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政府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及其对西藏政治与宗教制度的改 革

一、“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清朝政府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进行统治的措施。这种措施开始实行于明代，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

我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以及湖南等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集居或与汉族杂居的地区。苗、瑶、壮、白、彝等兄弟民族，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一广阔的区域里。自元明以来，我国中央王朝的统治阶级，就采取土司制度统治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

土司制度是兼指土司与土官两种统治制度而言。前者包括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这些官爵职称虽受封于中央政府的皇帝，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后者包括土知府、土知州、土 知县等，是按照汉族地区行政建制设立的府、州、县中由少数民族头人所担任的官职。这种土司制度，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交通梗阻条件下，中央政府在军事征服或政治招抚之后所实行的“羁縻”政策和特殊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在其创建之初，虽有其可行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从明朝开始，便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改用流官代替土司，实行和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行政制度，这就是“改土归流”。清朝初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因忙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抗击沙俄入侵，

一时无力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仍沿用过去土司制度。康熙初年，虽于局部地区实行改流，但就整个西南地区来说，仍处于土流混杂、行政体制混乱的局面，有些大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数千累万，骄恣暴戾，横行不法。土司对于土民“可以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 敢怒而不敢言”①，土司向清朝纳“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两，终身不见天日”②。有的地方已经实行改土归流，但土司的势力根深蒂固，十分顽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 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

随着中原和边远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以及清朝统治力量的增强， 各族人民愈来愈要求挣脱落后、残酷的土司制度的统治，清王朝也不允许在自己的版图内存在着许多个不听号令、不服管束的独立王国。于是，改土归流又提到了日程上。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请求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 雄三大土府，就近划归云南，实行改土归流，接着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广的广大区域中推行改土归流。据不完全统计，雍正一朝，西南地区的土州、土府、长官司、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等土司被改流者达六十多个。革除土司后，清政府在各地分别设置府、厅、州、县，委派有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统治，实行了和内地同样的

① 《清实录》雍正朝，卷二十，二年五月。

② 《清史稿》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政权体制。

“改土归流”的推行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引起一些土司的武装叛乱。因为，土司制度维护这些地区原有落后的政治、经济结构，保留少数民族上层头子的世袭地位和特权，使他们得以把持地方政权，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并对土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改土归流”意味着他们世袭地位被取消， 特权被限制，因而必然会遭到少数民族上层头子的强烈反对，甚至发动叛乱， 以阻挠“改土归流”的贯彻实行。

鄂尔泰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和土司们对改流所持的不同态度，采取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段，而以前者为主，就象他自己所说：“改流之法， 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①。从改土归流的整个进程来看，大致上，广西、四川和湖广多采招抚手段，而云南、贵州二省，则曾大规模用兵。

清政府首先将原属于四川省的东川、乌蒙、镇雄划归云南，改土归流。乌蒙土司禄万钟、镇雄土司陇庆侯即发动叛乱，鄂尔泰遣刘起元、哈元生等率兵讨平之。不久镇沅土目刀如珍“戕官焚掠”，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纵其众出掠”，很快也被平定。云南是土司势力很雄厚的地区，斗争也显得特别激烈。当禄万钟叛乱时，其叔禄鼎坤因先受清政府招降，所以保持了手中的兵力，他不满“改土归流”措施，“觊袭土职，故调遣不听命”②，一直在窥测时机，图 谋叛乱。移镇乌蒙的清总兵刘起元贪黩暴戾，军律不肃，“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劫，混将头人栲比”①，激起少数民族的忿怒。禄鼎坤利用和煽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率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等于一七三○ 年（雍正八年）发动叛乱，杀死刘起元，攻陷乌蒙，“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寨及东川禄民诸土目皆起而应之，⋯⋯杀塘兵， 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梁，所在屯聚为乱”②。鄂尔泰调集清兵万余人进行镇压，分兵三路，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参将韩勋攻镇雄。这场战争十分激烈，清兵大烧大杀，鄂尔泰“亲督军鏖战”③，最后，把禄氏土司的叛乱镇压了下去。至于滇南地区，自从平定刀如珍的叛乱后，清兵深入澜沧江的下游，“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 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惟江外归车里土司，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 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④。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尤其在许多“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生苗”地界，无论是土司或流官都没有建立过有效的统治。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清政府进攻仲家苗，总兵石礼哈等率兵克贵州西部广顺府的长寨，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又乘胜招抚了广顺、定番、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等地千余处苗寨，贵州南、北、西三面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接着，鄂尔泰集中兵力，开始向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兵。这一地区，即贵州著名的“苗疆”地区，据鄂尔泰说：“贵州土

① 《清史稿》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① 《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七，八年十月。

② 《清史稿》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③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三《鄂尔泰》。

④ 《清史稿》列传三○一《土司》三。

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苗疆四围几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 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蟠 据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①。可见这一地区对巩固清政府在西南的统治与沟通南北的交通，都有重要意义。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鄂尔泰任用熟悉此处地形的张户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②张广泗倡议在山区要隘诸葛营设镇驻兵，“扼吭控制”，并用兵讨平了不肯降服的苗寨。于是，贵州东部广大苗区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清政府在各地设官驻兵，并开辟了通向湖南、广东的水陆交通。

但是，派往苗区的官吏和将领欺虐苗民，勒征钱粮，又引起了苗疆的动荡。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清江、台拱的苗民起来反对清朝官吏的压迫，攻陷凯里、黄平州，苗疆大震，广大苗区掀起了反清斗争的高潮。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往贵州平定苗民的斗争，张照反对鄂尔泰“改土归流”政策， “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③。而且，他不谙军机，调遣兵将，混乱纷更，以致大兵云集，旷日无功。时，乾隆新即位，即罢黜张照， 又令张广泗入黔，经营苗疆。张广泗“暂抚熟苗，责令交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④，并分兵三路，对各苗寨大烧大杀，苗民退入险要的牛皮大箐，清军合围，严密封锁，步步进逼，攻破牛皮大箐，杀死一万多人，又回过头来可耻地对已归降的熟苗进行剿杀，“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涉秋徂暑，先后扫荡，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⑤，黔东的苗区淹没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之中。

四川凉山是彝族聚居的山区，宁远、越■、峨边、雷波、马边等都是彝民劳动、生息之地。凡汉彝交界、入山不深之地，均有土司 土目，深山僻壤则彝民散居。清政府在云贵推行改流的同时，也派兵进入凉山，“自小金沙江外沙马、雷波、吞都、黄螂诸士司地，直抵建昌，袤千余里，皆置营汛”①，并将一些土司土目革除，派设了流官。

至于湖南西部的苗民聚居地及广西的土司地区，因在此之前，已经历了一段“流土共管”的时期，土司的势力已有很大削弱。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声势很大，清廷临之以兵威，讨伐了云南的乌蒙、镇雄土司和贵州的“苗疆”，其他的大多数土司也只好接受改流的措施。大体上，从雍正四年至九年，清政府已在云、贵、川、湘、桂的广大地区，基本实现了“改土归流” 措施。

“改土归流”措施必然伴随民族压迫的因素，清兵在平定土司叛乱的战争中进行烧杀抢劫，给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但是，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 “改土归流”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并且发展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

① 《清史稿》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② 《清史稿》列传八十四《张广泗》。

③ 《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土司四》。

④ 《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土司四》。

⑤ 《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土司四》。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济、文化联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