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然灾害流行，人民生活痛苦

在封建社会中旱涝、冰雹、蝗虫等自然灾害是连年不断的常见 现象。灾害的发生，乃是生产力不发展、科学技术不发达、劳动人民无力胜天、人类对自然界无能为力的必然结果。但在阶级社会，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破坏的大小，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总是和那个时代的封建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封建社会政治清明，比较关心人民疾苦，把预防自然灾害和赈荒救灾的措施放在重要地位，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就会相对减少减轻；与此相反，如果政治腐败，吏治废弛，统治者荒淫无道，置劳动人民死活于不顾，自然灾害就会接踵而至，灾情加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封建社会中，人们总是习以为常的把遭受“天灾”与“人祸”联系在一起。

清康熙雍正年间，封建统治阶级重视农田水利事业的兴建，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对黄河、淮河、运河、海河、永定河、浙江海塘等进行治理， 防止和减轻了水旱灾害。到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统治由盛转衰，政治腐败， 经济拮据，阶级矛盾尖锐，统治者无心顾及水利的修治。因此，广大的农村中，连年水旱，灾害频仍。每逢大雨，堤坝残破，洪水四溢。每逢大旱河湖干涸，赤地千里，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以下，我们举出自然灾害较多的几个省的情形，以窥一斑。

山东省是历史上的老灾区，康熙时即不断发生水旱灾荒。乾隆以后，重灾大灾，相继发生。乾隆十一年，胶莱一带大水，各府州县城乡内外，尽成泽国，人民纷纷出外逃荒。当时在潍县作知县的郑板桥，作诗《逃荒行》记之。“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 关山杂豺虎，⋯⋯豺狼白昼出，诸村乱击鼓，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①这次大水 灾，经过三、四年之久，才得以恢复。但十年之后， 到乾隆二十二年，潍县又发生灾荒。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耐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

①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治平》、《意言·生计》。

① 郑燮：《郑板桥集》诗钞《逃荒行》。

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①。这些诗篇描写人民因灾荒卖儿卖女、骨肉离散，悲惨凄切，令人不忍卒读。道光十三年，潍县“大疫”；道光十五年春天“大旱”，夏天“霪雨连绵”，秋天发生虫灾； 道光十六年，“大饥”，“瘟疫流行”，“饥民赴奉天就食”。潍县城内， 饥民充斥，道殣相望。“凡乡中来者，夜则露宿，昼则枕藉。一日一夜，不过食粥一瓢。饥寒既久，人非铁石，能勿病乎？且城隍庙，武衙门，昼夜聚处，生死 杂错。产于庙者十口，幼儿生花者千人。臭秽之气，溢于街巷。至五、六月，各村各隅，死者相属。虽小康者不能具材木，贫者皆以土掩之。全家毙尽者无算”①。潍县如此，山东其它地方也都是这样。如鲁南沂州府郯城、兰山，地势低洼，久而不雨则旱，一旦遇雨则涝。这一带“本水乡，村外之田辄曰湖，十岁九灾”，劳动人民，迫于饥寒，“游食四方，浸以成俗”

②。逃荒的人，北走关东、南渡江淮，远至福建，“携孥担橐，邀侣偕出，目

曰逃荒，恬不为怪。故兰（山）郯（城）之民，几与凤阳游民同，到处流亡， 以四海为家。”③

每当农村发生水旱灾害之际，正是官僚、地主、商人乘机盘剥，趁火打劫之时。乾隆三十三年，曹州府钜野县发生灾荒，“富户多囤积居奇”，引起“米价腾踊，贫者不堪”，几乎发生暴动④。嘉庆六年登州府文登县“大饥”， 邻县黄县的富商大贾，闻风而至，以十万两银子在文登县东关“开设大当三座”，发放重利，盘剥灾民⑤。乾隆五十年，邹平县“大旱，岁歉，夏大热”。次年春，米粮奇缺，地主阶级囤积贩运，高价以图利，因此“米价涌贵，米一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⑥。乾隆十七年，威海卫发生水灾，次年春“饥甚”。当地商人飘洋过海，从奉天运来大批粮食，“粮艘衔尾而来”⑦，名为“救荒义举”，实则高价出售，取得暴利。

山西省也是自然灾害很严重的地区。顺治、康熙年间，水旱蝗雹，连年不断。乾隆以后，灾情更为严重，几乎无年无灾，无地无灾。汾河是纵贯山西最大的河流，注入黄河，但每到夏秋雨季，黄河水势湍急，滚滚河水，挟带着大量的泥沙，倾泻而下，倒灌进汾河 内，泥沙沉淀，河床堵塞，经常造成汾河的漫溢和决堤，酿成大灾。如乾隆三十二年七月，连日大雨，汾水陡涨，冲决河堤。平遥县的几十个村庄被洪水吞没，“汪洋浩淼，一望无际”。有一个村庄，“居人二百户，屋宇尽坍，妇女乘木板，漂泊巨津中。号呼望救，人争逃命，虽兄弟妻子不相保”。另一个村庄，“汾水浸没庐舍，邨人数百家，殆无完屋。男女露立洪流中，哭声震野”①。这次大水灾，使千百万人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山西的旱灾也经常发生，灾情重大。如乾隆二十四年大旱，受灾面积很大，包括晋中和晋东南的几府数十州县。其中汾州府

① 《民团潍县志稿》卷三。

① 《民国潍县志稿》卷三。

② 《乾隆沂州府志》卷四《风俗》。

③ 《乾隆沂州府志》卷四《风俗》。

④ 《道光钜野县志》卷十三《义举》。

⑤ 《道光文登县志》卷三《赋役》。

⑥ 《道光邹平县志》卷十八《灾祥》。

⑦ 《乾隆威海卫志》卷一《灾祥》。

① 《光绪平遥县志》卷九《人物志》卷十一《艺文志》。

的介休县，“值岁大旱，斗米千钱”、“穷民食草木，形骨立”②。平遥县“大旱无雨，斗米至八钱有零”③。孝义 县“大旱，民饥，⋯⋯饿死相继”①。潞安府的长治县，“旱饥”、“时斗米银五钱”②。翻开历史的记录，全是一片觅食维艰，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

苏北一隅之地，黄河、淮河、运河、长江逼聚于此，境内湖泊密布，水道纵横，地势低下，很容易发生水旱灾荒。康熙年间，大力治理黄淮，水患暂时减轻，但到乾隆以后，水道年久失修，灾祸频仍。乾隆四十六年和五十年，这里发生特大旱灾，“树木枯死，运河几 涸”①，“（乾隆）五十年， 大旱连数省。⋯⋯米价日高，至次年春，升米至五十文，百物皆绝。中产之家，尽食麦麸、野菜以度命。饿殍载道，空旷处积尸，臭秽不可闻。稍留残喘，唯以抢夺为生者，街市不敢携物而行，郊野更甚。嬴者乞食，挤入门， 终不肯出，呜呜之声，惨不忍听”②。苏北地区，既容易发生旱灾，也经常发生水灾。有时，一年之内春夏大旱，秋后大水，如山阳县于乾隆四十七年， 久旱不雨之后，忽于八月间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冬，米谷踊贵，大饥”③。嘉道年间，更因水利不修，雨即成灾，人民深受苦难。如嘉庆十三年，“淮安大水”，地方官以赈灾为名，“捏开侵冒，私饱己囊，香员贪图分润，通同作弊”④。翌年，“运河决状元墩”；第三年，“运河决三铺南七涵洞，田禾尽没”。到道光四年又逢大水，洪泽湖决十三堡，山阳县“大水漂没庐舍”， 宝应县“田庐多淹没，湖西村落，皆成巨浸，灾民升树缘屋，危在呼吸之顷”

⑤。又如安东县地处黄河旁，自乾隆十三年开始，至道光十三年为止，在八十

五年当中，安东县大旱十余次，雨涝和河堤决口二、三十次，小灾大荒无计其数。乾隆五十一年安东县发生了一次最大的灾荒，这年“春大饥，斗谷千钱，米倍之。居民食树皮，面肿多死。麦熟时，至无能收获者”⑥。 河南省历来是水旱频仍的重灾区。黄河自上游急流入境，进入本省，地形突然平坦， 水势缓慢，大量泥沙沉淀淤积，使河道高于地面，堤岸越筑越高，从而造成不时决口，所以黄灾被称为河南的第一大灾。有人写了如下的诗篇，描述黄河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黄河之滨古纶城，半是泽国半榛荆，丰稔犹自若不给，况值雨霖逢 灾祲。连年水溢没乡井，桑田飞还鸳凫影，耕云锄雨浑无用， 嗟彼夫子罕遗秉。仓箱那得一粒存，粟菽不饱度朝昏，闻之树衣堪下咽，急取权作瓮与飧。未几树衣已告竭，清宵僵卧共谁说，踉跄出门图称贷，称贷无门瓮徒设。展转只有鬻儿女，斗米得来聊充饥，母子相看惨别离，牵衣号天不肯去”①。黄河经常泛滥，严重的时候，千里泽国，一片汪洋。乾隆十六

② 《乾隆介休县志》卷五《宦迹》。

③ 《光绪平遥县志》卷十二《杂录志》。

① 《乾隆孝义县志》卷八《胜迹祥异》。

② 《光绪长治县治》卷八《大事纪》。

① 《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

② 曹镳：《淮成信今录》卷五《记事》。

③ 《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

④ 《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

⑤ 《道光宝应县志》卷九《灾祥》。

⑥ 《光绪安东县志》卷五《灾异》。

① 《光绪虞城县志》卷九《艺文》。

年，黄河与沁水并涨，祥符等州县受灾极重，田舍尽没，直到十一月“天寒地冻”之时，河水尚未退尽，以致冬麦也无法播种。乾隆二十六年，黄沁再次泛滥，水势汹涌，武陟、阳武等地决堤十五处，“大水猝至，室庐一空， 灾民嗷嗷”②。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黄河在祥符县决口，黄水滔滔，围困了开封省城，从南门进水，城内积水“深及丈余，庐舍湮没，人皆露居城上，市肆尽闭，物价腾贵”，有钱人皆“买舟逃去”。“民房城垣浸久坍塌”，人们都在树杪、屋脊上呼救。此次水灾之后，开封城乡“人失故业，富者贫， 贫者丐，迫于饥寒”。事后，河南巡抚牛鉴，曾上奏朝廷，建议迁移省城③ 以避黄灾。河南除了黄河水患之外，旱灾、风灾、蝗灾也屡见不鲜。就拿开封府而言，乾隆四十九年，大旱不雨，河水干涸。次年春“多暴风扬沙，大旱，禾尽枯，秋冬大饥”。乾隆五十一年，“瘟疫遍行，死者无数，蝗生蔽野，伤稼”。次年，“遍地生蝗，积三寸许，秋禾被伤”④。其他如虞城县在乾隆四年大旱无雨，次年春“民乏食，米价涌贵。市鬻者，日高其价以邀利， 民益困”⑤。永城县在乾隆五十一年“岁饥”，“人相食”。道光五年四月， “蝗蝻遍野”⑥。卫辉府在嘉庆十八年，“因枯旱已久，大田仍未能翻 犁耕种，贫民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①。由此可见，河南省各种自然灾害，遍及各州县，而且灾情十分严重。

除了山东、山西、苏北、河南是清代的重灾区，其它各省的自然灾害也不少。如直隶获鹿县，“嘉庆六年大雨水；八年春，雨雹损麦；九年秋旱歉收；十年秋旱歉收；十五年旱；十七年旱歉收；十八年旱歉收，城中井水皆竭；十九年大有；二十年八月十四日风霜损禾稼；二十一年春三月风霜损麦， 夏四月雨雹伤人畜无数；二十二年大饥，知县王业懋请粮放赈；二十三年夏四月初八日大风损麦，诏蠲田租之半，近京等处更甚，所伤人畜不可胜计； 道光三年夏六月大水，坏民房屋无数；十六年大旱；十七年大旱，粮价涌贵， 斗米八百余钱，斗麦千余钱”②。乾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湖北四川发生大灾荒，受灾面积很大，各地记载的灾情，令人触目惊心。如湖北当阳县，“民食树皮殆尽”③；枝江县“饥民冻死无算，民掘观音土及榔树皮、葛枝充食， 然赖以存活者仅十之二、三”④，枣阳县“民采树皮石面为食”⑤；长阳县“民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死亡相踵”⑥；四川重庆府“饿殍盈道”⑦；邻水县“饥饿者多”⑧；忠州“道殣相望，人相食”⑨；潼州府“立人市，鬻子女”、

② 《清高宗圣训》卷一四五《蠲赈》八。

③ 《光绪开封县志》卷六《黄河》。

④ 同上书，卷二十三《祥异》。

⑤ 《光绪虞城县志》卷六《人物》。

⑥ 《光绪永城县志》卷十五《灾祥》。

① 《清实录》嘉庆朝，卷二六七，嘉庆十八年三月。

② 《光绪获鹿县志》卷五《世纪》。

③ 《同治当阳县志》卷二《祥异》。

④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十《杂志》。

⑤ 《同治枣阳县志》卷十六《祥异》。

⑥ 《同治长阳县志》卷七《灾祥》。

⑦ 《道光重庆府志》卷九《祥异》。

⑧ 《道光邻水县志》卷一《祥异》。

“饿殍于道者累累”、“此岁凶荒，为百余年仅见也”⑩。

综上所述，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遍及各地，乾隆以后，尤其严重。贫苦人民，饥寒交迫，苦难备尝。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治黄河，修水利，捕蝗蝻，蠲赋税，赈粮米，各地也设立了一些常平仓、社仓、义仓，但这些零星的措施，无补于大局。清代中叶以后，灾区日广，人口日多，流民遍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清朝的统治更加动荡不安。

⑨ 《道光忠州志》卷四《祥异》。

⑩ 《乾隆蓬溪县志》卷七《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