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族制度和封建政权的结合

宗族制度和以族长、房长为代表的族权在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把族权、夫权与政权、神权看做是“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③。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家庭和宗族是社会的细胞和基层结构。社会的是否安定，要看家庭、宗族能否有效地控制其成员，中国的古训是：必先“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中国地广人众，各族人民分散居住在广阔的土地上。专制皇帝高高在上，官僚机构腐败无能，效率很低，很难周察遍访，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因此，必须利用遍布城乡的宗族制度，以辅助官府统治之不足。通过家族同宗的关系、父兄亲长的情谊，对族中成员进行教育、感化、监督，使他们的言论行动遵循封建的礼法，以“弭乱于未萌”。有人说：“天下人情，未有无所维系而即安也，而其道必由近者始。⋯⋯ 盖

② 《清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张永铨：《先祠记》。

③ 《京兆归氏世谱》第四《归氏义田记》。

① 李兆洛：《昭义归氏祭田书田记》。

② 《严氏族谱》卷十二。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君之于民远矣。立宗子（即族长）而维系一族，则势近而情易通”①。因此， 收摄人心，管制民众，巩固统治，“莫重于宗法”。有人甚至认为：清代所以能有康雍乾一百多年的盛世，也是由于清政府提倡宗族而形成的结果，“我国家以孝治天下。凡而世家巨族，沐浴熏陶，咸发蓼获之念，类皆敬祖敬宗，⋯⋯靡不室讲圣谕，与父言慈，与子言孝，⋯⋯百余年来，太平长享”。在统治者看来：宗族制度和封建政权相互支持，两位一体；宗法伦理关系， 推而广之，即是对朝廷的忠诚，故讲求宗法，可以“移孝作忠”，巩固封建统治。而宗族制的盛行又归之于政府的提倡、支持，“盖圣朝之培养有素所使然”②。

清朝统治者很重视宗族制的作用，有的甚至想用它来代替保甲制。雍正初，广东肇庆的官吏在整顿保甲制度时，“因议州县有巨堡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者，宜选族中品行则方之人，立为族正，以察族之不肖， 徇情者治罪”③。乾隆初，江西巡抚陈宏谋，鉴于当地民众多“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决定由官府正式赋予族长、族正管束族人的权力，特颁布《选举族正族约檄》，谕令所属州县，将境内祠堂数目、族长姓名，造册上报，由官府给以官牌，授予权力。他说：“族房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名分即有一定，休戚原自相关，比之异姓之乡约保甲，自然便于觉察，易于约束”④。把官府权力交给族长，使政权和族权直接结合，自然更能收到约束子弟、统治人民的效果。这样以“保甲为经，宗族为纬”而交织起来的统治网，远至穷乡僻壤，成为清政府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后来，魏源就说：“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是数百族，落落 参错县邑间，朝廷复以大宗法联之，俾自教养守卫，则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水旱凶荒有恃，谣俗有所稽察，余小姓附之，人心维系，磐固而不动，盗贼之患不作矣。不有是也，三代事不几全无效于后世哉！”①

宗族制度还对国家收取赋税起了保证作用。很多族规中告诫族人要“以国课为先”、“照限完粮”、“不可拖欠”。有的还着重解释政府与族人（地主）休戚与共的关系，督促宗族成员交纳粮课。“朝廷之取钱粮也，非以入私帑也，文武之俸出于是，士卒之养出于是，驱逐寇兵之用出于是。取之百姓者，还百姓用之。故百姓得以从容安乐，以成其耕耨，以享其安保也。此何必务官府之催征，衙役之追促哉！世有拖欠以希肴赦，侵欺以饱私囊者， 必不容于天地鬼神。凡我家族，夏熟秋成，及期完纳，毋累官私，实亦忠之一端也，而实保家之道也”②。

当阶级斗争激烈，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各地的巨宗大族，往往组织起对抗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盘据堡寨，屠杀农民，成为封建政府的帮凶。例如，明清之际，全国处在大动荡之中。顺治四年，福建宁化邱民滋率众起义， 向地主官绅追赃拷饷，大大搅乱了当地的封建秩序。宁化大族的首领李世熊

① 《归氏世谱》卷四，孙原湘：《书归氏义庄记后》。

② 《陈氏宗谱》卷一，蒋熊昌：《毗陵陈氏续修宗谱序》。

③ 《（广东）肇庆府志》卷二十二《事记》。

④ 《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陈宏谋：《选举族正族约檄》。

① 《魏源集》下册，第五○三页，《庐江章氏义庄记》。

② 《张氏家宗谱》卷二《家规》。

挺身而出，聚集宗族，自称“热血洒地，醒眼哀时，登坛誓众，设险自雄”③。他认为：“崇祯甲申而后，贼风大炽，攻城掠邑，在在见告，城守不如保寨之逸”④。因此率领族众，构筑麻布峒寨堡。此堡四周一百六十丈，城高一丈七尺，城墙厚达一丈，堡外浚濠沟。堡门连接铳城，三面列炮眼。堡内设立宗祠，建筑房舍，挖掘水井，作被围固守之计。寨内有七条 街，房屋都面街背城，建屋一百三十八所，以居农户。屋为三层，与堡墙齐，“城上马路， 即其后户，有警登城，如就寝闼也”①。堡中居住着族人和依附的小姓、农户，又立服役征饷之法。当起义军攻打寨堡时，族众和农民鸣锣树旗，持刀执铳， 进行战斗。由于这支武装队伍，有宗亲关系相维系，有寨堡作掩护，平时又有训练，往往有较强的战斗力。后来，在白莲教起义，以至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时，这类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兵、寨堡，仍很活跃，成为起义军的劲敌。

族权在政权的提倡下得以发展，而政权又在族权的支持下才能巩固，两者密切结合，相得益彰，这是事情的主要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族权和政权也会发生矛盾。宗族的强大，意味着地方势力的膨胀，使政权失去控制力。那些强宗大族，人多势盛，源远流长，在当地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②。宗族内部因血缘关系而有较大的凝聚力，尤其是族长、族正的一言一动，视听所系，往往可以得到多数族人的响应。他们联宗通谱、广植势力、武断乡曲，甚至包揽词讼，聚赌宿娼， 纠众闹事，也使封建官府穷于应付，感到很头疼。因此，尽管族规中都规定要“忠于朝廷”、“奉公守法”，而乾隆帝却说：“各处族正，鲜有守法之人”。清政府希望：宗族的发展不要超过本村本镇的局部地区，并严格以纲常名教为规范。

大族恣横的又一表现是相互间的械斗。族规内规定：如果遭到外姓的欺负，本族人应该挺身相助，这样就常因口角嫌隙、钱财争执，各自聚众斗殴， 酿成杀伤人命的惨案，激起冤冤相报的长期械斗。这种风气在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尤为盛行。地主豪绅为 谋取私利，操纵和蒙蔽族人，挑起并利用械斗。在大规模械斗中死伤的多是下层农民群众，他们是封建宗法思想毒害下的牺牲者

③ 李世熊：《寇变记》，《清史资料》第一辑，第四十六页。

④ 同上书，第五十五页。

① 李世熊：《寇变记》，《清史资料》第一辑，第五十七页。

② 《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张海珊：《聚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