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俄派出谈判使团及各自的谈判方针

沙俄政府考虑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实力，权衡利弊，不得不接受清政府的谈判建议，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但是，派出谈判使团并不意味着放弃侵略，也不意味着停止使用武力。对俄国来说，这仅仅是策略和手段的调整。由于肆无忌惮的武装侵略遭到了中国的坚强反击，因此不得不改变部署，将军事入侵与外交谈判交替地使用，以达到扩张的目的。戈洛文使团的组成和所奉的命令都体现了俄国把战争与谈判结合起来的特点。

戈洛文使团拥有官吏士兵一千九百余人，包括炮兵、火枪兵、龙骑兵等，沙俄政府授予戈洛文广泛的权力，不但可以和中国谈判缔约，也可以在认为有利的情况下，调动西伯利亚地区的军队，和中国作战。沙俄政府规定了戈洛文使团的任务和谈判方案，谈判方案中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占领黑龙江的整个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则以比斯特拉河（即牛满河）或结雅河（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再达不到要求，则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保留中俄两国共同的渔猎场。还训令戈洛文：“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关于作战的行动）”①。可见，沙皇政府虽然派出了谈判使团，但并不是放弃了用战争手段来达到侵略目的。

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一六八七年九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这时，俄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一六八七年春爆发了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俄军在克里米亚战败，沙皇政府经不起在远东再和中国发生另一场战争，因此不得不稍稍收敛它在远东的扩张活动，相应地改变它和中国谈判的立场。一六八七年六月，沙皇政府对戈洛文颁发训令，指示戈洛文可以接受俄军撤出雅克萨的主张，但要求中俄双方都不在雅克萨驻军筑城②，此后，戈洛文根据俄国政府的指示，制订具体的谈判方案，

① 《清实录》康熙朝，卷一二七，第二四页。

① 转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附录，第一五三——一五五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一七八页。

其中一个方案是俄军除撤出雅克萨外，还准备作些其他让步。总之，俄国由于面对着国内外的困难局势，不敢冒然和中国决裂开战，因此不得不考虑吐出一点侵略的果实，以求和中国达成妥协。

戈洛文使团到达贝加尔湖东岸，在这一带停留两年之久，这时清军已实现了在雅克萨停战撤军的诺言，戈洛文就不急于和中国谈判。他一面窥探着中国方面的虚实和清政府的意图；一面对中国喀尔喀蒙古各部进行威胁利诱，企图使蒙古各部脱离中国，臣服于俄国。这一卑鄙伎俩被蒙古领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所识破，并遭到坚决拒绝。戈洛文本来带来了一封沙皇给土谢图汗的国书，要求士谢图汗帮助俄军，率兵攻打中国，戈洛文这时甚至不敢投递这封国书，“他为什么没有把该国书交给蒙古使节，或者为什么没有派遣某个能干的军役贵族随身带到蒙古去呢？戈洛文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土谢图汗和温都尔格根（即哲布尊丹巴）与满洲皇帝康熙关系密切。（后来，在军事行动业已展开的情况下，政治力量布局已非常清楚的时候，这种看法得到了充分证实。）可是，沙皇给土谢图汗的国书里却建议蒙古王‘在必要时予以协助’，共同反对康熙。戈洛文认为转交这份国书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有根据的，因为‘蒙古领主与中国人互有好感’”①。可见蒙古的领袖们具有爱国热忱，他们紧密地团结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周围，俄国的挑拨分化未能得逞。

戈洛文使团表面上肩负着谈判的和平使命，实际上却是一支凶残的远征军。在利诱分化失败之后，立即诉诸武力，对中国喀尔喀蒙古人民发动突然袭击，进行血腥的镇压。戈洛文借口俄军丢失了牛羊马匹，诬蔑蒙古人民偷盗，命令俄军闯进蒙古牧地，大肆烧杀抢劫。戈洛文歇斯的里地叫喊：要“对那些居心不良的边境蒙古居民的反复无常和偷盗行为加以约束”，“要去袭击他们蒙古兀鲁思”、“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报仇雪恨”，“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②。

喀尔喀蒙古人民不堪俄军的践踏蹂躏，奋起反抗。一六八八年初，蒙古军民在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一带打败俄军，戈洛文躲在楚库柏兴的城堡里，不敢动弹。可是，正当蒙古人民抗俄获胜之际，在俄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蒙古族的败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大举侵入喀尔喀蒙古，与俄军配合作战，夹击喀尔喀蒙古军民。喀尔喀战败，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率部众南走，要求清朝中央的保护和援助。这时，戈洛文趁火打劫，和噶尔丹相互呼应，派俄军分路出动，对喀尔喀蒙古大举“讨伐”。还荒谬地提出“归顺”条款，要求中国的蒙古族“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协同沙皇陛下军队作战”，要求向俄国交纳牛羊贡税，“提供尽可能多的差马骆驼”，并威胁蒙古各部的台吉和牧民要与清政府以及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断绝一切来往①。蒙古的台吉和人民虽处在俄军的兵威劫持之下，但心向祖国，不肯屈服，有的举兵起义，有的伺机逃亡。戈洛文也懊丧地承认自己的失败，说蒙古各部的台吉和牧民们，“态度顽固，一再推诿”、“坚持己见，不愿称臣效劳”②。

①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一一八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二二三、二一七、二二二页。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三八三至三八六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四一三、四一九页。

清政府方面，在一六八八年派出了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皇舅佟国纲为首的谈判使团，取道蒙古，前往楚库柏兴。临行时，康熙表明了收复失地的决心，他说“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③索额图等走到蒙古地区，正碰到噶尔丹的进攻，喀尔喀蒙古各部南逃，使团北上的道路被堵塞，索额图使团不得不折回北京。

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六月，索额图使团再次出发，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这时，由于噶尔丹打败了喀尔喀蒙古，他违抗中央、发动叛乱的罪迹已很明显。清政府急需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因此更加希望和俄国保持和平，以免俄国和噶尔丹进一步勾结。北方边疆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促使清政府重新研究谈判立场，愿意作出更大的让步。康熙表示：为了争取达成协议，实现和平，准备将尼布楚城让给俄国。他指示索额图等：“今以尼布潮（楚）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①。

从两国谈判使团接奉的指示可以看出：中俄双方都忙于其它事务，彼此不愿作战，希望获得和平，俄国政府指示：可以让出雅克萨，中国政府指示：可以让出尼布楚，这样就有了一个获致协议的基础。未来的边界线必然是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之间的某条线上，这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因此，外国学者如巴夫洛夫斯基这样写道：“双方代表团来到尼布楚所携带的训令，在措词上表明，早在会议之前，它们之间实际上已有共同的意见”②，曼考尔也说“每方对指示的不断修改提供了协议的基础”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