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租斗争

地主和农民之间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分散、细小但却尖锐、频繁的抗租斗争。马克思说过：“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①。清代，在租佃关系比较发展的地区，特别是南方的许多省，抗租斗争风起云涌。就是在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清政府统治较巩固的康雍乾时期，抗租斗争也十分频繁、普遍。例如：江西， “顽梗不逞之佃户，据田抗租，与田主为难者，十室而九”②；福建，“业主佃户，并无情意浃洽，彼此视为仇讐，佃户以抗租为长技”③；湖北，“近来一切佃户，驯善者少，刁顽者多”④；江苏，“吴中佃户抗租，久成锢习”⑤；湖南，“每多抗租踞庄之弊”⑥；广东，“顽佃视逋租为固有，玩田主于掌上”⑦。甚至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也时常发生抗租斗争，如广东，“傜人混杂良民，佃田易货，霸耕负租，时见强梗”⑧；两广的僮族也“佃耕荒田，聚众稍多，因逼胁田主，占据乡落”⑨。北方的租佃关系不及南方发展，主佣关系和南方不同，抗租斗争也较少。可是直隶的旗地上，也在特殊条件下形成了租佃关系。清初，大片土地圈给了满族，但不少旗人不娴耕作，不得不仍由原来的农民耕种，故很多旗地“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收其租”⑩。年深日久，欠租抗租，层出不穷。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隶总督英廉说：“直隶各属有旗租者，统计七十七州县，积欠旗租者四十二州县，其积欠至二十年之久，数至二十四万余两之多”(11)。特别是在一些拨补地上，地主都住在外乡远地，完全脱离了生产，连自己的土地座落何处也不清楚，因此，农民就常常发生欠租、抗租事件。有时也发生“鸣钟擂鼓，聚刁佃百有余人”①，进行较大规模的抗租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五页，《哲学的贫困》。

② 《同治瑞金县志》卷十一《艺文志》，佚名《答张邑候书》。

③ 德福：《闽政领要》卷中，风俗。

④ 《汉阳龙霓载氏宗谱》第二册《家训》。

⑦ 《光绪潮州府志》卷三十三《宦绩》。

⑧ 《乾隆广州府志》卷六十《杂录》二。

⑨ 《乾隆广州府志》卷六十《杂录》二。

⑩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四《八旗公产疏》。

① 档案《内务府来文》，乾隆二十年十月初二日。

引起抗租斗争的导火线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因发生水旱灾荒，农民无力交纳地租，如康熙中，“松郡（松江）大荒。⋯⋯田有全荒者，有及半者，有每亩止收一、二斗者。奸佃借口岁凶，粒米不偿，甚至结党抗拒”②。也有因清廷蠲免田赋，地主不向政府交粮，佃农也要求将地租相应减少。如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福建上杭发生以罗日光、罗日照为首的纠众抗租事件，起因是由于清王朝“蠲免钱粮，乡民欲将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③引起主佃冲突，官府干预，酿成拒捕抗官的案件。乾隆帝袒护地主，为此而大发雷霆，他说：“朕之蠲租赐复，出自特恩，非民间所能自主。佃户之与业主，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即功令亦难绳以定程也。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④。也有的是佃农为了要保持长期佃种的权利、反对夺田另佃，争取永佃权而发生主佃冲突。

更多的抗租斗争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苛重剥削和强暴手段所引起。那些贪得无厌的豪门，为富不仁，收租的时候，或大斗收进，多取浮征；或任意搜刮，增租夺佃；甚至私设公堂，刑责佃户。如雍正年间，崇明恶霸施大受于地租之外，加收轿钱、折饭钱、家人杂费。他勾结官府，认了一个和他同姓的施总兵为本家，“将美女金帛送施总兵，通家来往，倚势多索麦租。”⑤ 农民反对恶霸和官府的侵凌，起而反抗。又如福建的抗租常因“较桶”而引起，“较桶”就是佃农要求校正地主用来收租的米桶，“田主欲于常数之外，巧计多取，乃制大斗取租。每斗外加四、五升不等，自不足以服佃户之心。于是土棍乘衅勾连，奸佃私立斗头，一呼百应，以抗田主。此亦理势所必然者，流弊至今，为害不浅”①。有一位在浙江台州做官的人看到地主鱼肉佃户的情形，也深感不平，他说：“台人多为富不仁，惟利是视。访闻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至家，百般吊打。如此肆横胡行，非惟干犯王章，不亦大伤天理乎！”②康熙时，长沙知县在条陈当地利弊时，也说到地主对佃户的苛刻剥削和侮辱，他说：“从来雇工佃户，原为力役之人，非同臧获可比。近见湖南人情浅薄，以强欺弱。⋯⋯愚民饮恨吞声，莫敢辩理，殊堪矜悯。又有擅将佃户为仆，恣行役使，过索租粒，盘算磊利。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户死亡，欺其本宗无人，遂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者”③。还有的地主，“纵容豪奴悍仆，如虎如狼，成群结队，恣意胡行。一到佃户债主之家，先索酒食，饕餮醉饱，方逼银钱。倘或无献或献不如数，不论布帛粟菽，鸡鹅猪鸭，举凡室中所有，罄掠一光，甚至锁缚拷打，辱及父母妻孥”④。总之，地主阶级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们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农民们忍气吞声，苟全存活而不可得。为了保卫身家性命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反抗。抗租斗争的初级形

② 董含：《三冈识略》卷十。

③ 《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四，十一年八月。

④ 《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四，十一年八月。

⑤ 《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八函，六册，雍正八年六月初三日尹继善奏。

① 王简庵：《临汀考言》卷十八《批上杭县民郭东五等呈请较定租斗》。

②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

③ 《同治长沙县》卷二十《政绩》二。

④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

式是个别佃户和个别地主之间因欠租、索租，口角冲突、争吵斗殴、或死或伤。这类民刑诉讼案件经常发生，在清廷档案《刑科题本》内，比比皆是。在这类个别冲突中，地主阶级占着经济和政治优势，佃户往往吃亏受欺，官府审理这类案件大多袒护地主业户。慢慢地佃农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如康熙末，苏州的“乡曲细民，无不醵金演戏，诅盟歃结，以抗田主”①。有时，佃户们团结一致，也能在某次斗争中，获得一些胜利，迫使地主减轻租额。而这类胜利，又会鼓舞群众的斗争，推动抗租斗争进一步发展，使之更有组织、更带群众性。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成为贫苦佃农进行抗租斗争的组织。如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御史陆秩奏称： “福建汀州、兴化等府，民风刁悍，宁化县地方有所谓铁尺会、又有十三太保。铁尺会者，自宁化、上杭、清流等县，以至汀州府治，所在多有，一味行凶为事，欺侮善良藐视王治”②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③。有的地方则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阶级公开对抗。如江西兴国，佃农“创为会馆，远近传关。每届有秋，先倡议八收、七收有差。田主有执原额收租者，即号召多人，碎人屋宇，并所收租，攫入会馆”④。兴国的佃农会馆在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围攻下，坚持斗争，从康熙五十二年成立，至雍正四年被查禁取缔，存在十五年之久。江西零都的佃农推举“佃长”，作为自己的领袖。其人大都为人正直，侠义肝胆，能够维护贫苦佃农的利益，“号召同辈，间有与田主搆隙者，则佃长醵金助之。甚至公然以身当其冲，小则抗租结讼，大则聚党据抢”⑤。福建、江西各州县的佃农还组织“佃兵”，拿起武器和地主作斗争。最早是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福建宁化黄通集合农民，要求“较桶”。当地地主收租时用大桶，二十升为一桶，称“租桶”；而地主出售粮食时却用小桶，十六升为一桶，称“衙桶”。“通倡谕诸乡，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稞、送仓（按：都是地主为剥削农民而巧立的名目）诸例皆罢。乡民欢声动地，归通惟恐后”①。黄通组织了佃兵，设立“千总”职衔，夺取了部分乡镇的政权，“词讼不复关有司，咸取决于通。⋯⋯由此，城中大户与诸乡佃丁相嫉如仇”②。黄通率佣兵攻破宁化，给不法地主以严惩，同时，福建清流、江西石城、瑞金、宁都也都组织了佣兵。瑞金何志源组织的佃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田’。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凡■插之家，苟有龃龉，立焚其屋，杀其人。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帖，以数万计”③。这里可以见到当时农民

① 黄中坚：《蓄斋集》，《征租议》。

② 《清实录》乾隆朝，卷三二九，十三年十一月。

③ 《光绪邵武县志》卷十三《寇警》。

④ 《同治兴国县志》卷四十六《杂记》。

⑤ 《同治雩都县志》卷十三《文艺》。

① 《同治重刊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

② 《同治重刊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

③ 《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兵寇》，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末》。

们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也表现出他们在和地主、官府作斗争时的果敢行动与浩大声势。此后，这一带还有田兵的活动，如一六七○年（康熙九年），石城又有吴八十等，“起田兵，借永佃为名，抬碑直竖县门”，“率众围城三日”④；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宁都又有“李矮、李满、王焕英等纠佃户抗租，据寨行劫，名曰佃兵”⑤；浙江瑞安则有黄小吴“号召饥民，揭竿响应”，并自号“均平王”⑥。他们组织武装，杀地主，抗官兵，围州县，从抗租斗争走向武装起义。

清王朝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当然要维护地主的利益，当抗租斗争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定要出面干预、镇压。雍正时规定：佃户拖欠地租，欺慢地主者，杖责八十。所欠之租，追还地主。所以，各地衙门帮着地主催租索欠，经常拘押着很多农民，杖责枷示，大施淫威。如苏州，“佃欠课租，业主追呼罔应，往往控官押交，动辄至数十名及数百名之多”①。元和县署前面“负欠佃农，拘系铁索者不下数百人”②；昆山县，“城厢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③；江苏山阳县，定规条，立碑石，禁止抗租，大骂佃农是“恶佃”、 “奸佃”、“顽佃”、“强佃”、“刁佃”。乾隆帝也再三下谕，要从重惩处抗租农民。他说：“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断不可长，着严拿从重究处，以儆刁顽”④。“其为首重犯，毋得姑息完事，必当严处，以警刁风”⑤。

抗租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经济斗争。农民提出减免租课的经济要求，锋芒针对个别地主或某个地区的地主。一般说，这种斗争，事前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组织。佃农之间虽有类似的经济利益，却无共同的政治信念，带有浓厚的地区性和自发性，难以在大范围内号召群众，卷起巨大的革命风暴，故而倏起倏落，容易被地主和官府所扑灭。

但抗租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它产生于封建的租佃剥削关系，产生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种剥削制度还存在，就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矛盾，形成对抗。抗租斗争虽然容易被镇压下去，难于直接发展成大规模的起义，可是它却更难于防范和根绝，今年镇压下去，明年又重新发动；这里平静无事，那里又开始斗争，形成此伏彼起，緜延不断的局面，具有经常性和广泛性。

抗租斗争和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两者又是相互连接、相互渗透的。当秘密结社和一定的政治信念渗入农民中，抗租斗争便会成为公开的武装起义，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可以说，抗租斗争是农民起义的准备和预演，而农民起义则是抗租斗争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