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学的延续

一种学术派别和思想潮流发展到高峰以后，便会发生分化。站在这一学派和潮流以外的人固然会对它进行抨击，就是属于这一学派和潮流中间的人，也会由于时代变迁，立场互异，对本学派的宗旨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从而在治学实践中进行修正、改进，以至蜕化、创造出新的学派、新的思潮。思想、学术的发展犹如滚滚不尽的长河，各种观点进行诘辩，各种风格相互影响，精英荟萃，波澜激荡，后浪催动着前浪，永不停息地奔腾前进。

戴震是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他不但以渊博的学识、精密的考据，开辟了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学术路径，树立起新风格，做出了新成就，而且他的思想深刻邃密，对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说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就激怒了一批理学的卫道者们。他们不能不承认戴震在考据方面的成就，却拚命地反对他的“义理之学”。与戴震同时的诗人翁方纲说：“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

① 《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

② 章太炎：《菿汉微言》。

③ 《孟子字义疏证》。

④ 《孟子字义疏证》。

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①。还有一个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攻击戴震“不读宋儒之书，故考索虽或广博，而心胸常不免猥鄙，行事常不免乖谬”②。“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

③姚鼐特别不满戴震对程朱的批判，甚至咒骂说：“程朱犹吾父师也，程朱言或有失，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奇龄）、李刚主（■）、程绵庄（廷祚）、戴东原（震）率皆身灭嗣绝”①。

戴震不但遭到宋学家们的攻击辱骂，就是在汉学家内部对戴的学术宗旨也有绝然不同的理解。戴震死后，他的学生洪榜为他作《行状》，全录戴震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答彭进士允初书》，此书阐明唯物主义思想，揭露佛老程朱陆王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对戴震的考据之学深表钦佩的朱筠反对在《行状》中录载此书，他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② 。洪榜因此写信给朱筠进行辩论。可见在戴震的朋友和学生中，认识亦有不同。很多人只取戴震天算、音训、名物、典章方面的成就。朱筠的学生、也是戴震的朋友，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是站在汉学营垒之外，也是最早批评汉学的人，他对戴震的学术思想又和朱筠的认识不同。章学诚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先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以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③这段议论似乎正好是针对他的老师朱筠等而发。

汉学尽管遭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仍然执学术思想界的牛耳，所谓“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继起的学者无不受汉学的强烈影响。十八世纪后期的学术界：一派是继承戴震音训考据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绩更加突出，但不谈抽象的“义理”，放弃了反宋学的传统，如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一派是兼治音训考证和义理之学，继续发挥戴震的哲学思想，但议论更趋平和，汉宋渐趋合流，如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一派则从汉学中分化出来，从尊崇东汉的经古文学上溯到经今文学，另辟蹊径，创造新的学派，如庄存与、孔广森；一派始终站在汉学之外，对考据学进行批评，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如章学诚；另一派则站在宋学家的立场上，不遗余力地抨击汉学，如翁方纲、姚鼐，直到方东树、唐鉴等。

戴震的嫡传弟子是段玉裁、王念孙和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他们学识广博，治学态度严谨，方法比较科学，把音训考据之学推上了新的高峰。段、王都善于“发凡起例”，即运用归纳法，从纷繁的古书中，探求“条例”，然后再以此“条例”作演绎，来弄清楚古文字的音读训诂，改正古书中的错误。他们运用这种方法获得很大成绩，使很多古代文献恢复本来的面貌。段玉裁字若膺（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年，雍正十三年——嘉庆二十年），江

①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

② 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卷六。

③ 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卷六。

①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再复简斋书》。

②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

③ 章学诚：《朱陆篇书后》《章氏遗书》。

苏金坛人。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作的字书，收字九千三百余个，一一说明字义、字形和读音，是后人阅读古文献、研究古文字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段玉裁给许慎的说文详细作注，改正其讹误，并创通条例，阐明音韵、训诂。卢文弨称段氏的《说文解字注》“悉有佐证，不同臆说，详稽博辨，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①。王念孙称，“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②。王国维也称赞此书，“千古卓识，二千年来治说文者，未有能言之明白晓畅如是者也”③。

王念孙，字怀祖（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年，乾隆九年——道光十二年），江苏高邮人。作《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和《广雅疏证》二十二卷。《读书杂志》用校勘以及分析语法的方法，结合王氏渊博的知识，考订了多种古书中的文字讹误和音训句读，“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折心解颐，他人百思不能到”。④“凡立一说，必列举古书，博采证据，然后论定，故最足令人信服，苟无强有力之反证，不足驳其说也。清代考证学之成功，由其方法之精密，此书其代表也”⑤。例如《淮南子》一书，脱误甚多，王念孙以道藏本和明刻本为主，参以其他刻本以及古书中的引文，订正讹误九百余条，并能归纳出该书致误的若干原因。《广雅疏证》是对张揖《广雅》一书的校勘和训释，改正原书错字五百八十，漏字四百九十，衍字三十九，颠倒错乱一百三十二处，正文和音内字混淆者六十九。并且根据古文字音近义通的原则，从一个字的训释考证，“引伸触类”，联系到很多字，找出它们之间的相通之迹。阮元称：“凡汉以前，《仓》、《雅》古训，皆搜括而通证之。谓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之外，似乎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则一丝不乱，此乃借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及”①。

王引之，字伯申（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乾隆三十一年——道光十四年），王念孙之子，官至工部尚书，著《经传释词》十卷和《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经传释词》是研究古文虚字的作品，共收虚字一百六十个，考订其源流演变，解说其意义和用途；《经义述闻》是研究古书中音韵训诂并订正其讹脱的，但此书已将零星的考据成果，写成系统的学术论文。因其中有不少研究成果是王引之述其父念孙之说，故名《经义述闻》。王氏父子在语言文字和校勘方面，贡献很大。他们的著作都是归纳大量材料，得出结论，因而有较高的科学价值。阮元说：“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②。章太炎说：“高邮王氏，以其绝学，释姬汉古书，冰解壤分，无所凝滞，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③。就是站在宋学家立场上，竭力攻击汉学的人，也不能不敬佩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如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中说：“高邮王氏《经

①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段若膺说文解字注序》。

② 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序》。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

④ 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之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⑤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册，第六四○页。

① 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之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② 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之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③ 章太炎：《訄书》《订文第二十五》，附《正名杂义》。

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④。

另一部分学者和段、王不同，虽然也从事音训考据，却并不局限于考据而兼谈“义理”，治学途径和戴震很相似，虽未直接受业于戴震，却都很佩服戴震，大多是戴的私淑弟子。他们是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

汪中，字容甫（一七四四——一七九四年，乾隆九年——乾隆五十九年），江苏江都人。出生于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丧父，由母亲抚育成长，生活很艰苦。曾在书店当学徒，因得有读书的机会。他考上拔贡以后，放弃举子业，为了谋生，长期游幕在外。他也搞校勘音训，但很重视致用。他自述治学的宗旨：“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①。他继承了反理学的传统，指出理学家尊奉的《大学》一书不是孔子所作，他说：“门人说孔子之言，必称‘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显之。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②。汪中认为，宋儒为了控制学术思想，把不知何人所作的《大学》，置于四书之首，硬说成了孔门心传。他又激烈抨击旧礼教，反对要妇女守节、殉节。汪中还很注意诸子的研究，先后校勘考释老子、墨子、荀子、贾谊新书、吕氏春秋，开拓了研究的范围。他对荀子评价很高，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传人。他又为墨子辩护，认为孟子说墨学“无父”是诬蔑之词。汪中敢于评议古今人物，在当时算是思想比较解放的，因此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卢文弨说他：“不恕古人，指瑕蹈隙，何况令人，焉免勒帛。众畏其口，誓欲杀之”③。汪中打算写一部规模庞大的古代学术史，书名《述学》，可惜未能完成，现存《述学》一书是他儿子把汪中所写文章编集在一起，不是原来的预想计划。

凌廷堪，字次仲（一七五五——一八○九年，乾隆二十年——嘉庆十四年），安徽歙县人。他极推崇其同乡江永、戴震的学术，反对宋明理学，认为朱熹和王阳明都袭取了佛、老的思想，违背了儒学正统。他的诗中说：“阳明学亦考亭学，窃钩窃国何讥焉，至今两派互相诟，稽之往训皆茫然”①。凌廷堪精研礼学，作《复礼》三篇，认为：礼是身心的矩则，行为的规范，“圣人之道，一礼而已”②。他反对理学家提倡的“理”，主张以“礼”代替“理”， “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③。凌廷堪可称是反宋学的后劲，但他主张回到烦琐陈腐的“礼”，仍没有越出封建意识形态的樊篱。凌廷堪作《礼经释例》，认为《仪礼》十七篇，“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阅之如治丝而紊，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必须贯通全书，用归纳的方法，寻找出书中的“例”，“例”就是此书的经纬途径，“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④。此外，他对古乐也很有研究，考述唐代的燕乐，作《燕乐考原》。

④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① 汪中：《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

② 汪中：《述学·补遗》《大学平议》。

③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公祭汪容甫文》。

① 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十四。

②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四《复礼》上。

③ 同上书，《复礼》下。

④ 凌廷堪：《礼经释例》自序。

焦循，字理堂（一七六三——一八二○年，乾隆二十八年——嘉庆二十五年），江苏甘泉人，中年中举人，以后即放弃科举，绝意仕进，闭门读书。他很佩服戴震，自称：“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⑤。他精通天文、算学、音训，治毛诗、三礼、论语、孟子，而尤其擅长易学，著《易通释》、《易图略》和《易章句》，称《易学三书》。他认为：易经中有“相错”、“旁通”、“时行”三种法则，贯穿于全书。所谓“相错”，就是对立物的统一；所谓“旁通”，就是按照和谐的秩序发生变化；所谓“时行，”就是变化的循环反复。焦循在经学的外衣下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承认矛盾，强调变化，但又倾向于调和论、循环论。在当时的汉学家中，大多只搞烦琐考证、文字游戏，像焦循这样的成就确是出类拔萃的。他以数学知识运用于易经研究，“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又注重“实测”，他说： “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以渐而明，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①他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历代注疏的藩篱，因而获得了新成果。王引之推崇他：“奉手书，示以说易诸条。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矣。一一推求，皆至精至实。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②。

焦循的哲学是变化的哲学。他推崇“变通”，认为：“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③。正因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典章制度和圣人言论都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终极真理，“井田、封建，圣人所制也，而后世遂不可行，则圣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于一时，而不能定于万世者。有定于此地，而不能定于彼地者；有定于一人，而不能定于人人者；此圣人所以重通变之学也”④。他认识到事物具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要求把握两个方面而达到全面性的认识。他说：“盖异端者生于执一，执一者生于止知此而不知彼”⑤，“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⑥。他的学术宗旨是融会众说，兼容并包，反对学术界党同伐异，门户相争，他说：“九流诸子，各有所长，屏而外之，何如择而取之”⑦。焦循虽属于汉学家营垒，但对拘守汉儒传注并不满意，称：“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其弊也跼蹐狭隘”①，所以，他颇倾向于调和汉学与宋学。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乾隆二十九年—— 道光二十九年），江苏仪征人。进士，历任督抚要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积极提倡学术研究，编印书籍，开设书院，奖掖人才。治学途径和戴震相似，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经典的意义，并进一步求其“义理”。他

⑤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三《寄朱体承学士书》。

①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六《易图略自序》。

② 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③ 焦循：《孟子正义》《性犹杞柳章》。

④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说定》下。

⑤ 焦循：《论语通释》《释知》。

⑥ 同上书，《释异端》。

⑦ 同上书，《释据》。

① 焦循：《雕菰楼集》卷八《辨学》。

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龙近”②。但是阮元不同于段玉裁、王念孙等，段、王不谈“义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病在琐屑、褊枯；阮元则把音训看做是寻求“义理”的必要工具，他的最后目的还是要寻求“义理”。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③

阮元用自己的方法，对“仁”字作了考释。他统计《论语》中一百零五个“仁”字的意义和用法，认为“仁”的原意是“人之相偶”，指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从古训以求古义的方法。他反对宋学家“生生之谓仁”的空洞解释，也反对端坐静养以求仁。他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①。阮元说过一些调和汉学宋学的话，也没有直接批评过程朱，但他的思想是和理学家不同的。他对“性”、“命”的考释也有反理学色彩，他举出《召诰》和《孟子·尽心》中对性命的用法和意义，然后排列诸经古训，认为古代经典中所说的“性”和理学家的解释根本不同。阮元说：“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味色声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②。而理学家说“性内无欲”、“欲即是恶”，主张“惩忿窒欲”。阮元反驳说：“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教始言绝欲。⋯⋯此孟子所以说味色声臭安佚为性也”③。阮元承认情欲的合理性，显然和戴震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②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

③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①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② 同上书，卷十《性命古训》。

③ 同上书，卷十《性命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