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

第一节 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贸易关系一、对外贸易的情况

十六世纪初，西方的航海家，绕道非洲的好望角，开辟新航线，来到中国。这时，某些西欧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殖民地成为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大批商人和传教士以海外扩张的先驱者身份奔向世界各地。最先到中国来的是葡萄牙人，此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接踵而至。

早期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普遍地采取欺骗讹诈和武力掠夺手段，骚扰中国沿海。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侵占了澳门；一六○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压迫和屠杀华侨；一六二四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侵占了我国的台湾；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第一艘英国船闯到广州，炮轰虎门。他们的商业贸易通常和海盗劫掠结合在一起，就象英国人自己所说：“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所有这些所谓和平商业先驱者的行为，与其说合乎和平文明人之道，毋宁说同于盗贼。他们不仅应驱逐于帝国之外，而且应由中国当局加以剿灭。他们飘忽于中国南部海岸，掠夺焚毁乡镇与城市，杀死和平男女及幼孩以百数十计，而后安然航海离去。或者 登陆之后，以最暴戾残忍的手段强迫当地中国人为他们筑堡垒，掳掠妇女，抢夺本地人所有任何贵重之物，违犯一切礼仪与人道之信条。”①

中外交往的初期，贸易数量是很微小的。特别在清初，郑成功等据福建、浙江沿海，进行抗清斗争。清朝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 下令“片帆不准入口”，将沿海居民强迫迁往内地，中外贸易更加萎缩。当时，只有郑成功控制下的厦门和台湾，对外贸易比较发展，居住在澳门的外国商人也和广州有通商关系。顺治和康熙初年，荷兰、葡萄牙曾派遣使节 到北京，要求开放通商。但清政府把它们看做朝贡国，只允许入贡时附带进行贸易，“非系贡期，概不准其贸易”②。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台湾。第二年下令开放海禁， 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 而实际上，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地。从开放海禁到十九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中外海上贸易虽有相当发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欧美资产阶级的要求。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欧美国家对中国海上贸易的总值为银五百五十五万两，十九世纪初增加到一千九百十二万两，四十年间增加了三倍半③。特别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保持出超。欧洲的制造品经过长途运输，到达中国， 价格昂贵，品种式样又不适应中国的需要，不可能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有很大的抗拒力。英国能够在中国销售

① Blakeslee：“China and the Far Eagt”，P.35.39.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康熙七年三月。

③ 本章所引统计数字，出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等书。

的只有毛织品、金属以及从印度转 贩的棉花，而中国的产品茶叶、生丝、土布却在欧洲市场上有较大的销路。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为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而从中国输往欧洲的商品总值达三百六十四万两，出超一百七十三万两。直到十九世纪初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时为止，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有利的顺差。一个英国作家说：“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①。

十八世纪中外贸易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葡、西、荷等老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它们的对华贸易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英国发展很快。它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击败了竞争者，掌握了海上霸权，势力蒸蒸日上。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英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后英国在广州贸易的开始。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也逐步上升。十八世纪中叶，英 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一七六四年（康熙二十九年），欧洲国家海上贸易对中国输入总值银一百九十一万两， 英国为一百二十一万两，占 63.3％，欧洲国家海上贸易从中国输出总值三百六十四万两，英国为一百七十万两，占 46.7％。英国已执对华贸易的牛耳。十八世纪下半期，英国对华贸易扶摇直上。十八世纪末，英国对中国输入值占欧美国家输入值的 90％左右，从中国输出值占欧美国家输出值的 70％以上。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商船每年开到广州来贸易的常达数十艘， 最高的数字是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的六十二艘和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的八十五艘，大大地超过其它国家。

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也力图扩张，发展对中国的贸易。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法船“安菲得里蒂”号第一次来到中国，一 七二八年（雍正六年）在广州设立了商馆。法国很注意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派了许多耶苏会士到中国来，但商业却并无进展，每年来到广州的法国船只有几艘。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法国输入中国商品的总值不到银五万两，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总值也仅三十六万两。“法国在华商务之额量仍甚微小，与英国比较，更如天壤之别”①。

美国的对华贸易开始很晚，独立战争以后才着手开辟对亚洲的贸易。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绕道非洲好望角，驶抵广州，这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船。但此后美国的对华贸易发展很快，美国政府给对华贸易的商人以税则上的保护和优惠的津贴。到十八世纪末，美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已占第二位。特别在十九世纪初，欧洲因拿破仑进行战争而受到破坏的时期，美国对华贸易发展特别迅速，一八一七至一八二○年间，它每年的对华贸易总值高达一千五、六百万元，每年来中国的商船也有三、四十艘。据史料中记载：“近年（美国）来舶甚多，几与英吉利相埒”②。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评论说：“在英、法历次战争时期，中国海面上仅有的两种非常显著的旗帜，就是英国的和美国的，——英国旗帜所以显著，因为英国是海上霸主，而美国旗帜却因为中立的美国是所有国家

①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一页。

① 张天护：《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外交月报》卷八，第六期。

② 阮元：《广东通志》卷三三○，列传六十三《外藩》。

的友好国，⋯⋯它能在别些国家所不能经商的地方经商。”③

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长期以来， 我们的祖先以优质的茶叶、灿烂的丝绸、坚致的土布供应着世界各国的大量需要，其中茶叶的出口高居第一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英国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化，英国人民普遍地以红茶作 为佐膳的饮料，茶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消耗量越来越大。十八世纪初，运往英国的茶叶不过五百担，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猛增至五万担，当时英国政府对进口的茶叶征税很高，所以， 有大量的走私茶叶。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英政府减低了茶叶税， 消灭了走私茶叶，从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增至十余万担，十九世纪初又增至二十万担。十八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足以抵销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的价值（毛织品、金属、棉花）。当时，英国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评论十八世纪中国茶叶在英伦销售量的增长说：“在本世纪之初，除去少数私运进口的茶叶而外，东印度公司每年出售的茶叶尚不超过五万磅，现在该公司每年销售两千万磅茶叶。也就是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茶叶的销售量增加了四百倍”①。

中国的另一项大宗出口商品是生丝，清政府本来限制生丝输出，每艘外国商船运出的生丝不得超过八千斤。后来禁令放松，生丝出口量猛增，在十九世纪初每年生丝出口不到一千二百担，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增至八千担以上。中国的土布也在国外市场上很受欢迎。十八世纪末，每年平均输出一百万匹，“广州查顿·孖地臣商行向他们的往来商家发送的行情报告中，还说到中国土产的‘紫花布’，无论在质地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②。

欧美国家需要大量购买中国的商品，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在茶、丝贸易中获利极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三百三十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③。由于茶叶出口可获高额利润，英国东印度公司拚命抓住了这项贸易不 放，他们最伤脑筋的是怎样来支付购买的茶叶。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的全是滞销和赔钱货，其中毛织品由于价格太贵，中国劳动人民并不购买，销路不广，贩运毛织品一直是亏本生意。十八世纪末，平均每年亏损一、二十万两，英国商人急于获得中国通货以购买茶叶，不得不硬着头皮把蚀本生意继续下去。但是，“广州的英国货市场既极有限，即便是亏本推销，也打不开销路”①。其次是运来的金属品，其中以铅为最多，铅的重要用途是包装出口茶叶箱的箱皮，用量亦属有限，只有运到中国来的棉花， 数量较多。当时广东沿海城镇的中国纺织手工工场发展很快，需要大量棉花。十九世纪初，英商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棉花值银四百多万两，占输入总值的60％。棉花产于印度，因此，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在英伦本土、印度和中国之间进行三角贸易，即把英伦本土的产品运往印度（很小部分直接运往中国），换取印度的棉花和其它产品运往中国，再在中国购买茶叶，运回英伦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九十三页。

①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二十七页。

②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一页。

③ 同上书，第三页。

①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八页。

本土。至于英国的机器制造品，在中国没有什么市场。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英商在广州试销两千匹曼彻斯特出产的机制棉布，由于售价高昂， 不受欢迎。迟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英制印花布四五○九匹，又剪绒与天鹅绒四一六匹在广州拍卖脱手，⋯⋯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很明显的， 销售英国棉制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②。

从英伦和印度运来中国的全部商品总值只抵得上从中国出口茶叶一项的价值，中国长期保持出超。为了平衡贸易收支，欧美商人每年必需运送大量硬通货到中国来，广州一地每年平均有成百万元银元流入。“在一七一○至一七五九年新旧东印度公司合并以后的五十年中，英国向东方的出口，计有金银 26，833，614 镑，货物 仅 9，248，306 镑”①。美国的对华贸易也靠白银为支付手段。十九世纪初，美国因硬币大批出口而引起恐慌，众议院的调查报告中说：“我们全部流通铸币的数量不见得会多于过去一个年份内所输往印度的数量一倍以上，所谓印度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个总称”②。一个清朝官员描述十八世纪前期的状况说：“夷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 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③，这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形。

对外贸易的状况充分表明了中国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的性质。在广大地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强固地结合着，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食用的粮食，并且在农暇时从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从纺纱织布、建造房屋到制造、修理农具及各种生活用具。农民的生活极为贫困，必需利用一切机会谋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简单需要。整个说来，交换还不发展，市场规模很狭小。外国的商品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必需，也没有能力去购买。正象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 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 约和时间的节 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④。

对外贸易的状况又表明：即使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增产的潜力也是十分巨大 的。鸦片战争前的一个世纪内，中英商品可说是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竞走，中国出口商品增长得很快，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中国的丝茶生产大大发展。英国商品，即使在十八世纪下半期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后，依靠着机器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条件，仍不能够大量进入中国，不能够扭转对外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