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识界思想风气的变化

随着汉学的衰落和今文经学的兴起，知识界的思想风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清朝的统治力量已衰落，对思想界不再能进行严格而有力的控制，文字狱也大大减少了。知识分子喘息稍定，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睁眼面对现实。他们非常不满于社会的黑暗，激烈地抨击清朝的统治。张际亮揭露封建官僚“贪以朘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弄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他悲愤地大声疾呼：“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吾意天日之梦梦也，雷霆之暗哑也，鬼神之冥漠也。不然，未有不霆怒而夺其魄者”①。张穆指出：封建统治机器已十分腐朽，“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②。沈尧根据自己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亲身体会，揭露封建官场“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有一人真心相与者”，大官僚一个个养尊处优，尸位素餐，“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考据琐屑而已”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一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力图改变现状，鼓吹进行变革，从历史上论证改革的必要性。恽敬说：“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并四海一切皆扫除之，又更七雄者也”④。魏源也指出：“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⑤。龚自珍则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⑥又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⑦他们企图说服统治阶级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自己也不愿拘守在科举八股和烦琐考据之中，很多人尖锐地抨击科举制度，“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①“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途”②，“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

③ 《龚自珍全集》第四四一页《杂诗》。

④ 同上书，第四六二页《投宋于庭》。

① 张际亮：《张亨甫文集》卷三《答黄树斋鸿胪书》。

② 张穆：《启斋文集》卷二《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

③ 沈尧：《落帆楼文集》卷九《简扎摭存》中。

④ 恽敬：《大云山房集》卷一《三代因革论》一。

⑤ 《魏源集》第四八页《默觚下·治篇五》。

⑥ 《龚自珍全集》第三一九页《上大学士书》。

⑦ 同上书，第五页《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①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二。

一途”③。

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冲破思想禁锢，面向现实，研究实际问题，提倡经世致用，匡时救国。道光初年，魏源曾代替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所题的书名，反映出编书的宗旨，可视作知识界风气转变的一个标志。包世臣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④。他把研究和解决“民事” 认作知识分子的任务，这一见解显然和专钻故纸堆的乾嘉学风是迥不相同的。其他如姚莹说“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为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被林则徐称为“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⑤。还有汤鹏“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周济“少与同郡李兆洛、张君琦，泾县包君世臣以经世学相切劘，兼习兵家言”

⑥。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⑦。

“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力矫时弊，砥砺才志，留心实务，开辟了经世致用的一代学风。

十九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重视变革，转向实际，比起他们的前辈—

—乾嘉学者——确实是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他们的“变革”，并非要改变整个封建制度，他们的“务实”，也局限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枝枝节节的修补。鸦片战争前，黄爵滋上的《敬陈六事疏》①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危机迫近时，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黄爵滋主要提出“广贤路”、“整戎政”、“严剿御”等主张。他希望清廷能广揽人才，“取通经史而适于时务者，量才而用之”，又针对军备废弛的情况，提出整军练武，选择良将，淘汰冗弱，从而达到“御侮敌忾”的目的。这时，英国侵略者正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走私，“历任督抚，率多顾忌隐忍”，黄爵滋要求清政府督促沿海各省的督抚提镇，认真操练水师，修理军器，警惕外国的武装侵略。他的这些主张具有进步的、爱国的性质。

在社会经济方面，这时的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发展生产，重视工商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课、治河等积弊最甚的事务，提出了改革主张。

清政府每年从东南沿海各省调运数百万石粮食至京，有关此项事务称“漕运”。由于封建官僚机构腐败，管理无方，贪污成风，再加上运河失修，使得河道淤塞，粮运不通，每年粮食霉烂损失，运价剧增。东南各省的漕粮负担日益加重，也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为革除漕运方面的弊端，包世臣写了《海运南漕议》，主张将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由官运改为商运，还建议在北方“置官屯”种水稻，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这样既可减少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又有利于商业的发展②。稍后魏源又发展了包世臣的“海运南漕”

②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科举论》。

③ 《魏源集》上册，第一六三页，《明代食兵二政录叙》。

④ 包世臣：《艺舟双揖》卷十《赵平湖政书五篇叙》。

⑤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九《十幸斋记》。

⑥ 《魏源集》上册，第三六二页《荆溪周君保绪传》。

⑦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十一《汤海秋传》。

① 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黄爵滋、许乃济奏议合刊》。

②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

说，认为海运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③，这一建议，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盐课是清王朝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只有清政府特许的少数大商人得以收运和销售食盐，这些大盐商和封建官府相互勾结，进行垄断经营，任意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危害人民的生活。长期以来，盐务被视作一大利薮，大盐商和官僚们中饱搜刮，管理紊乱，盐课短绌，私运私贩增多。当时，有的知识分子针对盐务垄断的弊端，建议实行票盐制，允许私商领票，自由运销食盐，放宽运盐地区、价格等方面的限制，以减税减价的办法解决走私问题。这些办法既可增加食盐的销售量，充分供应人民的生活必需，又可减少“中饱”，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以一般商人的自由贩运，代替官商的垄断。

除了漕运、盐政之外，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河工、水利、土地、农政、货币、人口等都进行了考察、研究，提出改革的措施，希望能祛除弊端，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种研究实际问题、经世致用的风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当时，知识界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着重研究边疆的历史、地理与现状，并且扩大到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他们比前辈们的眼界更加广阔，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了。这一情况是同康雍乾以来全国的更加统一，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分不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走出孤陋寡闻和茫昧无知的状态，开始从闭关帷幕的微小缝隙中窥测到了广阔的世界。十九世纪初，研究西北地理、历史的风气很盛，如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张穆的

《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记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到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令人搜集外国书报，编译成《四洲志》，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以后，魏源在此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还有徐继畬写成《瀛寰志略》。这些都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要求了解外国和抵抗侵略，就象姚莹所说的那样，以往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海外事势要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船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衰败如此耳”。姚莹自己则“自嘉庆年间，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他们介绍外国和中国边疆地区的情况，目的是为了“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①。因此，他们的这类著作，不但冲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并且字字句句，凝结着爱国主义的情感，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的初步觉醒。

③ 《魏源集》上册，第四一四页《道光丙戌海运记》。

①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