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增长，耕地不足

在土地激烈兼并的同时，清代的人口却在急剧增长，而耕地数目又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土地集中、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的突出矛盾，这是清朝中叶直至近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清代人口和耕地的数字，已在本书第一册第六章内有所说明。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到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全国人口从一亿四千万增至四亿一千万。一百年内，人口增加三倍，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七十万人，年增长率为千分之十八点八。但耕地面积的增加却很缓慢， 从顺治末至乾隆末，大约一百四十年间，耕地面积从五亿亩增至九亿亩。这九亿亩数字，可能计算偏低，会有一些隐匿未报的土地，也会有一些边远地区新垦的土地未统计在内。但大致的趋势是清楚的，即：耕地的增长大大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地少人多，无田可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乾隆末（十八世纪末）全国人口约为三亿，耕地面积约九亿亩， 平均每人只有三亩耕地；到了道光时（十九世纪前期），人口增至七亿，耕地却并没有增加，每人平均耕地只有二点二五亩了。

乾隆、嘉庆时代，一些地区，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很难再找到可以开垦的余地。如直隶保定府各州县，“生聚日蕃”，现有土地不足以养活当地人口，于是“其近山者，争觅地于闲旷之地”。一些 “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芜而辟之以为田”①。再不足，只好移民于内蒙和东北。山东东部各州县，山多地少，人烟稠密，“山峦海滩，开垦无遗”，登莱二府人民，大量飘泊异乡，到“关外觅食”②。甚至边远的云南省，在乾隆中叶，“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③。至于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富庶地区，更是生齿日众，人满为患，而土地狭窄。大凡田边塘畔，宅前屋后，无不见缝插针，种植桑麻果蔬，达到浸浸无弃土的地步。又如四川省，在清初地广人稀，而到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十八年），全省人口还只有一百三十七万人， 这年全省的耕地面积达四千五百九十万亩，每人平均耕地达三十四亩之多， 生计自属优裕，秩序也很稳定。这时，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的大量移民入川，人口猛增，十九世纪初（嘉庆十七年）全川人口达二千一百万人，而耕地仍只有四千六百五十万亩，几乎没有增加，平均每人耕地

① 崔述：《无闻集》卷一。

② 《清仁宗圣训》卷十五《爱民》一，嘉庆二年十月。

③ 《清高宗圣训》卷八十《爱民》十一，乾隆三十一年七月。

下降到二点二亩多④。这时，四川省每人的耕地平均数字，接近于道光年间官方记载的全国每人的耕地平均数字。

我国土地广大，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最为发达，广大的内地各省经济发展则较迟缓，至于边疆地区的经济更加落后，有的地方尚处于原始的状态。即是在同一地区、同一县分之内，经济发展也往往相去甚远。造成这种经济上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气候、雨量、土质、水利等自然条件不同和耕作水平、农业技术的差异。因此，不同地区农作物亩产量的相距悬殊，不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居住人口的密度。因此，笼统的讲某地人口、土地、人 均地亩等多少，并不能完全科学地说明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情况，将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的情况，选样列简表如下：

从上表所列属于四省六地的耕地、人口数字来看，人均耕地最高者为河南彰德府林县及山西大同府（领有八州县），人均耕地分别为 6.37 亩与 5.45 亩，都在五亩以上。最少者为浙江杭州府于潜县，人均耕地只有六分四厘， 不足一亩。属于中等水平者，为湖南长沙府善化县、衡州府衡阳县及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均土地分别为 1.08 亩、1.58 亩及 1.56 亩，处于不足二亩的水平。如果以这三种类型，一府五个州县人口和耕地数字来计算，共有人 2， 918，555 名口，土地 6，606，916 亩，人均土地为 3.01 亩。此数大体相当于乾隆末年全国人均耕地数字，而高于道光年间人均耕地 2.25 亩之数。由于我们表中所列都是乾嘉年间方志中的记载，时间还略早于道光时，表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上与全国估算的人均耕地数字是相符的。

表中所载各府县人均耕地数颇有差距，其原因是很复杂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土地肥瘠的不等是重要的原因。一般说来，富庶地区，同样数量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故人口密度高，人 均耕地少；而贫瘠地区则与之相反。如浙江于潜县在杭州以西，山多田少，但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盈，富蚕桑茶竹之利。虽然人均耕地只有六分四厘，但产量高，经济作物多，

④ 参阅高王凌：《清代中叶四川的农村市场及其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粮食可以自给，经济作物可以出售获利。湖南善化、衡阳两县分别为省城所在及衡州府之附廓首邑，位于湘江流域，物产丰饶，单位面积产量高，为清代之重要米粮基地。每人平均耕地在一亩至一亩半左右，勉强可以温饱。至于河南杞县人均耕地与湖南衡阳相差无几，但此地在开封东南靠近黄河泛滥之区，历年水灾频仍，再加上地少人多，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常年出外逃荒者甚多。山西大同府所属八州县，位于晋北高寒地带，河南彭德府林县， 位于太行山东麓，都是地瘠民贫，亩产量约及江南十分之一，尽管人均地亩最高，都在五、六亩以上，但经济发展反较落后。由此可见，人均亩数较多， 并不表明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与此相反，人均耕地数往往与人民生活恰成反比例。即人均耕地越多的地区，往往是自然条件较差，人民生活较困难的地区；人均耕地很少的地区，往往是自然条件较好（一些特殊情况，如河南杞县例外），人民生活条件较高。

在清代，大概需要多少土地，才能维持劳动人民最低限度生活呢？由于土地质量不同，亩产量相差悬殊，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明末清初人张履祥说： “荡田虽瘠，二亩当一亩。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①张履祥是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人。桐乡地处杭、嘉、湖三角地带，土地沃饶，尤富蚕桑之利。但他说的“荡田”，系指嘉兴、松江以西一带的湖荡滩地，水利条件不好， 土地并不肥美，与当地上好水田比较，易旱易涝。所谓“二亩当一亩”，系指“荡田”与当地的肥田比较而言的。“荡田”的产量，可能相当或略高于冀、鲁、豫各省的旱地。“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平均每人三至五亩，方可不至挨饿。洪亮吉在乾隆末年指出：“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 十口之 家，即须四十亩矣”①。洪亮吉是指全国的情况而言，维持生活每人每年须有耕地四亩左右，与张履祥所说的三至五亩，恰好相同。

在清代，每亩土地的产量有多少？每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才能维持生活？据史料记载，康熙末年浙江湖州府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佃户“终岁勤动，计十亩所入，得半不过十石”②。这里所谓的“得半”，即指佃户以一半交地租，另一半（即十石）归自己，可见这三县的亩产量为二石。顾炎武指出，清初江南苏松二府，每亩产一至三石不等③。又有人指出，嘉庆初年， 土地“以中年（即平常年景）约之，一亩得米二石”④。由此看来，每年每亩平均产二石，大概是江南一带土地的平均产量。至于其它地区，亩产量当低于此数。康熙的上谕中说：“朕巡视南方，见彼处稻田，岁稔时一亩可收谷三四石。近京玉泉山稻田一亩不过一石”。以全国情况估计，每亩收获一二石，就算很不错的了。“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所收止一二石”⑤。每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才能温饱？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 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他又说：一人“日不过食一升”，每年三百六十五升，共计三石六斗五升，亦接近四石⑥。由此看来，每人每年四石粮是维持生

① 张履祥：《杨园先生集》卷五。

①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② 凌介禧：《程安德三县赋考》卷二。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④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二。

⑤ 《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康熙四十六年十月。

⑥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活的最低标准。但前面我们引用洪亮吉的话：“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 洪亮吉所说指全国情况而言，每亩平均产量约一石，即所谓“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四亩的产量正好也是四石。

如果每人有土地四亩、得粮米四石，可以维持生活的话，那末，一七九

• 年（乾隆五十五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 石，已经不足。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二亩二分五厘，粮食只有二石有余。这时，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

由于土地兼并剧烈，人口增长很快，而耕地的增加却很缓慢。因此，清朝中叶与清初相比，地价与粮价扶摇直上。乾嘉时人钱泳谈苏南地区的情形： “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 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约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①。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乾隆中期的每亩七八两至十余两，再到嘉庆二十年每亩五十余两，地价增加十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多地少的矛盾，乃是主要原因之一。关于米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论述。他说：“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复大水，米价虽较前稍落，而每升不过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②他所讲的江南苏、松、常、镇四府米价涨落的情况，虽然是受水旱虫灾的影响而上下波动幅度很大，但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年间米每升只有七文，乾隆五十年后，米每升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为“常价”，八十多年，米价上涨四至五倍，也是由于人口迅速增加，粮食供不应求，货币逐渐贬值而造成的。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 “闻五十年以前（约当雍正时）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文）。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 （文）”。到乾隆末，米价上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①。照洪亮吉的说法，五十年内米价上涨六、七倍，布价上涨四、五倍。洪亮吉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人口增加太多。从前“一人食力，即可以养十人。⋯⋯ 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生计维艰，常有挨冻受饿的威胁，社会也日趋动荡不安。即所谓“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清朝统治者对当时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早已有所察觉。早在康熙四十六年时，玄烨就已看出：“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②。不过在当时，人口虽很快增加，但尚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开垦，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是在灾荒之年，人民生活才“艰食可虞”。康熙四十九年南巡时，他看到“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

①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田价》。

② 同上书，《旧闻·米价》。

①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② 《清实录》康熙朝，卷二三一，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

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③。他指出人口太多，正是人民生活难以改善的原因。康熙五十二年又说：“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故耳”④。

雍正即位后，试图用奖励农业的办法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雍正二年的上谕中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之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他希望各地能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还命令地方官， “悉心劝农”，充分利用地力，在“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因地制宜， 种植各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 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灶”，还提倡发展畜牧渔业，北方牧羊，南方饲猪，近海捕鱼，山区狩猎，“使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①。雍正的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力，缓和矛盾是有裨益的，但也不可能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

人多地少的矛盾到十八世纪末（乾隆末年）已十分严重。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在阅读康熙朝《实录》时，见一七一○年（康熙四十九年）全国人丁户口才二千三百三十一万多，而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 全国大小男妇达三亿七百四十六万多，“计增十五倍有奇”（实际上远不至十五倍，因前者只是男丁数，后者才是人口数）。在两相对比之下，乾隆十分感慨，他说：“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最后他说：“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②。乾隆皇帝这一番议论，虽看到了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之一，但他除了感叹一番，也提不出任何实际解决的办法来。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乾隆年间著名的学者洪亮吉在研究了耕地、人口、田价、米价等种种社会现象之后，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他认为：人口无限制的繁殖生育，乃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之一。他说：“治平至百余年，⋯⋯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他又认为，人口的增长快于耕地的增长，必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他说：“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 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他为此算了一笔账：“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 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 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由于人口过

③ 同上书，卷二四四，康熙四十九年十月。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二。

① 《清实录》雍正朝，卷十六，雍正二年二月。

② 《清实录》乾隆朝，卷一四四一，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

剩，超过了社会能够供养的能力，从而出现了米价昂贵，田价上长，劳动人民势必少衣缺食，无田耕种，“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人口过剩，耕地短缺，兼并日盛，贫富不均，这就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没有生活保障的老百姓，“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这就是洪亮吉所感到当时社会“甚可虑者”的根本原因①。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及科学的不发达，洪亮吉不可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只能是听其自然，任其增殖。洪亮吉提出的“君相调剂法”，只不过是：移民垦荒、减轻赋税、提倡节 俭，禁止浪费，储粮救荒，抑制兼并等办法，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