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川白莲教响应起义和襄阳起义军的失败

白莲教广泛传布于鄂川陕豫等省，教徒们声息相通，休戚与共。所以湖北的教徒发难以后，四川的教徒也积极准备，欲起而响 应。当时，苗民起义尚未平息，湖北的教民又起，四川的清军都调去作战，川省空虚。一七九六年十月五日（嘉庆元年九月十五日），四川达州的白莲教领袖徐天德首先在亭子铺举起义旗，群众纷纷参加抗清的武装队伍，“旬日间，有众万人”①。接着东乡的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冷天禄、张子聪等，聚众万人响应。四川的起义，一开始来势很猛，起义群众“陕楚籍居三之二”，“一旦揭竿，战斗如素习。而川东数州县，皆界连汉南大小巴山，袤延千余里，贼巢踞其中”②。陕西巡抚秦承恩屯兵兴安，四川总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率兵进剿，都慑于起义军的声势，畏缩不前。英善派中营游击尚维岳、左营游击范懋率二千人驻扎娘娘庙，令左营都司清福出东乡之天星桥为犄角。徐天德义军居亭子铺数日后，转屯麻柳场，乘清兵不备，夜袭娘娘庙，打死尚维岳、范懋、清福及把总多人，清兵全军覆没。然后，扫荡了达州、东乡、太平、新宁、渠县、大竹等地的团寨乡勇武装。于是白莲教起义“辗转蔓延，⋯⋯遂不可遏。”

③十一月，太平的白莲教首领黄富才、卿有义起事，徐天德便率起义军经太平

进入陕西境内，分兵攻打兴安府的安康、平利、紫阳等县。此后，陕西各地白莲教也纷纷举起义旗。十二月，安康冯得仕起于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于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知起于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于汝洞二河。

是月，四川总督英善令重庆总兵袁国璜，率清兵至东乡，直逼徐天德起义军的后方营垒。义军乘清兵扎营未定，发起攻击，激战三昼夜，恰值陕西兴安总兵何元卿率兵增援，始脱离险境。于是，袁国璜、何元卿“遂合兵老营湾，四围树巨木、编竹，缚以生牛皮，外坎长壕，埋铁棱其下，⋯⋯官兵每黎明黄昏，例百人出营放鸟枪三周， 喊号三声”①，以为这样即可安然无恙。一天凌晨，浓雾重霾，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火球如流星百万，掷入

②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十九，嘉庆二年六月上谕。

③ 《清史稿》列传一三二《惠龄》。

① 《戡靖教匪述编》卷九。

②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③ 《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① 《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营内，外用长绳飞钩，拔栅倒复壕上如平桥，营中惊起，仓猝未及披衣，火光满帐，贼万众扑入，杀声闻数十里。”②结果，袁国璜、何元卿及都司高杰等官员均被击毙，起义军大获全胜。

第二年一月（嘉庆元年十二月），巴州白莲教首领罗其清及苟文明、罗其书、鲜大川等，于方家坪起义，称巴州白号；通江首领冉文俦及冉天元、冉天泗、王士虎等于王家寨起义，称通江兰号；太平首领龙绍周及徐万富、龚建等于南津关起义，称太平黄号。此外，还有云阳月兰号林定相，奉节 线号龚文玉等，也纷起响应。巴州、通江、太平、东乡等地，“俱毗连陕、楚， 于是三省之贼，互相出入，益肆猖狂。”③一月二十七日（旧历除夕），徐天德、王三槐等攻破东乡城，击毙哈密办事大臣佛住，至此，四川的起义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四川起义军一开始虽然获得了胜利，但随后又重蹈湖北起义军的复辙， 他们也株守山寨，没有主动出击，越来越陷于被动。起义军踞守的山寨，地势险峻，都在悬崖峭壁、深林密箐之间，易守难攻。可是，由于起义军没有乘胜进击，清军赢得了喘息和重新部署的时机，大队人马陆续调至四川，悍将明亮、德楞泰在攻灭苗民起义军后，移师入川，军容颇盛。同时，地主武装蜂起蝟集，其中著名的有南充知县刘清组织的乡勇。刘清为官清廉，民间有“刘青天”之称。他在起义军中有极大的欺骗性，起义军与刘清相遇，往往避道不战。刘清还只身进入起义军的营寨中，招抚劝降，有些人受了他的诱惑而放下武器。另外，还有罗思举、桂涵等率领的乡勇，他们都是当地土著，慓悍善战，熟悉地理乡情，与官军协同作战，成为起义 军的劲敌。

一八九七年（嘉庆二年）春，清军和乡勇陆续攻破起义军的据点张家观、清溪场、金峨寺、重石子、香炉坪，义军的重要领油孙士凤牺牲。孙与各地的白莲教徒均有密切联系，享有很高的威信，据清朝奏报中说：孙士凤“在教匪中辈分最高，贼众均称孙老师父，即徐天德等无不拱手听命。凡陕西之兴安、四川之达州、巴州、湖北之来凤等处，该犯传徒甚众，实为三省传教首恶。去岁从太平起事，旋又窜至东乡”①。孙士凤战死于川鄂起义军大会师的前夕，分散的各支起义军之间少了一位识大局、有谋略、孚众望的联络人， 对各支起义军的团结抗清极为不利。七月，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禄等和清军苦战，屡遭失败，部队大量减员，仅余二千多人，情况十分危急。恰好襄阳义军数万人分三路入川，给四川起义军解了重围，局势顿时出现了转机。

襄阳义军由通江竹峪关进抵东乡，与四川义军会合。王聪儿、姚之富等驻开县南天洞，李全与徐天德、王三槐等部驻温汤井，“分屯山冈，延亘三十余里。”②各路义军决定重新按青、黄、兰、白分号，并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确立各路义军的建制。于是，川省方面，达州首领徐天德所率义军称达州青号，徐天寿、王登廷、张泳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等附之； 东乡首领王三槐、冷天禄所率义军称东乡白号，张子聪、庹向瑶、符日明、汤思蛟、张简等附之；太平首领龙绍周所率义军称太平黄号，龚建、唐大信、徐万福等附之；巴州首领罗其清所率义军称巴州白号，罗其书、鲜大川、苟

② 《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③ 《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①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四十一，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宣绵等奏。

②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文明等附之；通江首领冉文俦所率义军称通江兰号，冉天元、冉天泗、王士虎、陈潮观等附之。襄阳义军方面，襄阳黄号以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王光祖、樊人杰为首领，伍金柱、辛聪、辛文、庞洪胜、齐国谟、伍金元等附 之；襄阳白号以高均德、张天伦为首领，宋国富、杨开甲、高天升、高天得、马学礼、魏学盛、杨开第等附之；襄阳兰号以张汉朝为首领，李朝、李槐、詹世爵、陈杰、刘允恭、张什、冉学胜、戴世杰等附之。

东乡会合并没有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张汉朝义军当时在进入四川时，曾经张贴过一布告，宣扬清朝“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并明确提出“兴汉灭满”的号召。所谓“兴汉灭满”虽然不是全部起义军的共同口号，而且口号本身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经过与清朝政府一年多的殊死血战，起义军在东乡会合前后对这场斗争的目的的认识，从过去的“官逼民反”到这时的“兴汉灭满”，应该说在认识上是深入了一步。

这时，清军从四面八方围攻川楚起义军，总统川陕军务的陕甘总督宜绵、广州将军明亮、都统德楞泰、提督庆成、柯藩等，率兵汇集于东乡一带。惠龄和侍卫舒亮也从陕西赶来，形成三面夹击的态势。义军兵力虽有好几万， 但在那里久屯并与清兵周旋却极不适宜。一方面因为川东山区地瘠物竭，人烟稀少，无法解决部队足够的给养；另一方面，川楚两部义军在联合问题上存在分歧，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散漫，心胸狭隘，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各支义军之间甚至猜疑防范，不能团结对敌。据王三槐说：王聪儿、姚之富“他们曾差人来说要合伙，⋯⋯后来大家商量，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教他们湖北的人来糟踏，不肯与之合伙”。他们甚至害怕遭到湖北义军的暗算火并，相见时小心提防，“俱系马上与之见面，都未到过营盘”。又以“大家分散便于逃走”①为理由，拒绝襄阳义军“合伙”对敌的要求，带领一部分队伍撤向西北方的通江、巴州地区。鉴于这种情况，襄阳义军决定李全、樊人杰、王光祖等部继续留在四川，而主力军重返湖北，经万县、云阳、奉节 、大宁， 沿长江而下，各地白 莲教徒纷纷起义，“人数顿至数万，分股四扰，复有新起之贼，响应愈多”①。

七、八月间，襄阳义军分两路进入湖北，前队王聪儿、姚之富等约二万人，由兴山北上，攻保康、南漳，以襄阳为目标。后队王廷诏等一万人，趋远安、当阳，佯攻荆州，实为王、姚义军的后卫。清廷急忙调兵遣将，拚命阻击，“诏发吉林、黑龙江索伦兵三千，令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以木兰进哨兵百余为先锋，并解察哈尔马八千匹赴河南湖北。”②明亮率清兵于宜昌、远安城外截击，又设重兵扼守荆门州。九月，王、姚军与王廷诏军会合，分三路攻扑襄阳，先在关庙河歼灭副都统丰绅等二千清兵，又在郧县草甸设下埋伏，击毙护军统领、御前侍卫公惠伦。因清兵防守严密，义军放弃攻城计划，向西直插房县、竹山，佯走陕西，欲引清兵追入山，而乘间北渡汉水。当时清兵对汉水早有戒备，义军未能北渡，遂继续向西进入陕西境内。十月， 原先留在四川的襄阳义军李全部从川北折返陕西，在兴安与襄阳义军的大部队会师。

① 《王三槐供词》，《军机处录付奏折》，见《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三期。

①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四十五，嘉庆二年八月明亮奏。

②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自一七九七年二月至九月（嘉庆二年正月至八月），襄阳义军沿着河南、陕西、四川几省边境，迂回流动，行程数千里，返回湖北，又进入陕西。半年多时间内，绕了一大圈子，发动了广大贫苦百姓，打击和威胁清王朝的统治。

所以取得这样的胜利，首先是起义军在老林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行不必裹粮，住不借棚帐，党羽不待征调”，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并有各地教徒“为之响导负运”。“是以自用兵以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③，可见，起义军处处得到人民的支持。相反，清 兵行军，不得不携带大量“锣锅帐房”， 每人“身所佩带，不下二三十斤”。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负粮夫马日只行数十里，兵行一日，粮两三日始达，干粮难以多携，不能不住扎等粮。” 因为没有群众当耳目，清兵“行必按队，止必安营，挖壕树栅，守卡站墙， 日夜不得安歇”。这就是清朝官吏所哀叹的：“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①的主要原因。

其次，起义军流动作战，机动灵活。他们“倚恃老林无忌惮”，“万山之中任奔走”②。各路义军，“忽分忽合”，分合无定；清兵前后夹击，则左右分驰；清兵东西并攻，则南北各奔。部队以分散行动为基本的作战形式， “合则数千人只成一股，分则二三百人亦可作两股三股”③。各路起义军的分号编制，也机动灵活，“从大股分出小股”，“一股分为数股”。白莲教义军分成许多营，如“曹家营”、“冉家营”、“齐家营”、“杨家营”、“张家营”、“魏家营”等等，营以下又有旗，旗是基层组织，经常独立活动。如义军战士说“我等是齐家营分出之一股，共有四十杆旗，一杆旗内二、三百人不等”④，又如进入甘肃的义军，“立有各色旗一百八十余杆，每旗聚人六、七十不等”⑤，这种营旗组织，分合自如，是为了适应分散作战的需要而组成的。清最高统治者嘉庆帝深深地感受到起义军流动分散作战的威力。他惊呼：“追捕稍疏贼合队，官兵既至贼又分；倚恃蚕丛肆奔窜，忽聚忽散劳我军。”⑥当时的湖广总督勒保也不得不承认：“以言兜剿，即数十路难以圈围；以言堵御，虽数十万兵亦不敷分 布。”①加上起义军善走善战，利用天时地利条件，“善用伏、用诈、用偷营”，常使清兵猝不及防，时遭损折。一七九七年十一月（嘉庆二年九月），清将领明亮、德楞泰，根据襄阳

士绅梁有谷等“筑堡固守”，防御起义军的经验，向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责成地方政府和地主豪绅组织乡勇，用堡寨深沟对付流动分散的义军，断绝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义军“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显然，这是对付起义军流动作战的比较有效的作战方式。可是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迷信清兵的力量，没有看出这个主张的重要意义，认为：“以筑堡烦

③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① 《戡靖教匪述编》附录：龚景瀚：《坚壁清野议》。

② 《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二十六——三十一。

③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一八一，嘉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台布奏。

④ 同上书，卷六十四，嘉庆三年二月十七日柯藩奏。

⑤ 同上书，卷一六八，嘉庆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国霖奏。

⑥ 《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四。

①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五十九，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勒保奏。

民，不如专擒首逆”，拒绝了这一建议。

由于襄阳义军第二次入陕，清统治者又重新部署兵力：任命勒保为湖广总督，以明亮、德楞泰一路专门追剿王聪儿、姚之富义军。上谕特别指出： 清军主力，“劲兵健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其所剿姚之富、齐王氏二贼，尤贼中首逆。朕所盼惟明亮、德楞泰二人，不得⋯⋯稍存观望。”②同时责成宜绵率清兵对付四川王三槐、徐天德、罗其清、冉文俦等部义军；责成额勒登保率清兵对付巴东覃加耀、林之华等部义军；责成观成、刘君辅率清兵对付大宁老木园的陈崇德部义军；责成惠龄、恒瑞、庆成对付安康的李全部义军。并且明令规定，各路清兵，“各办各贼，原不相统，不拘何路擒贼， 即此路将帅之功，何路养贼，即此路将帅之罪，其各自为战。”③清统治者采取分兵追击、各负责任的办法，以对付起义军的分股流动战术。

一七九七年年底，襄阳起义军在陕川边境与清兵周旋，作大幅度的迂回运动，忽而入川，忽而返陕，清兵捉摸不定。十一月，襄阳义军在陕西平利、镇坪、安康、洵阳、紫阳、石泉等地分散出击。十二月，经过艰苦奋战，在汉中以西会师，连营二十余里，并折入川 北。

为了打破清兵围堵阻击的局面，襄阳义军决定发起新的进攻。即与川省起义军配合，利用汉水上游及其两侧南巴老林山区的有利条件，迂回盘旋， 甩掉追击的清军，抢渡汉水，奔袭西安，东出河南，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变被动为主动。为此，起义部队作了相应部署，将襄阳各号重新组成四路大军，以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为一军；以王廷诏、高均德率领的为一军；以李全、樊人杰率领的为一军；以张汉潮、刘永泰率领的为一军。这时， 汉水两岸有大批清军和乡勇防守，明亮、德楞泰又紧紧咬住起义军紧追不舍。起义军几次抢渡未成。一七九八年一月，起义军采取巧妙的战术，王聪儿、姚之富率主力从川北进抵汉中之东，引诱清军跟追。高均德乘敌不备，趋汉中之西，在汉水上游抢渡成功，奔城固、洋县，深入秦岭，指向西安，“全陕震动”。其实高均德所部人数不多，并无攻取西安的可能，但清军害怕西安有失，惊慌失措。正在追击王聪儿、姚之富义军的明亮、德楞泰等，只好撇下了王、姚义军，回师尾蹑高均德。就象明亮所说“以贼情，则齐王氏首逆；以地势，则高均德将东惊西安、扰豫、楚，而景安、秦承恩等防守步兵不能驰击。”明亮“遂舍齐王氏，率大兵八千驰赴汉中。”①这就给襄阳义军大部队一个机会，得以乘虚由西乡奔石泉，在黑石头◻浅渡汉水。消息传至朝廷，“上大怒”，责斥明亮“舍重就轻，堕贼计，使齐王氏得乘间北渡。尽夺世职、紫缰、孔雀翎，戴罪立功。”②

起义军各路渡汉水以后，三月，王聪儿与高均德会师，吸引明亮、德楞泰、额勒登保主力，长驱东北，出入镇安、山阳、商州一带。而李全、王廷诏义军，则分路由城固、洋县老林山区，北出宝鸡、岐山，合攻郿县、周至。李全的先头部队王士奇义军，逼近西安，严重 威胁陕西首府的安全，陕西巡抚秦承恩匆忙撤兵，回师西安防守。秦承恩“性懦弱不知兵事”，“惟闭城

②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③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①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②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独守，日夕哭泣，目皆肿”①。当时，义军王士奇部与清总兵王文雄部，在焦家镇、屹子村展开激烈战斗，可惜王士奇都是义军的一支偏师，战斗力较弱， 清军拚死力战，义军损失惨重，王士奇战死，余部败回。从总的形势看，清军在川陕有较多机动兵力，尤其地方乡勇众多，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甚大。而且，德楞泰取代了明亮的职权，跟追十分卖力，额勒登保也从川东赶来助战。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义军被清兵死死缠住，未能与李全军会合，失去了会攻西安的时机。从此，白莲教起义军又陷入了被动地位，在德楞泰、明亮的追逐下，折向东南，在山阳的石河、宽坪与清军激战，连遭挫折。起义军且战且走，退到湖北郧西的三岔河，两旁都是高山峻岭，起义军走进山沟， “彼时，贼匪如从沟口窜出大路，即毫无阻拦。（清兵）因别无路径绕出贼前，正在焦急”②。郧西知县孔继檊率领乡勇数千人，赶在起义军的前面，堵住了沟口。起义军被装进了口袋里，前有乡勇堵截，后有清兵追赶，两侧俱是山梁，“贼众男女尚有八、九千人，犹敢舍死冲破，占住山梁，奔突沟口”

③，冲击多时，未能突出包围，义军集结在左、右两个山梁上。清军侦知王聪

儿、姚之富被困在名为卸花坡的左山梁上，于是全力攻扑，“该逆尚率男妇三千余人，滚石放抢力拒”，清军与乡勇，人多势众，蜂拥而上，义军中有很多老弱妇幼，力战不支。王聪儿与姚之富“率众奔逃至险峻之处，弃马爬越”④，清军团团围住了山梁，义军已无路可走，仍奋力抵抗，纷纷倒在血泊之中。王聪儿率领女战士十余人，与姚之富等攀登山顶，誓不做俘虏，不遭侮辱，相继跳崖，壮烈牺牲。时王聪儿年仅二十二岁。两年多来，她 领导数万起义群众，驰骋疆场，转战万里，与强敌搏战，打得清兵狠奔豕突，惊惶失措。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斗争的漫长岁月里，王聪儿树立了一位起义女英雄坚贞不屈的光辉形象。

这时，湖北白莲教起义军还有李全、高均德、张汉朝等三大支，除张汉朝军远在湖北荆门州以外，李全、高均德和四川的阮正隆起义军，聚集在陕南的镇安、山阳一带。他们收集了王聪儿、姚之富的残余部队，悲愤填膺， 欲为王、姚报仇，奋力与清兵厮杀。但当时，清廷已起用勒保为四川总督， 代宜绵总统军务。各路清军云集于陕西南部，起义军新遭败衄，士气不扬， 战斗屡失利，部队的情绪大受影响。许多楚、豫战士想返回湖北、河南老家， 而川、陕籍的战士又不愿东走，队伍发生了分裂。阮正隆部下多四川人，脱离大队，单独行动，渡汉水南下，进入四川。李全、高均德的义军与清军的两大主力额勒登保、德楞泰周旋于秦岭大山之中，长途奔绕，时合时分，但无法冲破清军的阻拦，进向河南。是年七月，高均德、李全抢渡汉水，全军南下宁羌、广元，进入四川，与川北的冉文俦义军会合，德楞泰阻击不及， 这个被誉为“英勇超伦，战必身先陷阵”的凶恶将领因此受处分，“诏斥纵贼，夺爵职，留副都统衔”①。

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下半年，除张汉朝仍在湖北、陕西活动外，白莲教起义军，都集中于四川，此后，原襄阳义军已蹶而不振，只能起配合作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四《王文雄》。

②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十七，嘉庆八年八月十三日上谕。

③ 同上书，正编，卷六十七，嘉庆三年三月十三日德楞泰奏。

④ 同上书，正编，卷六十七，嘉庆三年三月十三日德楞泰奏。

① 《清史稿》列传一三一《德楞泰》。

用，而四川的义军力量仍很强大，成为继续斗争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