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手工业工人的斗争

④ 《乾隆石城县志》卷七《兵寇》。

⑤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四《武事志》。

⑥ 《嘉庆瑞安县志》卷十《杂志》。

① 裕谦：《裕靖节公遗书》卷四。

②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二十《杂记》。

③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四三七页。

④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二十四，十一年八月。

⑤ 《清实录》乾隆朝，卷二七四，十一年九月。

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有 所增长。因此，除了广大农村中的抗租、抗粮、抢米以及农民起义之外，城市人民的斗争也经常发生，成为整个反封建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城市人民的斗争中，最可瞩目的是苏州一带踹匠和机匠的斗争。苏州一向是棉织和丝织业的中心，在织布的染色工序上，需用众多的匠人，脚踹巨石，将染色布匹整压光洁。踹匠多为精壮的青年工人，生活贫困，身无长物，他们相互团结，富于斗争性。所谓“此匠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 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乌合，不守本分之辈。因其聚众势合，奸民不一”①，有清一代，苏州踹匠的反抗斗争连续不断。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领袖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银”②。布商呈请官府弹压，窦桂甫被决杖驱逐。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又有罗贵、张尔惠等“煽惑齐行增价，以致聚众殴抢，复毁官示”，“纠众科◻，倡议加价，肆凶打诈”③。清政府出头干预，踹匠被枷责， 罗贵等十六人逃走。结案后，七十六家布商将官府的命令刻立石碑，踹布工价，仍定为每匹一分一厘，“永遵成例，毋容增减”，“别有不法棍徒，效尤作奸，亦即指名呈报，立拿解宪，大法惩处施行，断不轻宥”④。一七○○ 年（康熙三十九年）踹匠又发动斗争，起因大约是由于包头（踹布业主）克扣工钱，酿成巨大风波，“流棍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变乱之势，比诸昔年尤盛。商民受害，将及一载”⑤。清政府对这场斗争留下很深刻的 印象， 为了防患于未然，对踹匠严加管理，“嗣后在苏踹匠，俱听两县（长洲、吴县）典史协同城守营委员督率包头约束，平日申明条教所开，察其行藏，不许夜行生事，酗酒赌博，及聚众倡□”，包头要负责盘查踹匠来历，设立循环簿，“将踹匠登填籍贯、保引、进坊、出坊。每逢朔望，交与坊长，具结倒换，务必互相稽察，盘查来历。如或妄收匪类，贻祸地方，一家有事，九家连坐”⑥。官府的管束不为不严，但踹匠的斗争仍很活跃。到康熙末年， 仍经常闹事，所谓“日久法弛，奸匠得以逞志。⋯⋯兼有一班流棍，寄迹寺院，隐现踹坊，⋯⋯煽惑众匠，齐行增价，代告扣克，科◻讼费，再索酬金， 流棍贪婪，作俑倡乱不绝”⑦。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踹匠栾晋公等计划“放火劫库”，发动抗清起义，事泄未成。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栾晋公之侄栾尔集等“拜把结盟，祀神饮酒”和凌虐工匠的包头钱裕远进行斗争， 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这时，苏州的踹匠已有两万人，清廷视为“藏奸纳污之薮”，为了防止踹匠闹事，再次进行整顿。一七三一年（雍正九年），在踹匠中编立保甲，浙江总督节 制江南的李卫奏称“此等踹匠，多系单身乌合， 防范宜严，请照保甲之法，设立甲长，与原设坊总互相稽查”⑧。至乾隆年间，物价渐涨，踹匠屡次要求增加工钱，至乾隆四十四年，才争得了“每布一匹，

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二册，八年七月李卫等奏。

②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十三页《奉督抚各大宪核定踹匠工价给银永遵碑记》。

③ 同上书，第三十四页《苏州府处理踹匠罗贵等聚众行凶肆凶科敛一，案并规定以后踹布工价数目碑》。

④ 同上书，第三十四页《苏州府处理踹匠罗贵等聚众行凶肆凶科敛一，案并规定以后踹布工价数目碑》。

⑤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十九页《遵奉督抚各宪定例永禁碑记》。

⑦ 同上书，第四十三页《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

⑧ 《皇朝政典类纂》卷三十五《户役六》。

给发工价，连薪菜米加等，总计银一分三厘”⑨。苏州踹匠进行长期的斗争， 仅取得这一点具体的成果。苏州丝织业中的机匠也多次聚众“叫歇”，“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惟有不法之徒，不谙工作，为主家所 弃，遂怀妒忌之心，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勒加银□，使机户停织，机匠废业”。清政府在丝织业主的请求下，出而干预，声称“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①。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踹匠和机匠的活动未能有更大的发展，斗争常常以失败告终。但斗争一直在继续，至道光初年，苏州丝织业中“每有匪匠，勒加工价，稍不遂欲，即以停工为挟制，以侵蚀为利薮。甚将付织经纬，私行当押，织下纱匹，卖钱侵用，稍向理论，即倡众歇作，另投别户”②。踹布业中亦有踹匠蒋淋云，“散发传单，勒令各匠停工毁物”③。

除了苏州的踹匠、织工以外，北京的铸钱工人也多次进行了斗争。户部和工部的宝泉局、宝源局所属铸钱工厂，工头常常剋扣工资，侵吞料饯，对工人凌虐苛待，“设立刑具、板子、枷号、桚子、皮鞭，如有炉役人等玩法情弊，分别惩处”④。工人们不堪虐待，起而反抗。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 宝泉局所属四个工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反对工头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⑤。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 又因炉头独吞增发的料银，引起工人罢工，“户局（指宝泉局）匠 役，只于围逼炉头，在大使厅前喧闹；工局（指宝源局）匠役，公然守闭厂门，将司官扣留，尤属目无法纪”①。其他行业中，手工业工人的叫歇斗争，也时常发生，如景德镇的制瓷工人，统治阶级说他们“锱铢必较，睚眦必复。即银色饭食之类，少有龃龉，动即知会同行，罢工罢市，以为挟制。甚至合党成群， 恣行抄殴”②。“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③。又如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苏州制纸工人张圣明等“妄思增价，混以坊主折扣平色为辞，纠众停工”④。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苏州制烛工人邵贤昭等，“将浇烛各伙拉出结党，霸停工作，向各店◻钱逞凶”⑤。嘉道年间，山

⑨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四十九页《苏州府规定踹匠每布一疋工价连薪菜米加等计银一分三厘碑记》。

①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六页《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② 同上书，第十三页《元和县为机匠王南观等借口减轻洋价集众向机工庄上滋闹 碑记》。

③ 同上书，第二一八页《长元吴三县永禁烛匠霸停工作聚众敛钱逞凶滋事碑》。

④ 《铜政便览》卷四《酌定两局画一木牌章程》。

⑤ 《乾隆朱批奏折》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① 《清实录》卷三一九，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② 凌■：《西江视集纪事》卷四《条教》。

③ 凌■：《西江视集纪事》卷四《条教》。

④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六十七页《奉各宪严禁纸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价永遵碑》。

⑤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二一八页《长元吴三县永禁烛匠霸停工作聚众敛钱逞凶滋事碑》。

东济宁有六家制烟作坊，“其工人四百余名，好勇斗狠，每为守土者之累”⑥。手工业工人斗争的对手不仅是本行业的工场主、商人，而且有站在工场

主、商人背后的强大的封建政府。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封建政府采取最野蛮无情的手段去对付进行反抗的手工业工人，工人们别无其它斗争的手段， 而只有依靠自己队伍的团结，而封建政府以及工场主、商人总是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工人队伍的团结。手工业工人们已经意识到建立组织的重要性。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苏州踹匠王德等倡议成立踹匠会馆，清朝官吏极力反对，指责王德等“蛊惑众匠，以增添工价为由，包揽告状，肆行科◻”， “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⑦。结果， 王德等六人被杖责，驱逐回原籍。雍正时，苏州织工“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这种“帮行”与“会馆”正是那时手工业工人要求成立的组织，而封建统治者是不会轻易允许工人组织的出现的。又乾隆以后，直到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的许多手工业和运输业中有称作“小甲”“行头”者，颇似手工业工人的领袖。据称“苏郡地方，凡有生意行档，动称‘小甲’，从中滋事需索，殊堪发指”，“木行小甲，虽由来已久，⋯⋯彼系簰夫之头”①。清政府不能容忍“小甲”“行头”的存在，“严饬革除，勒碑永禁”。但实际上，手工业工人的组织要求不可能根本禁绝，故苏州各行业中仍有“小甲”、“行头”， 其他地方也有工匠的组织，如“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颇严，凡属徒工，皆有会馆”②。这种“会馆”有点象同乡会，但成员都是徒工，带有行业工人组织的色彩。此外广州的织工，组织“西家行”，以与机户组织的“东家行”相对立。此后，手工业工人仍不断地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设立“会馆”、“公所”，推举“行头”“小甲”，越来越成为他们的迫切要求和斗争目标，这一点延至鸦片战争以后，反映得更加突出了。

手工业工人由于切身的利害关系，开始常常把斗争的锋芒对准直接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工场主、商人，但斗争的发展必然会危及封建秩序的安定，因此官府总要出头，站在工场主和商人一边，积极干预，严加镇压，使得工人们的历次斗争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尽管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工场主和商人和封建官府也有矛盾，他们也反对官府的贪污不法、横征暴◻，可是工场主和商人们与封建势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需仰赖官府的鼻息，才能够生存下去。在当时，得不到政府的允准和庇护，个别的工商业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工商业者宁肯忍受官府的勒索，却不甘向工 人的要求让步，当他们身后出现了工匠们罢工叫歇的威胁时，就毫不犹豫地投向清政府的怀抱，要求得到援助和庇护。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历史上，很少看到城市工商业者联合手工业工人，一道去反对封建政府的压迫，如同西欧历史上见到的市民阶级发动的那种斗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和特点，决定了城市中等阶层的软弱性和不独立性，始终未能形成可以和封建政权抗衡的力量。尽管城市中手工业工人发动了多次斗争，却非但得不到中等阶层的奥援， 两者反而相互敌对，削弱了反封建的力量。因此，城市中的斗争从未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对封建统治的主要力量源泉仍在辽阔的农村和广大的

⑥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六。

⑦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四十一页《奉钦差部堂督抚各宪驱逐踹染流棍禁碑》。

① 枝巢子：《旧京琐记》卷九。

②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一○○页《长洲县革除木簰小甲碑》。

农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