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世纪初中英矛盾的尖锐化

十八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两个世界， 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差距和矛盾十分明显，即将迎头相撞。在这场东西方的冲突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封建的中国则站在自卫的、防御的立场上，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理应受到谴责。但是， 历史的进程有其客观的逻辑，斗争的结局不决定于抽象的正义原则，而决定于双方力量的较量。中国由于自身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注定会在斗争中失败，不可能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对欧洲国家发生了普遍的、强烈的冲击，它们还没有力量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远征，斗争暂时地推迟了。但是，矛盾越来越严重，侵略活动日益猖獗。外国军舰在中国沿海横冲直撞，屡次炮击沿海的村庄，许多侵略分子肆意残杀中国居民，藐视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形势越来越紧张，而腐朽愚昧的清政府却不能够从一系列冲突中觉察到大难即将临头，它依然墨守成规，懵懂度日，关起门户，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

一八○○年（嘉庆五年），英国船只“天祐号”（Providence）驶往黄埔，无故向中国民船开枪，一人受伤，一人落水淹死。中国官府向英人索要凶手，英人拒不交出，其事不了了之。

一八○七年（嘉庆十二年），英国船只“海王星号”（Neptune）水手， 在广州纵酒行凶，被送回商馆，又于当晚出外寻衅斗殴，打伤居民数人，其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六十三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六十三页。

③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期五，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上谕。

中一人于三天后伤重身死。英国方面极力袒护凶手，仅以过失杀人罪交纳四英镑罚金得释。

一八○九年，广州工人黄亚胜被英国水手刺杀，英国拒不交出凶手，广州当局向英人保证，不判凶犯死刑，英国仍抵赖推诿，竟将三名凶犯送回英国，逃避中国司法的制裁。

一八二一年，英船停泊在广东新安县南蛇塘村，英国水兵多人上岸取水， 并带羊只放牧，践食田里的番薯。农民黄亦明等要求赔偿，竟遭毒打。第二天，英兵纠集百余人至黄家寻衅，开枪打死黄亦明、池大河二人，打伤四人。事后，英人拒绝交出凶手，清政府停止了英国的贸易，但凶手已逃回英国， 清政府也无可奈何，不久恢复贸易。为了保持面子，两广总督阮元奏称“仍饬大班等告知该国王查出凶夷，押解来粤，听候究办”①。实际上，这场人命案件不了了之，凶手逍遥法外，腐败的清政府无力制裁外国的犯罪分子。

英国兵船也不断在我国沿海挑衅，屡次迫近我虎门炮台，并违反清政府的规定，随意闯进黄埔。一八○二年九月，英国兵船六艘，停泊在澳门外洋面数月，窥伺澳门。一八○八年七月，英国又以英法在欧洲发生战争，法国将侵夺澳门为词，派海军少将度路利（Drury）率兵船至澳门，“协助”葡萄牙人“防守”。八月二日，英军不顾葡萄牙人的反对，在澳门登陆，占据三巴寺、龙嵩庙、东西炮台。“澳民惊怖，纷纷逃匿”②。两广总督吴熊光要求英军撤出澳门，英拒不接受。吴熊光下令封舱，断绝英国贸易。英兵船三艘闯到黄埔，度路利率领英兵及水手二百数十人，乘坐舢板三十余只，在广州登陆，住在十三行商馆里，要求和吴熊光见面，形势十分紧张，“维时，不但黄埔民人，戒严迁避，即省外商民，无不惊慌，纷纷徙居城内”③。后因英国商人认为侵犯中国而断绝贸易，虽得澳门，亦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英法正在欧洲作战，也无力远征中国，事 态才没有扩大。十二月，度路利撤出广州， 中英贸易恢复。事后，清廷认为广东官吏措置不当，过于软弱，两广总督吴熊光充军伊犁，广东巡抚孙玉廷革职回籍。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出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需要，派出“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沿海进行了长达六个多月的侦察活动，了解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情况，试探官方的态度，大量搜集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并散发许多蛊惑人心的宣传品。船上有七十多人， 船主礼士（Lindsay）化名“胡夏米”，另有德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化名“甲利”，担任译员和医生。该船佯称是从孟加拉驶往日本的商船，船内故意装载一些洋布、毛呢、羽纱、棉花，以掩人耳目。一八三二年二月从澳门启航，先到厦门，停泊十多天，每天上岸侦察；继至福建， 违例闯进闽江口，两次致书闽浙总督，强求通商。声称“我到福州，一定要售卖”、“福建省的船许多只，到我属国的埠头赚钱，不例禁，是以我们也照此样，赴福建省要买卖”①，结果，销售了约值万元的货物。此后，又往宁波、上海、登州等地，一路上测量了水道、海湾，绘制了航海图，侦察中国的炮台要塞，并以治病、传教、贸易为名，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等

① 《清朝外交史料》道光朝一，两广总督阮元奏，道光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② 萧令裕：《英吉利记》。

③ 《清朝外交史料》嘉庆朝三，两广总督百龄奏，嘉庆十四年四月初七。

① 许地山校录：《达衷集》第十二页。

宣传品，进行欺骗性宣传。英国的这一侦察活动，为以后鸦片战争中侵略中国作了准备。英国方面不仅摸清了中国沿海的航道，获得了大量情报，而且也更加了解到清政府沿海防务的脆弱，认为可以用武力取胜。一八三五年， 胡夏米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中建议“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补偿，对将来取得保障”，并提出一个对华作战方案，使用十二艘舰船和二千九百四十名士兵，“这支武力的绝大部分，印度已经有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行动起来”，“敌对行动开始时，单纯地只对沿 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各驻以小型舰队”，“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①。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作战计划就是参考了胡夏米的这一建议而拟订的。

一八三三年，英国国会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这一法案定于翌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效。一八三三年年底，英王派遣律劳卑（Lord Napier）为驻广州商务监督，代替以前的东印度公司派出的“大班”，处理英商在广州的各种事务，要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中英之间的外交关系。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七月来到广州，直接写信给两广总督卢坤。卢坤因中英贸易从来都由中国行商和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打交道，政府并不出面，更没有英国官员进驻广州直接与清政府交往的先例，因此不肯接受律劳卑的书信，令行商们劝律劳卑离开广州，退往澳门，按照从前的惯例办事。律劳卑不肯离开广州，坚持要会见总督。卢坤为了避免僵局，通融折中，派广州知府等三名中国官员，前往律劳卑居住的商馆，询问律劳卑来粤的目的和其身份。但双方对于会见时的座次排列发生了争执，清政府官员主张自己坐在中间，律劳卑坐在旁席上；律劳卑却在商馆中把自己的席位置于中间，清朝官员坐在旁侧的宾席上，而且律劳卑态度傲慢，“仍不将来粤办理何事情由说明，亦不将兵船因何而来，何日回去之处，详细登答⋯⋯又不肯令通事转传言语”②，还“公然谴责那些代表总督前来看他的官吏”③。清政府忍无可忍，停止了对英贸易。律劳卑立即召两艘 军舰，闯入虎门。中国驻军鸣炮警告，英舰“施放连环大炮”、“随拒随行”，直抵黄埔。英国侵略者企图以强硬态度和坚船利炮，威吓清政府，迫使就范。清政府也调兵遣将，并用大船装载石块沉入河内，以阻止英舰的通道。这时，英国国内讨伐中国的声浪已起，但进行一场军事远征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律劳卑见威吓无效，只好转圜，在清政府恢复对英贸易的条件下，撤退军舰，自己也返回澳门。律劳卑回澳门只有半个月，因病死去。这次事件中，英国侵略者虽然没有达到既定的目的，但表明了中英矛盾已十分尖锐，英国殖民者迟早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① 胡夏米：《与巴麦尊子爵论英华关系书》，英国外交部档案 F.O.17/12，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② 《史料旬刊》第二十一期，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奏，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一五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