇，并不算过誉。

戴震的学术成就，还有在音韵、文字方面。他对古韵分部和声类分析均有贡献。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戴震则分为九类二十五部。他长于审音，从审音入手，区分声类，音声相配，平衡韵部，在继承顾炎武、江永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又从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其意义，发现了“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他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或声同义别，⋯⋯或声义各别⋯⋯，六书假借之法，举例可推”②。他说明必须通音声而明转注、假借，才能弄清楚许多古文字的意义。由于戴震精通小学，从音韵、训诂的基本工夫入手，所以治经的成绩较大。戴震总结自己的治学特点说：“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③， “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④。纪昀称赞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⑤。

除了音韵、训诂之外，戴震对名物、制度、经籍的考证很多，如《考工记图》一书，对《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的注，多所订正。又如《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从未产生过疑问，戴震却根据《孔安国传》、《尔雅》等书，认为“光”是个错写，应作“横”。他说：古代“横”字与“桄” 通，“桄”被误写作“光”，“横被”就是“广被”的意思。他断定“《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①。这话说过以后几年中，他的朋友、学生、亲戚果然从各种古书里找到了“横被四表”或“横被”的好几个例子，证明戴震的论断是正确的。

戴震在古天算、古地理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绩。他把古代天文理论和古籍中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解决了古天算中的一些疑难，如对“璇玑玉衡”进行了考证，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古代算书多种，使长期失传的古代数学理论，重见于世。在古地理方面，戴震整理郦道元的《水经注》，此书在流传中将经文和注文混到了一起，颠倒错乱，无法读通。戴震整理此书， “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②，细心地把经文和注文分开，基本上恢复了《水经注》的本来面目③。

戴震不但是个卓越的考据学家，也是个卓越的哲学家，他在注经的外衣下，阐发唯物主义哲学，放射出反封建的思想光芒。他一方面十分重视声韵、训诂、名物、制度的考释，他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训诂之学不足

①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

② 戴震：《戴东原集》卷三《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

③ 陈奂：《说文段注跋》。

④ 《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⑤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考工记图序》。

① 《戴东原集》卷三《与王内翰凤喈书》。

② 《戴东原集》卷六《水经郦道元注序》。

③ 早于戴震的有全祖望、赵一清也整理《水经注》，和戴震取得的结果十分相似。因此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研究成果，如魏源、杨守敬、王国维主张此说；另一派认为全、赵、戴各自独立研究，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并非抄袭，如段玉裁、胡适、熊会贞主张此说。

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

④。他认为只有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文字、名物、制度，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停留在音韵、训诂、考据上，而是再三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所谓“义理”和“大本”。他说自己是“志存闻道”，至于音训考据不过是“闻道”的手段。他虽是汉学家的领袖，却不满意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注，绝口不谈“义理”。他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①，“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②，他不赞成这种只做考据、株守成说而不谈思想内容的治学态度。他似乎预见到了别人会拿自己在音训考据方面的成就来抹煞自己发表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因此特别声明：“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异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③。《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戴震说： “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④。可是一般人，包括戴震的朋友和学生并不理解戴震的学术宗旨，往往推崇他在考据方面的成就，却并不重视他的哲学思想。

戴震继承了清初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进行激烈的抨击。他反对理学家所说：“理在气先”，认为：“气”才是第一性的，“气” 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自然界的发生、发展就是“气化流行”，换句话说，就是物质的运动。他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⑤。他在这里所说的“道”和“阴阳五行”都是物质的。在戴震看来， “理”只是“气”的运动变化的法则，是第二性的。“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⑥，“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只能分别地存在于各个具体的事物之中，而并不在事物之上，也不在事物之外，所以又叫做“分理”。他说：“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

①。戴震强烈反对理学家标榜的高出于万物之上的“理”，认为这种玄妙空虚

的“理”是不存在的，是从佛教里搬来的，“其以‘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佛教）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 能生‘气’也”②。

戴震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性论和理欲说，这是他思想中最精采、最富有战斗精神的部分。他反对宋儒把人性分成“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宋儒把“气质之性”视为产生“人欲”的罪恶渊薮，戴震根本不同意这种论点。他认为：“性”就是自然的化分，“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

④ 《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注疏笺补序》。

①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② 《戴东原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

③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④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⑤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⑥ 戴震：《原善》。

① 《孟子字义疏证》。

② 《孟子字义疏证》。

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③。因此性就是“气质之性”，宋儒吹嘘的先天的“义理之性”根本不存在。人有人的性，物有物的性，人性得自然化分之“全”，物性得自然化分之曲，故人性“善”。戴震非常尊重人性，他认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方面。“欲”是对于声色嗅味的要求欲望；“情”是喜怒哀乐的感情；“知”是分辨美丑是非的能力。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嗅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嗅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是皆成性然也”④。他认为：有了人的生命形体，就有欲、情、知。因此，反对宋儒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和“惩忿窒欲”，在戴震看来：“欲”是每人都具有的自然的生理要求，是不可能灭掉的。“欲”不像理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万恶之源”，只要在理智的指导下，“欲”合乎规律地发展，有节制地得到满足，就是“善”，就是“仁”。他说： “欲也者，性之事也，⋯⋯欲不失之私则仁”、“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①。戴震的道德观和理学家截然相反，建立在尊重人性、承认人欲的基础上。他认为：程朱理学把老百姓的“饥寒愁怨”、“常情隐曲”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因而抹煞了群众正当的生存要求，这是极其残忍而虚伪的说教。他针对朱熹所说：“天理、人欲不能并立”，提出“理者，存于欲也”②，“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③

戴震大胆地揭露理学家的所谓“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主观成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弱者的口实。他大声疾呼地指出现实世界以强权为公理，批判和鞭挞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理学。他说：

“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沿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固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④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⑤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迁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

③ 《孟子字义疏证》。

④ 《孟子字义疏证》。

① 《孟子字义疏证》。

② 《孟子字义疏证》。

③ 《原善》。

④ 《孟子字义疏证》。

⑤ 《孟子字义疏证》。

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①

真是字字血泪，声声痛切，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弱者牺牲在“理”字之下。“后儒以理杀人”，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悲愤控诉和猛烈抨击，打中了理学的要害。封建专制主义除了用军事力量直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外，就是用法律和礼教作为绳索，捆绑住人民的手脚。戴震把封建的“法”和“理”相提并论，看做是统治者的屠刀，这是非常深刻而大胆的言论。

应该注意到：戴震生活在雍正、乾隆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对文化的控制极为严密，文字狱层出不穷。程朱理学是清朝政权的思想支柱、是维护旧制度、压制新事物的工具。清政府大力尊崇理学，有几起文字狱即因反对程朱理学而起。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仅仅是思想学术之争，而是用训释《孟子》字义的巧妙形式，开展了一场政治斗争，他的批判锋芒实际上对准着封建专制主义和清朝的残酷统治。章太炎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玩法，民将无所措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②。

当然，戴震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并不彻底，例如，他不懂得真理的客观性，说“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③。他也不重视实践的作用，说“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④。特别是接触到社会历史问题时，更明显地陷入了唯心主义，戴震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地把人性归结为自然的情欲，这是不科学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解释人的本质和道德、人欲等等。戴震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的思想中带有争取个性解放的色彩。但总的来说，戴震仍是个封建阶级的思想家，他尊崇孔孟，以恢复和继承圣学自居，他的研究范围仍局限于儒家的经典内，还不可能冲破封建学术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