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国东正教会的侵华活动

随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基督教也出现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中心，最终于一○五四年公开分裂。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称为罗马公教会，也就是天主教会；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称为东方正教会，简称东正教。

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俄罗斯正教会逐步强大，居于领导地位。东正教在俄国是“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③ 沙俄的侵略军窜到哪里，东正教教士就跟到哪里，“在安定被占领区方面，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一一八页。

② 《清实录》雍正朝，卷五十八。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一二二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 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三四四页。

③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一四二页。

俄国东正教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①

一六六五年（康熙四年），俄国侵略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上的要地雅克萨，修筑了阿尔巴津据点。随军的东正教士叶尔莫根在据点内修建了一座纪念“耶稣复活”的教堂。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又在据点外高地上修建了另一座“仁慈救世主”教堂。这是在中国最早建立的东正教教堂。

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军民在东北各地抗击入侵的沙俄侵略军的战斗过程中，先后俘虏了不少俄国士兵。中国政府宽大处理了这些俘虏和投诚的哥萨克。有的先后释放了，有的安插在盛京和北京安家落户，有的就在清军中服役。后来人数增多，专编一个俄罗斯佐领，属镶黄旗，住在东直门内。为了让这些俄罗斯人过他们原有的宗教生活，清朝政府赐给他们一块庙地作为教堂，这就是尼古拉教堂，俗称“罗刹庙”，又称北馆，或北堂，由俘虏中的一名东正教司祭列昂捷夫主持。这些已入旗籍的俄罗斯人的宗教活动受到政府保障，体现了中国对正当的宗教信仰不加歧视的政策。

俄国政府对北京的东正教堂极为重视，彼得一世的谕旨中也要求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企图使中国的皇帝、大臣和全体居民皈依东正教。俄国方面以“北馆”教士列昂捷夫已年老，要求另派教士到北京接替，清政府同意了这个要求。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图理琛等出使土尔扈特回国，途经俄国，带回了劳伦特等十名“行教番僧”②。这些人在“罗刹庙”内建立传教据点，进行活动。

中俄《恰克图条约》给予俄国向北京派遣教士的权利。条约规定：俄国可派遣教士四人驻在北京，并允许随带学生六人。此后，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建立了“圣玛利亚”教堂，俗称“南馆”。“南馆”的东正教布道团由俄国的外交部管辖，定期轮换。清政府负担其部分生活费用，沙俄政府给予优厚津贴，布道团还接受俄国商队的资助。从这个布道团的领导关系、经济来源以及活动情况来看，它不是一般的宗教团体，而是一个十分露骨的俄国政府间谍情报机关。

从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建班起，布道团人员就积极着手窃取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原为布道团第二班随班学生的俄国商队领队阿历克塞·弗拉迪金伙同北京布道团人员，以一千五百卢布的高价，根据清宫藏品偷偷地摹制了一套中国全国行省和京师地图，交给俄国枢密院。被称为“俄国汉学之父”的雅金甫·俾丘林，在他从一八○九年（嘉庆十四年）到一八二○年（嘉庆二十五年）担任布道团第九班领班期间，经常改变服装，到处勘访，用目测和步测的办法侩制了一份《北京城郭图》。在他离开北京回国的时候还带走大批图书和地图，一共装了十五头骆驼。

他写的有关我国边疆的许多作品都是极重要的情报资料。所以有人说：俾丘林“用自己的知识为一八一九年成立的（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效劳”①。

一八一八年（嘉庆二十三年），沙皇政府给布道团下达训令：“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

① 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三十页。

② 图理琛：《异域录》。

①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二七一页。

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①东正教布道团积极执行了这项命令，如：第十二届布道团的首领佟正笏收集的政治、军事情报，被称为“非常周到细致”，“他向圣彼得堡外交部提供情报时，俨然以此指导外交部的行动路线。”②佟正笏还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市场，对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毛皮、布匹、茶叶等的质量、价格、销售情况提出详细情报，“他忠告俄国商人，哪些商品能在中国市场畅销，告诉他们市场行情。⋯⋯他给俄国商人指出毫无差错的行动方针等，⋯⋯显示出非比寻常的才能和创造力”

③。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外国在北京没有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俄国的东正教会是常驻在北京的唯一的外国团体，所以他在搜集情报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后来，俄国西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巴布科夫说：“设立这个布道团是我国对中国外交政策事务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政府从这个来源可以获得关于中国的最确实和最新的材料”④。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布道团改组，归宗教事务部管辖，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前期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①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期的俄中关系》，转引《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二六七页。

② 同上书，第二七三页。

③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转引《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二六九页。

④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九一二年彼得堡俄文版，第一二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