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第一节 土地兼并人口增长自然灾害

一、土地兼并的加剧

明末清初，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受到很大破坏。人口锐减，田地荒芜， 赋役繁苛，出现有田无人，田多人少的局面，土地兼并还不太严重。但是， 进入十八世纪，大约在康熙中叶以后，全国已经统一，大规模战争已经停止， 清政权得到巩固，统治秩序安定下来，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这时，土地的收益增加，而赋税负担相对减轻。在商品货币经济冲击之下，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兼并又日益严重。地主、官僚、商人通过各种手段，纷纷购置土地。以下，分别从各省的情况来考察当时土地兼并的趋势和特点。

江苏的苏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盈，素称富庶之区。但这里地少人多，又是达官富户麕集之地，因此，土地兼并剧烈之程度，堪居全国首位。以苏州府各县为例，此处既有明末的遗老遗少，又有清朝的权臣新贵，他们竭力追求土地，康熙初年，平西王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康，凭借特权，在苏州一次“买田三千亩”，在 城内霸占“大宅一区”，即“齐化门内拙政园”①。吴三桂的“侍卫”赵虾，也是苏州“豪横无比”的大地主，曾和“富甲三吴”的阳山大地主朱鸣虞，争奇斗富②。康熙末年，大官僚徐乾学， 在崑山县占田千余顷③。康熙之后，土地流转加速，土地买卖频繁，地主阶级对土地的争夺更为激烈。当地有一句谚语：“‘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 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到乾隆年间，苏州田地“十年之间，已易数主”，与康熙年间比较，加速了十倍以上，“富者益富，贫者益贫”。①乾隆年间，吴县官僚地主范芝岩，不到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余亩，市廛百余所。”②道光年间，元和县“田多大户”。③吴江县地主沈懋德，“有田万余亩”。④常熟县在清初就已“豪强兼并之家，膏腴满野”。有一户大地主，“一家而占数甲”之田（每甲平均田三百三十七亩），算来至少在一千亩以上。⑤有人指出鸦片战争前苏州府各县土地占有的情况“有以万计者，有以千计者”。⑥有“分列数县版图”者⑦。松江府与苏州府一样， 是长江三角洲最为富庶的地区。明清以来，“苏松田赋之重”成为江南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初，曾因追交欠赋，酿成大狱，一度造成人们“视南亩如畏途，相率以有田为戒”的情形。但康熙以后，赋税有所减轻，兼并土地之风

①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王永康》。

② 同上书，《斗富》。

③ 《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

① 钱泳：《履园丛话》卷四《协济》。

② 同上书，卷六《芝岩太史》。

③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二十《杂志》。

④ 《光绪吴江县志》卷十九《人物》。

⑤ 《光绪常昭合志》卷七《户口》。

⑥ 《光绪吴江县志》卷十九《人物》。

⑦ 《光绪苏州府志》卷十三《田赋》三。

又渐盛。乾隆时，金山县的土地，每亩值二十至四十千文的高价，亦竟有“置产数万亩”的大地主。华亭县更有一户拥有一、二万亩、三、四万亩的。崇明岛孤悬于长江中，荒地较多，“强者侵渔潜窃，田连阡陌，而弱者拱手他人，身无立锥”⑧。有一个大地主陈朝玉，在岛上围海造田，达四十五万亩， 虽多荒沙卤碱之地，但数量之大，实在惊人。常州府的兼并之风也不在苏松二府之下。无锡县是该府最富庶的地区，雍正以前，由于田赋很重，田地成为负担，“故弃田之家多，而置田之家少”。此后，清廷“大赦旧欠，闾阎无扰，又米价腾涌，益见田之为利”。因此，在乾隆年间，田价虽 然猛涨， “田值之昂，较雍正间不啻倍蓰”，可是购买田产之风日盛，“置田之家多而弃田之家少”①。嘉道年间，无锡的土地集中更加剧烈，“大抵豪家巨族， 田连阡陌，盈千累万”②。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多居住城内，每至收成，派人到乡下收租。江阴县位于长江以南，乾隆时“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以后，土地进一步集中，绝大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或很少土地， 成为佃农雇农。到嘉道年间“贫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贫民之食于富民者， 十室而九”③。江宁府的土地集中也很激烈，鸦片战争前夕，有人描述上元县的情形，“豪富之家，动连阡陌”④。

苏北地区，经济比江南落后。但地处两淮盐场，是富商大贾聚集之地， 购买土地之风甚至还早于江南地区。安东县早在康熙初年，就已经“富者膏腴连于阡陌”，清河县老子山镇，“有渔盐稻塍之利”，“苏徽大贾，招贩鱼盐，获厚利，多置田宅，以长子孙”⑤。道光初年，山阳县有一小官僚地主丁晏，在半年当中，三次共“契买”农民的土地一百二十四亩有奇⑥。扬州府各县，是淮南盐场的所在地，盐商都在当地“市买土地”，争夺草荡盐场。东台县流传着一首童谣：“乾隆钱，万万年，先买瓦房后买田”⑦。高邮州在乾隆时，也是“士庶之家，多恃田产”。⑧处于东海之滨的海州直隶州，乾隆时有个地主叫孟思鉴，占有土地约五千余亩⑨。徐州府铜山县，是雍正年间 历任直隶、浙江督抚李卫的老家。他家世代地主，为当地“首户”。他死后， 其子孙仍拥有大量祖遗田产①，由此可见，清代自康熙以后，无论是富饶的江南，还是经济条件稍差的苏北，整个江苏全省，尽管各地土地集中的程度与时间的早晚有所不同，但土地集中的总趋势，却是愈来愈严重了。

浙江也是我国富庶的省份，特别是杭嘉湖各府，土地膏腴，人口众多， 每人平均耕地甚少，要依靠种桑养蚕等副业为生。但地主、官僚也在这里购买大批土地，如康熙中，大官僚高士奇，在平湖县“开张缎号”，有资本银

⑧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二，沈寓：《治崇》。

①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

②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九《蒋氏义庄记》。

③ 同上书，卷十四《祝君赓飏家传》。

④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八《甘节妇传》。

⑤ 《康熙清河县志》卷一《镇集》。

⑥ 丁晏：《石亭记事》。

⑦ 《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

⑧ 威妥玛：《文件自迩集》。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六十七页。

⑨ 《刑部档钞》抄件。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六十八页。

① 《清实录》乾隆朝，卷七三八。

四十万两，又“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并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②。平湖县“城周广数里余”的土地，一部分为“新安富人”以高利贷资本所收购；另一部分被“世家巨室”所占有。康熙末年官僚李陈常，“原属贫寒之家”，他当了两淮盐运使之后，在他的原籍秀水县王店镇，“有好田四五千亩，市房数十处”③。湖州府以盛产“湖丝”而著称于世，江宁、苏州、广州所织之绸缎，都以“湖丝”为经。清前期湖州府各县，盛产“桑麻” 等经济作物，“尺寸之地，必植之桑”，达到浸浸无弃土的地步。但这一带， 仍然有很大的地主。如德清县大地主胡东樵（康熙—雍正时人），在城郊拥有大量肥沃土地，另“有田数十顷在远乡”④。杭州府属各县，土地几乎被地主豪绅瓜分殆尽，就连著名的西湖，都被那些“豪贵”、“奸民”“作坝蓄鱼及植菱”，随即“占为私产”⑤。金华府汤溪县，位于浙西山区，在康熙年间，农民“多佃种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以仰事俯蓄。其有田而耕者（即自耕农民），什一而 已”①。绍兴府诸暨县，在鸦片战争前，人民群众把当地的豪绅地主根据其占有土地的多寡，“以象、牛、鸡、狗”来分等级。万亩以上比于象，千亩以上比于牛，几百亩比于鸡，一二百亩比于狗。当时诸暨县有“四象八头牛，三十大只陈阉鸡，七十二只灰狗”②。总之，浙江各地， 在清初，荒地遍野，赋役繁重，购买土地的人少，有的地方地主反以有田为累。但康熙以后，人口繁殖，土地兼并日盛。所谓“户口日众，所在田土， 价值高昂，较之数十年前，几至数倍”③。

安徽省与江浙两省比较，自然条件较差，有的州县山多田少，有的州县土瘠民贫。但清朝前期土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如安庆府所属各县是本省条件较好的地区，土地也比较肥沃。康熙年间桐城县，“膏腴沃壤，则大有力者为之”。而当过多年“尚书”、“大学士”的张英，在原籍桐城，“置四千余亩”④。方苞说：长江南北岸各州县，土地为“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十之七八，“皆绅衿商贾之产”⑤。庐州府庐江县，清朝初年， “自经兵燹，十室九空，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到鸦片战争前， “庐邑田产，招佃者十过其五”⑥。安徽南部的徽州、宁国两府，山高地贫， 闻名于世的新安商人就出于此地。特别是两淮盐商，大多是徽宁两府人氏。如康熙年间扬州八大盐商的项鼎元、鲍漱芳、江春等，都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子，他们在原籍占有大量土地。据盛枫说：淮南江北，范围百里的小县，“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在康熙时已有“坐拥一县之田”，“安然食租衣税”的大地主⑦。 皖北颍州府的阜阳县，城西南二十余里，有一倪

② 郭琇：《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一《特参近臣》。

③ 《李煦奏折》第一九六页。

④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八《胡东樵先生墓志铭》。

⑤ 《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四《杂志》。

① 《康熙汤溪县志》卷一《风俗》。

② 转引自《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一九一页，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③ 《定例汇编》卷九，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三日。

④ 张英：《恒产琐言》。

⑤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外文》卷一《奏札》。

⑥ 《光绪庐江县志》卷二、卷十四。

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盛枫：《江北均丁税》。

姓大地主。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家的土地几占半个县，在邻县也有数百顷土地。

湖南省是我国著名的粮仓，盛产稻米。清初，因遭战乱，人民死亡流散， 田地缺人耕种，如善化县在康熙初年，“兵燹后，田不值价，召佃户以耕， 犹恐其或去”。以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雍正末，田价暴涨，“上田一顷售至千四百金、二千金者”，到乾隆时，大地主很多，有“万金之产者”还不算“大富”之家①。浏阳县在清初地多人少，无人耕种，而赋役又很重。地主“愿弃己业”，“世家大族，或百石，或数十石，愿弃价，⋯⋯特思苟全身命，以避征徭”。康熙中叶以后，广东流民纷纷进入浏阳，借机占荒。“多者承田不过百亩，少不过七十亩”。他们“身秉耒以耕，力皆出诸己，⋯⋯ 丰歉皆属己有”，形成了一批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民②。长沙县地主李象鹍兄弟， 于一八一二年奉父命分家，成了两家，“各收租六百余石”。后来，李象鹍“服官中州后，禄入较丰，积俸所赢，置产数倍于前，过了近三十年，于一八四○年时，“仍合旧产为二析之”，与嘉庆十七年第一次析产时比较，土地增长了五、六倍，即达万余石田③。桂阳直隶州，地主邓仁心、邓仁恩兄弟， “国朝诸生，居州北，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邓氏“用担石程田契， 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④，可见其土地的广阔。衡阳府衡阳县，地主刘重伟，以伐木起家致富，号称“万金之家”。嘉庆年间，刘家大量投资于土地，一跃而变为“子孙田至万田”的大地主了⑤。常德府武陵县地主丁炳鲲，道光年间，亦拥有土地四千亩以上。①由此可见，湖南省在康熙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也是很剧烈的。

广东省是我国经济作物种植最为发达的地区。在清朝前期，它的发展， 不但远远超过了本省明中叶的水平，而且也超过了经济作物种植发展的长江下游。广东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甘蔗、蒲葵、桑树、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和绿树成荫的柑橘、菠萝、椰林、香蕉、龙眼、荔枝、槟榔等。广东省山多、水多、田少，经济作物发达，因此，它的土地从清初以来，就成为地主阶级激烈争夺的对象。如广州府顺德县，康熙初年就有“富者田数十百顷”的大地主②。乾隆时期，拥有田产的人“多不自耕。力耕者多非其田，抑且田时易主。主者或惟知租之入，而不知田之处。耕者纳租或在当年，或在上年。设有少增其租者，其田即为增租者所夺耕”③。乾隆时，琼州府定安县有柯风翔、柯风集兄弟二人，购置了大片荒地，种植了槟榔树五万多株，从种植槟榔树， 到每年收割槟榔，都是雇工劳动，或典于他人④。肇庆府广宁县，道光年间， “邑中农民，多向富室佃耕”。这些“富室”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之中，有的是“祖孙相继不易者”的老地主，“又有新起家，而仍自力作者”

① 《乾隆善化县志》卷四《风土》。

② 《同治浏阳县志》卷六《食货》。

③ 李象鹍：《棣怀堂随笔》卷首《合郡呈请入祀乡贤祠履历事实》。

④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货殖》。

⑤ 《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货殖》。

① 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六十九页。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

③ 《乾隆顺德县志》卷四《田赋》。

④ 转引自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的新兴中小地主⑤。嘉应州兴宁县的名门望族，于嘉庆年间，大量向“宗祠” 捐赠“学田”，有的一次捐“数十亩”，多者捐“百亩”，可见这些地主本身当拥有更多的土地⑥。乾隆十七年，廉州府合浦县陈大恒，租种地主大量土地，雇佣工人种植甘蔗，并设有大规模的制糖作坊，熬糖变卖， 由佃户一跃而变为经营地主兼营工商业①。乾、嘉年间，广东沿海沿江各州县，涨出来的“沙地”，很快被无地农民垦荒为熟。有些豪强大族，“影占他人已熟之田为己物”，“谓之占沙”。每当“秋稼将登，则（地主）统率打手，驾大船， 列刃张旗，⋯⋯是谓抢割”②。这样，用武装占领田地成为广东地主阶级无偿掠夺农民的一种手段。此种情况，沿海各州县皆然，以地处珠江三角洲的顺德、香山为尤甚。

四川省在明清之际，经历了几十年战乱，土地大片荒芜，人口大量减员， 破坏较其他各省尤其严重。由于土地肥沃而又地广人稀，对外省无地人民很有吸引力，大批流民纷纷从湖北、湖南进入四川，在这里落户开荒。有些农民逐渐上升成为中小地主，也有很少数上升成为大地主。如成都府金堂县的曾玉壶，他曾祖原籍广东长乐，后入川，“卜居金堂，遂家焉”。祖父早死， 祖母陈氏带着三个儿子，耕植起家，购置一些田产。父亲又早死，母亲李氏抚育曾玉壶，“矢志如陈，而勤苦又过之”。嘉庆初，白莲教起义，四川的许多地主出售田产逃亡，而李氏乘机“出所积金买田菽数百亩”，雇人耕种， “遂以此起家，称巨富”。而曾玉壶又“与戚某合财，业屯粜，渐有赢”， 成为大地主兼大商人，“以财雄一乡”③。在四川或其他地方，象曾家那样几世积累，以土地和商业发家致富的，不在少数，具有典型的意义。又如汉州地主董嘉会，原籍湖南武冈州。其高祖董全凤“跋涉来川，居州治之铁匠营。插占土地，躬耕传家”。凡五世至董嘉会时，“承祖父余业田五百亩”。到道光年间，“增至二千五百有奇”④，土地增殖五倍，成为很大的地主。温江县的刘儒 山，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及长，兄弟四人析爨，各分钱数十贯”。他以此为本钱，“勤耕苦，积置产百亩”，招佃耕种收租，逐渐起家，成为中等地主①。绥定府大竹县江国荣的高祖“由楚入蜀”，传到国荣时，年幼丧父，家境还很困难，“承前业四十亩，地约百弓，屋不过三椽”。江国荣除耕种自田以外，“更佃邻田五十余亩，而并耕之”，经过二十年后，也上升成了地主，“殖产至六百亩，俨然富家矣”②。夔州府云阳县“土田较沃，富民亦多。彭、薛旧家，租额动盈千石以上”。彭水、汤水之间，“巨室相望， 连阡接畛，田不一庄。众佃所耕，输租自百石以下，少亦四五十石。压桩之费，常逾千两或百两”。这些，多是清康熙以后，由外省迁来的客户，“担簦入川，多致殷阜。来者繦属，族姓旋增。二百余年以来，占田宅，长子孙”

⑤ 《道光广宁县志》卷十二《风俗》。

⑥ 《嘉庆兴宁县志》卷十《风俗》。

① 转引自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② 《同治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杂记》二。

③ 《民国金堂县续志》卷十《传》，曾省三：《诰封武显将军玉壶曾公行略》。

④ 《同治汉州续志》卷二十二《艺文中》。

① 《民国温江县志》卷八《人物》。

② 《民国大竹县志》卷九《人物志》上。

③。云阳县的外籍客户，在此垦荒耕植，渐至发家的不在少数，如乌世文的曾

祖，康熙末由湖南湘乡迁来，一八四○年乌世文已是一个“以银二千余两， 购腴田数十顷”④的大地主；李茂亮的祖先，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年）自湖南邵阳迁来，后来地产很多，其土地“延袤数十里，沃壤相属，遂为县北著族”⑤；还有涂开盛于一七六二年随父由湖北蒲圻迁来，“披荆斩棘，辟良田数十顷”，“以单姓成一邑巨室”⑥。当然，能够上升成为地主的是流民中的很少数，绝大多数人只能沦为佃农、雇农或无业游民。

明清之际，山东省经历了农民起义的扫荡，地主阶级受到很大打击，“大姓素封者，鲜克自全”⑦，“土著大姓，百无一焉”⑧。阶级 矛盾有所缓和， 封建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但为时不久，一旦社会秩序安定，地主阶级又用种种办法，把农民手中的土地夺为己有，土地集中又严重起来。一六八四年

（康熙二十三年）山东巡抚张鹏翮就已指出：“今见山东人民逃亡京畿近地及边外各处甚多，皆由地方势豪，侵占良民田产，无所倚靠，乃至如此”①。鲁南胶东各府州县是大地主集中的地区。如沂州府莒县大店镇庄姓大官僚地主，自明至清三百余年，世代相承，占有土地五万多亩，横跨苏、鲁两省七县，共有田庄七十多个，佃户两千多家②。日照县丁氏大地主起于清朝康熙年间，到道光时，丁家父死子继，积有土地四、五千亩，出租于佃户耕种，丁氏“坐地分租”③。莱州府潍县，在乾隆时，有丁、岳、郭、王四大姓，土地几占半县，都是有名的大地主。郑 燮于乾隆前期出仕潍县令，曾作《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其中有：“绕郭良田万顷赊，大多归并富豪家”的诗句①。登州府文登县，明朝末年，“政烦赋重，民不聊生，往往弃其田庐”，贫苦农民，多“投身著姓，甘为奴仆，以避徭役”。到清朝初年，“巨家世族，田亩遍野”，大地主出租土地，“编户之民，类皆佃田自给”②。胶州在道光时期，“田多归于仕宦与士商之家，散在四乡，不能自种，佃于人”③。济南府章丘县东矾硫村地主太和堂李家，从乾隆初年发家，后来发展到土地四百七十二亩。同县旧军镇孟家是一个商人兼地主。从康熙末年起，即以经营土地兼营商业，并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开设谦祥益、瑞蚨祥等“祥”字号绸缎庄，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商人兼地主。淄川县栗家庄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只有土地三十多亩。到乾隆年间增加到一百余亩土地，嘉庆到道光二十年前，已经达到土地九百亩。与此同时，毕家还在乾隆年间开设了恒盛丝织机坊。最初只有一张木机，到道光二十年，已经发展到二十几张木机的作坊

③ 《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三《礼俗》中。

④ 同上书，卷二十六。

⑤ 同上书，卷二十六。

⑥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六。

⑦ 《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四十一《孝义传》。

⑧ 《光绪峄县志》卷六《风俗》。

① 《光绪山东通志》卷首《训典》一。

② 《大店庄阎王罪恶史》，《文史哲》一九六五年第四期。

③ 《日照丁氏族谱》。

① 郑燮：《郑板桥集》《潍县竹枝词》。

② 《民国文登县志》卷一下《风俗》。

③ 《道光胶州志》卷十五《风俗》。

了④。鲁西南的曹州府单县，康熙末年，“膏腴之产，恒归素封。胼胝小民， 仅守洼瘠，操耒◻者，虽十之七八，要皆佣佃居多，与业主分收籽粒”⑤。单县有个大市镇本名兴元镇。因被曹、马两家大地主霸占，“主其集”，后来兴元镇改称“曹马集”⑥。山东有广植经济作物的经营地主，如汶上、郓城两县交界之处，康熙年间“多殷实之家”，“其地肥饶。木棉一亩，可拾（棉） 二百斤，有万亩之家者”⑦，这样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在全国实属罕见。也有经商起 家，积资购置土地的商人地主。如濮阳刘滋世，少年家贫，以微薄的资金贩运食盐和小麦，获大利，以后又放高利贷，“二十余年，田连阡陌， 家累数万金”①。还有的历代做官，是具有政治特权的官僚地主，如朝城县有名的孙、谢、吴、江、岳、孟、魏、贾等八大姓，乃是本县远近驰名的八家大地主。“八姓在前明皆簪缨世继。入国朝，子孙繁衍，散居城乡，甲于他族”②。济宁直隶州玉堂孙家，更是官僚、世家而兼大地主、大商人。嘉庆年间，孙玉庭官至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年间，孙毓汶官至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孙家在独山湖一带兼并土地，达三万余亩，又在济宁开设玉堂酱园，资本达四万吊制钱，产品驰名全国。至于兖州府曲阜县孔府这个世袭罔替，历代相传的贵族大地主。在清朝最盛时占有一百多万亩土地，遍及山东、江苏、直隶、河南、安徽等五省广大农村。土地的来源，有的是“钦赐”， 有的是假手官府霸占，有的是乘人之危，贱价收购③。总的来说，山东各地遍布各种类型的地主，拥有田产极多，土地集中的程度居于全国的前列。

山西省山多田少，自然条件稍差，但土地兼并也在进行。一六九七年汾阳县灾荒，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持田契求售，踵接于（地主之）门，皆自贬损价值”。“其愿售之价，视平时盖不及十之二”。有个叫张瑛的地主， 乘机兼并土地，“于是得田且千亩”。张瑛家住西官村，他家亭台楼阁，房舍华丽，“环村而沟，⋯⋯广一丈有奇，深倍于广，东西设吊桥各一”④。临汾县有个大地主亢时鼎，本人又是著名的大盐商，在扬州有豪华的住宅，在淮南有大片土地，在家乡临汾也是“宅第连云，宛然世家”，号称“亢百万”。康熙年间，山西 大旱，人心惶惶，而“亢百万”得意地声称：“上有老苍天， 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①，可见他在山西田产之多。潞城县贾庆余早年家贫，十四岁“从父贾山东禹城县”，“积二十余年，竟成巨商， 南北懋迁，奇货辐辏其门”，并大量购买土地，成为“沃壤连阡”的大地主②。山西因多大商人，他们将商业资本投入土地，不数年即“沃壤遍野”，兼并的速度也是较快的。

河南省是李自成起义军频繁活动的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打击了世家

④ 景甦、罗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

⑤ 《康熙单县志》卷一《风俗》。

⑥ 《康熙单县志》卷一《乡村故名》。

⑦ 《康熙濮州志》卷二《风俗》。

① 《康熙濮州志》卷四《货殖传》。

② 《光绪朝城县乡土志》卷一。

③ 《罪恶累累的孔府》，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

④ 《乾隆临汾县志》卷六《孝义》。

① 马国翰：《竹如意》卷下《亢百万》。

② 《光绪潞城县志》卷四《耆旧录》。

大族，没收了明藩王的土地。所以，清初，河南土著的大地主较少，雍正以后，土地兼并逐渐严重起来。一七四○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称：河南“民生贫富不齐，富者类多鄙吝刻薄，贫者则无营生，大约佃种他人田地者居多”

③。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中，一种是官僚豪绅仗势侵夺田产，如豫南光山、固始

一带，清初，小农“苦地粮重重”，往往带地“投献”于豪绅，成为佃仆。当地豪绅“僮仆成林”，顺治末曾发生佃仆们“纠聚党类，挟刃操戈，逼主退约”④的反抗斗争。又如乾隆时曾任布政使的彭家屏，“为富不仁”，在家乡夏邑“拥有厚资，田连阡陌”⑤。另有一种是外省大商人，乘着灾荒年份， 挟资到河南购买田亩。如一七八六年河南巡抚毕沅奏称：“豫省连岁不登， 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 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⑥。这类商人兼并土地的事例，不在少数，如洛阳县在道光年间“值岁饥，土人多鬻由他徙”，山西长治商人宋 良弼“亦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①。又如康熙年间，“豫省被灾，惟郏（县）为重。而郏人在籍置产者，尚不及十之一二”， 而山西商人来此，“射利居奇者，已不啻十之八九”②。由于土地逐渐集中， 河南省也出现了很大的地主，如仪封县地主周伯章，他家“田连四邑，亩以万计”，“东西南北各十里”之内，“田皆为周氏”③，可见其土地数量之多。

直隶是清王朝的心脏地区，也是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最集中之地。入关后， 直隶北部的很多土地被圈占。满族亲贵们的大小庄园，星罗棋布，田连阡陌， 广大汉族农民沦为旂庄的农奴、佃户。但就在这些地区，也存在一些汉族大地主，如怀柔县郝氏就是一个“膏腴万顷”，豪富异常的大地主。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驻跸其家”，郝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儓奴隶，皆供食馔”。皇帝一日之餐，郝家“费至十余万”④。另如保定府的束鹿县“土沃人稠”，该县被圈占的土地较少，汉族的“阀阅世家”和“乡宦”就占有很多土地⑤。直隶南部各府州县，土地未被圈占或圈占较少，地主也在用各种方式兼并土地，如献县就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那些“田连阡陌”的都是汉族地主，“不能自耕自耘”，“分假于贫者而佃种之”，“而后与分秋获之半”⑥。还有大名、广平二府，嘉庆时连年灾荒，“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到十倍”。因此，“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⑦。

此外，如湖北省邻近洞庭湖北岸各州县，有“席、翁、吴、许四姓皆巨

③ 雅尔图：《雅公心政录》卷二《奏疏》，乾隆五年五月。

④ 《乾隆光山县志》卷八《风俗》。

⑤ 《清实录》乾隆朝，卷五四○，乾隆二十二年六月。

⑥ 《清实录》乾隆朝，卷一二五五，乾隆五十一年五月。

① 《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

② 孙珩：《归田文稿》卷六《复同寅议赎地书》。

③ 刘晴：《片刻余闲录》卷一。

④ 昭梿：《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

⑤ 《康熙束鹿县志》卷八《风俗》。

⑥ 《乾隆献县志》卷三《食货》。

⑦ 《清实录》嘉庆朝，卷三一○，嘉庆二十年九月。

富”，各自占有大量土地①。广西省全州，在康熙年间，“州民置田，多寄居大户名下。久之，豪强者遂夺其田”②。福建漳州府，康熙年间“豪强大户， 阡陌连绵”③。台湾雍正年间，“田地大半归于富户，⋯⋯上者数百万金，中者百万金，数十万金之富户所在多有”。他们“霸占田业”，百姓“敢怒不敢言”④。江西抚州府东乡县，嘉庆年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⑤。云南省楚雄府姚州“土同知”高德厚，“以巨富通势，强占民产三百四十

里”，共有田地七千余顷⑥。

通过以上对我国许多省份土地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清初，由于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土地问题比较缓和。康熙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土地收益增加，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兼并激烈起来。特别是乾嘉以后，土地高度集中，虽然各省因具体条件不同，集中的程度和方式有所差别， 但兼并日益加剧的趋势却是普遍的。乾隆前期，即有人指出：“近日田之归于富户，大约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⑦，因此出现了向两极分化的贫富悬殊的严重情况，“一家而有数千百家之产，则一家而致失业者数千家”⑧。

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中还可以看出：在清代，土地兼并的手段和明代有一定的差异。明代的藩王、贵戚、官僚、缙绅有蠲免和转嫁 赋税徭役的特权， 他们利用这些特权作为吞并土地的武器，通过“投献”、“投靠”的方式， 无代价地掠夺土地。而小地主、自耕农为了逃避烦重的赋税徭役，不得不将土地无偿地拱手送给特权地主，以换取政治上的荫庇和经济上的豁免。清代， 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因此，除了清初用暴力手段在华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圈地以外，“簪缨门第”、“世家大族”，较少利用政治特权掠夺土地，而更多的是通过买卖关系。地主阶级发家的主要途径就是积资购地，土地是火烧不毁、水淹不坏、盗窃不动而又能永贻子孙、带来无穷财源的物质财富，“凡置产业，自当以土地为上”①。地主阶级千方百计，通过一批批购买田产，逐步积累，象滚雪球一样，从小到大，形成了拥有累千上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在兼并过程中，商业和高利贷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官僚、地主、商人利用小农经济经不起打击的特点，利用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的机会，渗入农村，囤积居奇，贵卖贱买，重利盘剥，乘人之危， 夺取土地。这种更多地用经济手段，兼并土地和明代许多地主利用政治特权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清代的租佃制剥削形式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地主采用招佃垦种。定额地租也有一定的发展，地主不和佃户分成，而把地租的数量固定下来。这种额租制，使佃户的劳动强度增强了，意味着封建剥削的加强，但额租制

① 东轩主人：《述异记》下《许七遇仙》。

② 《乾隆淮安府志》卷二十二上《仕迹》。

③ 《康熙漳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④ 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头家》。

⑤ 《嘉庆东乡县志》卷三十三《艺文》。

⑥ 《乾隆直隶通州志》卷十四《人物》。

⑦ 《皇清奏议》卷十三，乾隆十三年，杨锡绂奏。

⑧ 《皇朝经世文编》卷十一，钱维城：《养民论》。

① 钱泳：《履园丛话》卷四《产业》

也提高了佃户精耕细作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生产力。还有，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制也在发展，地主、富农采取雇佣长工和短工的办法，自己经营土地，农村的雇佣劳动者——长工、短工，没有或只有很少的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虽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不完全相同，但与佃农比较，政治身份上较多自由。地主自 己经营土地， 较租佃形式也有一定差别，这些经营地主，有的专门种植粮食，有的专门生产茶叶、甘蔗、桑树、槟榔、蓝靛、棉花、水果等经济作物，绝大部分的产品要进入流通领域。他们正在向着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