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疆地区的开发

我国边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经过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随着清王朝政治局面的稳定，边疆地区先后归于清朝中央有效的管辖之下，这就为进一步的经济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清代前期和中期，边疆地区的开发情形如下：

东北地区 这里本是清朝的发祥地，但清朝入关，把东北的大批人口和财富带进了关内，造成该地的经济衰落。后来，清朝陆续抽调八旗官兵回防东北，又有许多罪犯流放东北，特别是关内的大批汉民，为生计所迫，或渡渤海，或出山海关，往东北垦荒。这样，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一度残破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应该指出：清朝统治者企图独占东北的经济利益，并隔断满汉下层人民之间的联系，严密地封禁这片所谓“龙兴之地”，不让汉人进入东北。顺治年间，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浚边壕，沿壕植柳”①，建立了“柳条边”，以限制人民的出入。又在山海关严密稽查，凡出关者须持官府“印票”。尽管清政府想尽办法，封禁东北，但人民用种种办法，冲破清朝的禁令，大批前往东北谋生。如康熙中，从关内前往东北山林中偷采人参的“岁不下万余人”②。以后，到关外垦荒种田的人越来越多，势如潮涌，清廷禁令，形同虚设。来到东北的汉民，在此安家落户，“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③，当地官府也乐于剥削对象的增多，对在此落户的人，睁一眼，闭一眼，“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仍予入册安插”

④。

在各族劳动人民的努力下，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垦地迅速增加。如奉天旗地，顺治年间有四十六万垧，康熙中叶增至一百一十六万垧，雍正时增至二百三十六万垧，乾隆中叶又增至二百八十九万垧。又如吉林的耕地，雍正十二年有旗地八千顷、民地二百顷；乾隆四十六年，旗地增至两万四千顷，民地增至一万一千顷。黑龙江地区早在康熙中，因抵抗沙俄侵略，就地解决军粮，在瑷珲附近的黑龙江东岸实行屯田，这里，“地土膏腴，无干旱水溢之虞，每垧年终获粮，较之江右各田，浮收一倍有奇”⑤，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还有乌苏里江以东，也有大批劳动人民从事采参、捕猎和垦荒。十九世纪中叶，这里的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俄国人维纽科夫于一八五八年来到这里，有如下的记述：“从伏锦河源到它与三道沟合流处，凡七十五英里，沿河两岸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种植小米、大麦、小麦、燕麦、大麻、马铃薯、黄瓜、南瓜和各种蔬菜，产品完全足够他们自己和采人参者的需要。天朝人民以他们特有的勤劳从事这

① 《奉天通志》卷七十八。

② 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③ 《清实录》道光朝，卷二五○。

④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五，《户口》一。

⑤ 《瑷珲县志》。

些田地的经营”①。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东北地区新兴起一批军政据点和商业城市，有“边外七镇”，包括：吉林乌喇、齐齐哈尔、宁古塔、伯都讷、三姓、墨尔根、瑷珲。其中，吉林乌喇是吉林将军的驻地，造船业很发达，又名船厂。“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双帆楼橹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按指沙俄）”②。康熙中，这里已很繁华， “中土流人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

③。其他如宁古塔“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④，齐齐哈尔，“商业

夹街而居，市声颇嘈嘈”⑤。

除了这些新兴的城市以外，还有各民族进行贸易的特殊形式，如齐齐哈尔郊外有每年一度的“楚勒罕”，“岁五月于齐齐哈尔幕府输贡貂，贡有定额，不中选者得市易，号曰楚勒罕，译言盟会也”⑥。届时，黑龙江、松花江、嫩江以及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的猎户牧民扶老携幼，运载各种货物，前来交易，换取一年所需的生产用具和生活必需品。“楚勒罕”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有重要的作用。乾隆末年，清政府的调查中说：“打牲人等，每年交貂会盟（即指“楚勒罕”），俱将伊等妻子带来。且客商云集，伊等一年所用之物，全赖此次置买”①。

内外蒙古 这里很早就和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政治局面一直比较稳定。清政府在这一地区采取了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如划分旗界，固定牧场，救济灾荒，建立仓贮，并派人传授农业耕作技术，发放农具种子等。在蒙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各地牧草丰茂，牛羊成群，一些王公贵族拥有的畜群，动辄以千头、万头计。在农业方面，内地的汉族农民大批流入蒙古地区，垦荒种植。如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的上谕中说：古北口外“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②。清朝也象对东北地区那样，禁止汉民流入蒙古地区，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但是，由于内地的封建剥削苛重，灾荒频仍，人口激增，谋生维艰，所以汉族劳动人民大批流向边疆，流向土地尚未垦殖的地方，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政府的禁令不可能加以扭转。人民千方百计冲破禁令，而蒙古王公为了增加收入，扩大剥削量，也乐于把自己的牧地改为农田，租给汉民佃种，越来越多的汉族农民在蒙古地区落户。例如，热河迤北，清初并无汉人，至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汉民增至五十五万，四十年后，至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汉民增至八十八万。有清一代，长城沿边，西起鄂尔多斯、经归化城土默特旗、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汉人屯聚甚密，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广大的半农半牧区。

① 《阿穆尔河、中国和日本游记》第一五一页。

②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③ 杨宾：《柳边纪略》。

④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⑤ 方式济：《龙沙纪略》。

⑥ 《黑龙江志稿》卷四十九。

① 《清实录》乾隆朝，卷一四八七。

② 《东华录》康熙朝，四十六年七月。

农业的发展，使蒙古人民的经济生活有所改善，由于畜牧业和农业两大部门得以交流产品和生产技术，牧区人民能获得更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逐步改变了单纯食肉的饮食习惯。农业的发展，又提供了大量的农作物秸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冬季饲料和燃料的供应，有利于牧业的发展。居住方面，有些地方更多采用土木结构，为过渡到定居或半定居创造了条件。

外蒙古地区也有少量的农业耕作，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很小。清廷曾在科布多地区和鄂尔浑河实行屯田，由驻军轮流耕种，以供军粮。平定准噶尔以后，屯田废弃，故在外蒙的经济生活中没有发生大的影响。另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都在自己的领地上，召汉族农民，开垦种植。

内外蒙古与内地建立了频繁的贸易交流。蒙古的王、公、台吉逢年班到北京觐见，总要带着商队和土特产赴北京交易，他们在北京住在理藩院特设的里馆（在东交民巷）或外馆（在安定门外），这一带形成了汉蒙交易的繁华市场。另外，汉族商人也分路进入蒙古各地，带去粮食、布疋、砖茶、绸缎、铜铁器等，购进毛皮、牲畜、药材。在各地寺庙的周围或驻兵地点，形成了一些定期的集市，在这种小的集市之上，又形成了较大的商业城镇，如张家口是蒙古入京的要道，商业的发展很快。据说康熙时只有商店十余家，雍正时增至九十余家，乾隆末增至一百九十余家，嘉庆末又增至二百三十余家，“凡内地之牛马多取于此，贾多山右人（山西人），出口率以茶布兑换”

①；又如归化城也是商贾云集，旧城太狭小，雍正末，在城东五里另建新城绥

远，后来新旧城合称归绥，成为今天呼和浩特市的基础。还有多伦则是以寺庙为中心的集市地点，十八世纪以后，一些商人和垦荒农民逐渐定居，成为内蒙重要的宗教和商业中心。

天山南北 自从平定准噶尔以后，清政府在天山南北，特别是北疆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屯田实边，促进了这里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屯田分为许多种，有兵屯（绿营兵）、旗屯（八旗兵）、回屯（维吾尔族）、遣屯

（发遣的罪犯）、民屯（内地移民）等。屯垦的规模和效果大大超过前代。据统计：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兵屯、旗屯、遣屯共二十八万七千余亩，民屯亦达二十八万亩①，都集中在北疆。乾隆以后，民屯大量增加，而其他类型的屯田未再扩大，如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乌鲁木齐的民屯土地有十五万亩，至一八○八年（嘉庆十三年）增至六十八万亩，增加了四倍以上，可见民屯增加之快。还有“回屯”，是指乾隆中叶从南疆地区迁到伊犁进行垦殖的维吾尔族的屯田。这些维吾尔族农民素有农业耕作的技术，迁至伊犁河流域“分为九屯，建宁远城居之，选回人为阿奇木伯克管辖回屯事务”

②。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塔兰奇”人，嘉庆时已蕃殖至三万四千余人，垦种的

面积也很广大，“自宁远城以东三百里，皆回民田（指回屯）”③。至于南疆并没有大规模的屯田，但这里是传统的农业区，人口也较稠密，乾隆中叶以后，承平日久，秩序安定，故生产亦有较快的发展。当时人的记载说：阿克苏“土田广沃，芝麻、二麦、谷、豆、黍、棉，黄云被野，桃、杏、桑、梨、

① 秦武域：《闻见瓣香录》卷甲。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二七六页。

② 同上书，第二七五页。

③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

石榴、葡萄、萍婆、瓜、菜之属，塞圃充园”，喀什噶尔也是“地土膏腴、粮果多收”，和田“土田平旷，沃野千里，户口繁多。⋯⋯瓜果咸备。⋯⋯ 男力为耕作，女勤于刀尺”，还有吐鲁番“土产麦、谷、胡麻，而甜瓜、西瓜、葡萄，种类甚多，无不佳妙，甲于西域，土田肥沃，亦多棉豆之利”④，还有哈密地区“田畴沃衍，园林蕃庑，气候温暖，泉甘土肥，山泉竞辏，号称殷庶”⑤，从这些记载，可见当地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盈的情况。

新疆也有一定的手工业，清政府于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曾从阿克苏调来熟悉采铁的维吾尔族三十户在伊犁河南山索果尔地方采炼生铁，南疆多黄金、白玉，“按回部金玉并产，而玉石尤良”①。“喀什噶尔回城，⋯⋯习技巧，攻玉缕金，色色精巧”②；纺织工业也较发达，如和田“原蚕山茧极盛，所织绢茧布极缜密，光实可贵”③，北疆所需布疋，一部分从内地运来而大部分取给于南疆。

随着生产的发展，天山南北的商业也很繁盛。清廷积极鼓励内地商人来此贸易，凡商人愿意出塞者，“即给予印照，毋使胥吏需索”，并且减轻了商业税收。乾隆上谕中说：“自回部荡平，内地商民经由驿路及回人村落，⋯⋯行旅并无阻滞。若晓示商民，不时前来贸易，即可与哈密、吐鲁番一体，于官兵亦有裨益”④。当时，在南北疆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如伊犁是最高军政长官将军的驻地，既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是商业中心。每年三月至九月，各地的哈萨克族、布鲁特族赶着大批牲畜来到伊犁各城，交换从内地运来的绸缎、茶叶、布疋、瓷器。乾隆年间流放于此地的洪亮吉有诗描述贸易的情况，“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又据赵翼述伊犁的繁盛，“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羊马成群，皮角氊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至如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至”⑤。至于其他城市的商业也很繁荣，如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人民杂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⑥；阿克苏，“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⑦；叶尔羌，“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退摆特、郭酣、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⑧

西藏和西南地区清代的西藏尚处在农奴制的统治下，经济比较落后，又地处高寒，不宜于农作物生长，只在地势较低、气候温暖的河谷地带，种植青稞、豆、麦等，高原草地则放牧马、羊和牦牛。由于西藏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以清政府加强了管理，西藏的秩序有一较长时期的稳定，因此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黄教日兴，民生亦日安乐”的景象。西藏和内地

④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⑤ 傅恒等：《西域图志》卷九。

① 傅恒等：《西域图志》卷四十二。

②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③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④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六。

⑤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二。

⑥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⑦ 同上。按八栅尔是南疆维吾尔族传统的集市。

⑧ 同上。按八栅尔是南疆维吾尔族传统的集市。

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人员经常到北京朝贡和觐见，蒙族人民入藏“朝圣”、“熬茶”，汉族的官兵轮番驻防，各地的客商往来贩运，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内地的绸缎、布疋、茶叶运入西藏，而西藏的皮毛及其他土特产也输送到祖国各地。由于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加强，人们频繁地往来于从四川、青海、云南和南疆进入西藏的几条大道上，沿路形成了一批城市，如打箭炉，“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①。

其它西南的一些边远地区，自从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革除了土司的暴虐统治，改变了少数民族中某些落后的规章制度，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原来被土司垄断和封禁的许多土地，招民垦种，当地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得到了土地，内地汉民也来到了从前不准去的荒远偏僻的地方，进行垦荒，如乌蒙府改土归流后，从前被土司霸占的“所有地亩定为水、旱、生、熟四项，分给兵民倮户及土人耕种”②，又如云南的一些边远地方，“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③，“携眷依山傍寨，开挖荒土”④。又如云贵交界的平越、安顺“垦辟汗莱，焚烈山林，久荒之土，亩收数倍”

①。湘西地区“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②

经过长期战争的大小金川地区，改流后也出现了“户口日增，报垦几无隙地”。

③的情况内地大批汉民迁入西南地区，得以谋生糊口，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

验和生产工具，如兴修水利，建设梯田，积粪沤肥，加强作物管理，改良耕作技术，推广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等，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例如，云南普洱府从内地学习种茶的技术，开辟茶园，所产茶质地优美，产量亦丰富，成为著名的产茶区，各族人民”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④。云贵地区，盛产铜、锡、银、铅、矿场很多，最盛时期，采矿工人不下数十万人，这些工人也大多来自两湖、四川、江西等省。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西南地区的商业也更加兴盛起来。汉族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各地，既有车载船运的大商贾，也有肩挑手挽的小商贩。他们虽要谋取较多的中间剥削，但在交流物资、沟通各族的经济联系、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如云南的情形，“历年内地民人，贸易往来，纷如梭织”⑤，又如湖南的情形，“辰州苗民与汉民交易，辄以牛马驮载杂粮布绢之物，以趋市集，届期必至，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

⑥。还有贵州东部苗民聚居的山区，交通梗阻，改土归流后，清政府“雇苗船

百余，赴湖南市盐布粮货，往来畅通，民夷大忭，估客云集”⑦。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

② 《清实录》雍正朝，卷一一七，十年四月。

③ （道光）《广南府志》。

④ （道光）《普洱府志》卷首，梁星源序。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② （朝隆）《芷江县志》卷五，风土物产。

③ 李心衡：《金川琐记》。

④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

⑤ 《临安府志》，江浚源：《条阵稽查所属夷地事宜折》。

⑥ 徐珂：《清稗类钞》十七册，农商类。

⑦ 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台湾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结束了荷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统治，使这个美丽富饶的宝岛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前，当地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荆榛未辟，生产十分落后，并无铁制的农具，“访其开垦，不知犁耙锄斧之快”①。郑成功及其后继者招徕移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传播农业技术，台湾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二十多年后，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施琅向清政府奏报台湾物产丰富的情形说：“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海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缺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但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标绝，实肥饶之地，险阻之区”②。此后，清政府在台湾建置府县，设官驻兵，取消海禁，召民垦种。台湾土地极为肥沃，气候宜于农作物的生长，故农业发展很快，所谓“台疆初辟，地力甚厚，三熟四熟，收获丰稔，漳泉粤东之民，趋之若鹜”③。一些有钱的地主“凿陂圳，大兴水利，招佃垦荒”，“出资募佃，建村落，筑陂圳”④，内地的贫苦人民纷纷渡海，承佃耕作。各地出现了许多“汉庄”，“各庄佃丁山客，十居八九，靡有室家，漳泉人称之曰客仔，客仔称庄主曰头家。头家始借其力以垦草地，招而来之，渐乃呼类引朋，连千累百”⑤。台湾农业以种植稻米、甘蔗为主，据清朝官吏称：“台湾地广民稀，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⑥，多余的稻米，行销于福建、广东、浙江等缺粮省分，或远销东南亚。蔗糖业也十分兴旺，“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者，莫此为甚”⑦。

在汉族人民农业垦植的影响下，当地高山族人民的农业耕作水平也大大提高。高山族大多在自己的“社田”上耕种。他们“亦知以稼穑为重，凡社中旧管埔地，皆芟刈草莱，垦辟田园”，“亦学汉人筑圳，疏引溪流，以资灌溉”①，“耕种犁耙诸器，均如汉人”②。

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台湾和大陆或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很发达。台湾府、鹿港、艋舺是三大港口，大批船只经常往来于厦门、泉州。还有不少经营远洋贸易的大商人“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北至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③。台湾的米和蔗糖运销国内外各地，而从内地运回布疋、绸缎、瓷器、铁器、杂货等。

总之，清代由于政治统一，边疆地区的秩序比较稳定，所以经济上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是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

① 杨英：《从征实录》。

② （康熙）《台湾府志》卷十五，施琅：《请留台湾疏》。

③ 《厦门志》卷六《台运略》。

④ 连横：《台湾通史》，《抚垦志》。

⑤ 《诸罗县志》卷八，风俗。

⑥ 连横：《台湾通史》，《农业志》，转引闽浙总督高其倬奏。

⑦ 《台湾经济史初集》。

①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② 《台湾府志》卷十四《番社风俗》。

③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