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起义军后期的艰苦奋战与失败

一八○○年（嘉庆五年）下半年，白莲教起义军更加衰落下去。此后，起义军虽然英勇作战，在个别战役中仍能取得不少胜利。但从全局看，义军在粮饷兵源方面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斗争的规模和声势每况愈下，失散离开队伍的现象与日俱增。而清统治者在几年的战争中吸取教训，针对起义军本身的弱点，采取了有效的镇压措施，尤其是“坚壁清野”、“寨堡团练” 政策发生了效用。

关于“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早在白莲教起义初期就曾提出过，但未被推广。以后，清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单纯的尾随追击，使清兵疲于奔命，不仅不能奏效，反而经常被伏击歼灭。况且此时的八旗兵已腐败不堪， “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基本失去战斗力。即使讨伐起义军的清兵主力绿营，也是“将领不能约束兵丁，所过甚于盗贼”，“贼势益张，兵气益馁”①。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龚景瀚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系统提出用团练乡勇协助清兵作战，用坚壁清野的寨堡政策对付起义军的分散流动战术。

坚壁清野的内容，是“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②寨堡建成以后，必须有防守寨堡之人，于是又有“团练壮丁”之说，团练本地壮丁，分乡勇与团勇两种，“随营打仗守卡隘，官给盐菜口粮，听候调拨者谓之乡勇。百姓等自出已赀修筑堡寨，择年力精壮者，各备器械，里民自行捐给口粮，以为守御者谓之团勇”①。推广坚壁清野政策以后，各省召募团练甚多。自嘉庆三年至五年，仅四川巡抚福宁就报称四川团练已有十六万人。以镇压白莲教起义起家的刽子手罗思举、桂涵等，就是四川乡勇的头目。

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二月，嘉庆帝充分肯定“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良策”。下诏“令勒保会同各督抚，晓谕州县居民，扼要团练，使贼无可虏掠，与官军犄角。”②于是，这个险恶政策由勒保大力推行于川东、川北，接着由那彦成、松筠、台布、长麟推行于陕甘，以后又由书麟、吴熊光推行于湖北。一八○○年（嘉庆五年），由于川北推行“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结果，起义军不得不离开四川，转战甘肃。清统治者以为“守御成效”，又下令各地加紧推广，“其令陕甘湖广督抚，严饬所属，山地则扼险结寨，平地则掘濠筑堡。其团练防守，有效者保奏，违者罪之。”③

“坚壁清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以前，起义军所以能够纵横五省广大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流动作战，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实行“坚壁清野”以后，筑寨堡，并村落，驱百姓移

①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② 龚景瀚：《坚壁清野议并招抚议》。

① 《东华录》嘉庆九年六月壬戊。

②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③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居其中，集中所有粮秣给养，“清查户口”，“稽查出入”，“经营银粮”， “训练丁壮”，“修饬守备”。用种种手段强行隔断起义军与贫苦百姓的联系。结果，“据险之贼，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团聚，粮不露处，冬春之交，野无青草，附近已无所掠，远出则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击之，其势又不敢出。坐困月余，积粮既竭，终亦归于死亡逃散而已。”④情况确实使起义军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稍有活动，即被寨堡、乡勇缠住，进不得战，退无所食，处处受阻。“川东、川北，寨坚民（乡、团勇）奋，遇贼逼近，则各寨民百十成群，乘夜劫营，使贼不得休息。”①白莲教起义的形势，因此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嘉庆“五年以前，贼势之炽者，以其到处裹人，胁从日众，抢掠民食，因粮于我也；自寨堡之议行，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地，亦挖濠筑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②。

清统治者还提出“剿抚并用”政策，妄图分化瓦解白莲教起义军。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王三槐被诱骗擒杀，罗其清、冉文俦处境十分艰难，嘉庆帝在上谕里指出：“至罗其清、冉文俦等果被官兵剿急，或探听王三槐信息，希图免死，竟行投出，亦未可定。着勒保、惠龄等察看贼情，一面鼓励兵勇上紧进剿⋯⋯设该犯等有真正弃械自缚投诚者，亦可酌量宽其一线，予以生路。”③接着，明确提出“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可是招安政策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起义军勇敢坚定，不受清廷的欺骗。一七九九年

（嘉庆四年），四川总督魁伦说：“本年皇上屡颁宽大之诏，剿抚兼施，数月以来，投出者寥寥无几”④。所以嘉庆咬牙切齿地痛骂起义军，“看来此等匪徒，怙恶已深，愍不畏死，势难借招抚为解散之计”⑤。

一八○○年（嘉庆五年）下半年，四川白莲教起义转入低潮，嘉庆帝发布一篇所谓《邪教说》，标榜白莲教“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仁心，在朝政所不禁。若借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之案，则王法之所不容。”①这就是所谓“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说法。其实，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贫苦百姓，正是利用白莲教的形式作为联络纽带而发动起义的，“从逆” 和“从教”确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清统治者从来就把白莲教看做是大逆不道的异端，严禁宗教活动，而这次大起义也是清吏滥杀白莲教徒所引起。这时提出的所谓“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完全是虚伪骗人的把戏。白莲教的许多战士是认识这一点的，尽管斗争十分艰苦，他们并不理睬统治者的甜言蜜语，仍然旗不倒，刀不下，“诛之不畏，抚之不降”，面临失败和死亡，奋战不息，表现了大无畏的顽强斗争精神。所以，招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无显著成效。

一八○○年（嘉庆五年）初，撤入甘肃的起义军，转战秦州、岷州、阶州等地，与张天伦、张士龙义军汇合，清兵统帅额勒登保亲自出马，调遣那

④ 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① 《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②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策略》。

③ 《清仁宗实录》卷二十，嘉庆三年十月丁酉。

④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一一六，嘉庆四年八月十七日魁伦奏。

⑤ 《清仁宗实录》卷五十八，嘉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① 《清仁宗御制邪教说》。

彦成、杨遇春、穆克登布、庆成等各路清兵，分兵围剿。四月，义军被逼至渭水以南，后分东南两路进击。王廷诏、杨开甲、张士龙等一路，东走秦州，将趋北栈；高天升、马学礼等一路，南下文县。五月，为声援川西义军的战斗，高天升、马学礼部打下四川龙安，分兵袭击松潘一带，川西震动。六月

（闰四月），义军在竹子山口大败清兵，杀总兵施缙，后折回甘肃文县。不久，起义军先后进入陕西，因为五郎以东推行坚壁清野，各路义军汇集于镇安的深山老林。又由于清兵追剿，义军再东向商雒，折向湖北，分路进攻郧西、平利一带，后又折回陕西。七月，与清军激战于镇安的茅坪，襄阳白号首领杨开甲阵亡。冉学胜、张士龙部突过栈道，进逼甘肃秦州；高天升、马学礼部也由岷州至秦州。八月，伍金柱、张士龙、冉学胜、高天升、马学礼等，“皆至秦州，⋯⋯合队顺流而东，众二万，夜袭长麟军于徽县之伏家镇，官军败绩，游击台清阿以下将弁死者十七员，阵亡兵千余，前四川将军富成⋯⋯败死”①。九月，高天升、马学礼及戴家营等部合队向东南入陕，破略阳、沔县、西乡等地，先后杀死总兵札勒杭阿、提督王文雄、副将鲍贵等将领二十九名。“王文雄心腹受矛伤十余处，并被断割左臂”，这个凶残屠杀起义军的刽子手，落得其应有的下场，“此外受伤阵亡官兵乡勇甚多”②。起义军虽有如此胜利，但各地寨堡林立，乡勇扼守，清兵没有后顾之患，专门寻找义军决战。义军几次计划渡汉水北上，均为北岸寨堡团练所阻，襄阳黄号首领伍金柱等阵亡。

进入湖北之徐天德、樊人杰、张天伦、苟文明等部，转战于兴山、秭归、巴东、谷城等鄂西北地区。清兵明亮部坐镇房县、均县，分兵对垒。六月，在宜城、荆门和天柱山等地展开激烈战斗，义军西撤抵南漳，在马家营击溃清兵，杀总兵王凯及佐领、千总、把总多人。不久，张天伦部进入陕西镇安，樊人杰部进入陕西平利。十月，樊人杰、冉天士、张士龙等义军，三路赴楚，在远安县牛鹿坡打败前来追击的清兵，杀死总兵李绍祖、参将沈庆春等多人。

一八○○年八月十八日（嘉庆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三阳教的重要领袖刘之协因叛徒告密，在河南叶县被捕。刘之协在早期传教活动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可是，起义爆发之后，他潜居河南，没有参加实际斗争，他的被俘本来跟战局没有多少关系，但清政府为了瓦解起义军的斗志，并给自己的将士们壮胆打气，张大其事，大肆宣传，说什么“今刘之协已在豫省被拿，足见白莲邪教获罪于天，自取灭亡”，并命令各路统兵将帅及地方督抚，“将刘之协擒获一事，广为宣播，并传谕贼营，⋯⋯即实系同教匪徒，闻知刘之协被获，畏罪乞命，弃械归诚，亦必贷其一死”③。清廷除了加强军事攻势，组织团练武装之外，又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政治宣传，以动摇起义军的军心，企图及早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形势对起义军日益不利。清统治者的寨堡团练和坚壁清野，逼使起义军不得不向南山、巴山老林退缩，以后的战斗，主要在老林地区周围府县进行。“时各贼分合靡常，大势集三省之边缘；南山老林，人烟稀疏，居民虽建寨硐，无器械积聚；楚剿急则遁川陕，川剿急则遁陕楚，兽骇鸟翔，官军疲于奔命。”①

① 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四六《戎事》中。

②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一九六，嘉庆五年八月初六日台布奏疏。

③ 《剿捕档》1679（一），嘉庆五年七月十三日谕。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兵事》四。

起义后期，斗争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起义军补给困难，行动受阻，部队不断减员，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迂回流动作战。但是，起义军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即使饥肠辘辘，衣衫褴褛，频于被歼灭的边缘，越是冲锋在前，视死如归，在敌强我弱、敌优势我劣势的条件下，毫不畏缩，依托老林地区，继续高举白莲教起义的旗帜。

一八○一年（嘉庆六年）二月，嘉庆帝下诏：“朕思招抚之旨频颁，而投出甚少。现在群贼中，徐天德、王廷诏为起事首犯，高二、马五、高三屡经戕害大员，元恶大憝，不容复载，万无自首贷以一线之理，惟有刑兹无赦。因通谕立格，五逆擒歼一名者，官擢二等，兵勇超补守备，赏银二千；贼党缚献者，拔用千总，赏银一千。余如樊人杰、冉学胜、龙绍周、苟文明等，视此降一等有差”②。清统治者重金悬赏，企图捕杀起义军首领，并由经略额勒登保和参赞德楞泰各率一军，两路会剿，以肃清川陕交界地区的义军，使斗争态势更形严峻。二月，高天升（即高二）、樊人杰部被清兵夹击于汉北山阳，高天升遇伏阵亡。三月，襄阳义军首领、白莲教起义最早领导人之一王廷诏在川陕边界鞍子沟被俘，“搜获画像经卷，槛送京师”③。四月，义军首领马学礼（即马五）、高天得（即高三）于大宁的二郎坝被俘。仅两个多月功夫，陕西境内的义军损失惨重，自王廷诏、高天升以下首领十余人，先后牺牲，仅存者大多向湖北转移。

当时活动在川陕边境的另一支义军冉学胜部，乘清军兵力空虚，袭击留坝的杨奎猷部，清军大败，“兵勇全行败散，杨奎猷仅以身免。闻有李姓游击被贼捉去，汪姓同知被贼戳毙，原任副都统和兴额同时阵亡，粮合银米骡马俱为贼有”①，义军声势一时大振。但个别战斗的胜利已不能拯救革命的败局。额勒登保自率大兵正面进击，长麟率清兵追蹑西北，庆成率清兵扼其东南，又令沿江团练寨堡阻遏，冉学胜部不得不转入巴山老林。

在湖北，徐天德、苟文明等部转战于郧阳、竹山、兴山、房县之间。一八○一年（嘉庆六年）三月，龙绍周部联合其他义军万余人，进趋川陕楚通衢的镇坪，德楞泰急调清兵围攻。四月，龙绍周分遣唐明万部直奔太平老林，欲引清兵西追，而自率大队突入楚境，后因受阻，部队被逼入川，当时川陕灾荒歉收，义军给养日艰。五月，徐天德与樊人杰、王国贤、陈朝观、曾芝秀等合队东向，由于清兵大部队的追击和寨堡团练的堵截，义军进入楚境后不得不分散作战。陈朝观受伤跳崖被俘杀，王国贤、孙万林、戴仕杰等由郧阳走房县、保康，其余大多西返退入陕境。六月，达州青号首领、白莲教起义最早领导人之一徐天德，在陕西西乡两河口因舟覆不幸溺死。

至一八○一年下半年，白莲教起义军龙绍周、苟文明等部在陕西平利一带；王国贤、戴仕杰、曾芝秀等部在陕西洵阳、湖北竹山一带；辛聪、冉学胜等部在川东白土关一带。起义部队基本上被局限在川、陕、楚边界，转战于万山老林寨堡较少之地。据《圣武记》记载，这时起义军人数合计不过二万四千余人，而清王朝各路兵勇却十倍于起义军。

显然，白莲教起义已经处于十分危急阶段，义军退入三省边界老林山区，再也无法越出雷池一步。一八○一年（嘉庆六年）七月，清兵统帅经略大臣

② 《戡靖教匪述编》卷十。

③ 《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六。

① 《军机处录付奏折》农民运动类，嘉庆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窝星额奏。

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等于陕西平利，重新部署战略计划。决定德楞泰率部由西南通攻；额勒登保率部由东北邀击，围剿三省交界地区。尤其恶毒者，“德楞泰乃选兵勇每二百为队，冒教匪服色旗号，以降贼为响导，或佯与合队，或乘夜袭营”，①骚扰义军阵地，危害极大，使义军被逼向川边集聚。

八月，义军首领冉天士、王士虎被杀于简池坝。冉学胜联合齐家营、高家营等义军，迂回川北南江、广元地区，不意受清兵三路围攻，冉学胜被捕牺牲。龙绍周率队复出老林，在和冈溪击毙清参将唐玉龙。九月，太平黄号首领龙绍周在平利盘龙山与清军作战时阵亡。此后，起义军各路，如汤思蛟部、刘朝选部、李彬部、苟文明部、樊人杰部、戴仕杰部、张天伦部、曾芝秀部、高思奇部、魏学盛部、冉天璜部等，被清兵围攻袭击，均遭严重挫折。各部所剩千、百、数十人不等，纷纷深入老林山区。据额勒登保、德楞泰奏报，“惟汤、刘、李、苟、樊、戴六贼尚称大队，每队不过千余，均逼入四川界内，并其余窜匿陕楚无名之贼，统计不过一万有奇”。②

起义军损失极大，清统治者大吹大擂自己的“胜利”，认为“川陕楚军务将竣”，剩下的只是“善后事宜”，并限期于一八○一年冬将起义军全部剿灭。为此，清兵统帅进一步采取措施。其一，在三省交界地区重镇增设提督、总兵、副将、守备等，派兵驻守，并根据各地通衢要道，重划府州隶属，便于管辖。其二，下令三省提镇，各尽本省兵力，按地区大力搜剿。各地官吏，联合寨堡乡勇，以数十寨为一处，协助清兵，佐兵力之不足。其三，重申剿抚兼施政策，进一步瓦解起义队伍。

局势的变化，并不完全按照清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拨弄。巴州白号首领苟文明，联合其他义军的零星部队，约二千余人，骡马数百，驰聘在嘉陵江上游。一八○二年（嘉庆七年）初，起义军到达川东开县、大宁，与通江蓝号的李彬余部会后，由于德楞泰三路追剿，部队转入老林。清统治者以额勒登保撤防江兵勇移于川陕边界，及是复追剿落后，致义军渡汉北入南山，“夺其伯爵，降为一等男，并褫双眼孔雀翎”①。求胜心切的嘉庆帝十分懊丧，多次下诏指责统兵将帅，认为他们眼看战事旷日持久，毫无方略，劳师糜饷，甚至将他们革职惩罚。统兵将帅则抱怨发牢骚，认为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分散的义军很难对付，“剿大贼易为功，剿小贼难为效”，“贼皆徒步，知四面皆兵，一出平原必为劲骑所蹙，始终不敢离老林，屡为官兵驱逼出山，旋复窜入。”②清军在战争中虽已占明显的优势，可是胜利却可望而不可即，朝廷上下，吵成一片，可谁也无法迅速地扑灭白莲教起义军。

由于清兵大部队的围剿，由于寨堡林立和乡勇团练地头蛇的袭击，白莲教起义军的力量已严重地被削弱，失去了向清军正面出击的能力，而且战乱日久，地方凋敝，团练猖獗，起义军得不到粮食给养，形势已十分不利。为了摆脱困境，起义军首领们曾经提出办法，第一是鉴于历年来各支义军分散作战，胜不相助，败不相救，缺乏联合的行动方针，拧不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因此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各支军队配合行动，加强联络；第二是利用三省交界的有利地形，拖着清军转圈子、捉迷藏，并要求各支义军逐步向湖北界岭

① 《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② 《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① 《清仁宗实录》卷九十三，嘉庆七年正月初三日。

② 《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集中，准备抢船渡过长江，前往施南，再向川南富庶地区进军。如果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则北渡汉水，进入河南，发展队伍，继续斗争，并提出“过了戌亥年，赛过活神仙”①的口号，鼓舞群众，度过困难，迎接胜利。据好几个白莲教徒的供词说：“这是五、六年（嘉庆五年、六年）间，樊人杰、徐天德、苟文明在湖北时见白莲教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商量的话：若各号聚齐二、三万人，分作几路，一齐抢船过大江南岸，或过汉江、或冲过河南、或到川西坝里，那些地方是没有去过的，人马也多，吃用都有，他写信各处商量”②。 “据青号人传说：从前总因众心不齐，你要东，我要西，所以都打散了，如今各伙剩不多人，在山里打转⋯⋯从今以后要各人齐心。说湖北界岭地方山又大，路又多，与陕西、四川交界，若是川陕兵多，我就转到湖北界上，若湖北兵多，就转到川陕境内，教官兵捉摸不着。约会各股的人都到那里，会成大股，等待会齐人多，冲出深山，不是抢船过川江到川南地方，就过汉江到河南，⋯⋯总要向没有到过的处所去，又好寻吃的，又好掳人马，过了今年大家都好了。⋯⋯彼此传说都约到川陕湖北界岭一带会齐，行走的时候，于路过墙壁上留下记号⋯⋯别股的人来见了，就知道某股在此不远，可以找寻会合了”③。“我们的人原都听樊人杰号令，他的信到，无不遵奉。他是同刘之协、王廷诏、李淑们辈份最大。去年二月内曾寄信与我，教邀约各号的人齐到湖北会合，过南岸施南去，地方富厚，又好收些人马。因官兵追得紧，没有回信”④，可惜由于起义军力量太弱小，重要领袖牺牲殆尽，而敌方防守严密，无隙可乘，他们夺船渡江，向川南或河南突围的打算始终未能实现。

起义军虽已陷入困境，可是他们仍与强大的敌军作殊死战斗。一八○二年三月，苟文明部在陕西周至击败清总兵刘瑞军，毙副将韩自昌。四月，樊人杰、曾芝秀、戴仕杰率数千人经巫山，奔湖北。德楞泰指挥大批清军围攻堵截，起义军据马鬃岭拒战，樊人杰“骁勇耐战，振臂一呼，诸贼拚死斗，我军大败”①，清总兵王懋赏，侍卫塔津保、参将胥起泗等十四员将领被打死。起义军英勇作战，打了几次漂亮仗，但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对起义军愈来愈不利。四月，李彬在宁陕厅被俘；五月张天伦在巴州阵亡；七月，樊人杰、曾芝秀在湖北房县战败，带着大批老弱妇孺向深山逃逸，误入马鹿坪绝地，该处峰高路险，三面有溪河阻挡去路，后有清兵穷追，连日大雨，山水盛涨，无法涉渡。起义军只得据守山头，掷石阻击清兵，势穷力竭，战斗到最后一刻，义军和妇孺约五百人不愿被俘，全部跳河，“在盘涡急漩中，俱行淹没”。有些妄想邀功领赏的清兵下河想活捉樊人杰，被樊人杰揪住三个清兵，“扭在一处，溜至急湍处所，均为巨浪搏击下滩，杳无踪影”②。马鹿坪这场壮烈的战斗场面，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充分地表现了起义军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

樊人杰、曾芝秀部覆灭后，其他各路义军也相继失败。八月，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斩清蓝翎军功和乡勇头目多人，力竭跳崖牺牲；另一首

① 按壬戌、癸亥年是嘉庆七年和八年，即一八○二和一八○三年。

② 《军机处录付奏折》革命运动，秘密结社类，卷号 2142（3）赵聪观供，嘉庆年。

③ 《军机处录付奏折》革命运动，秘密结社类，卷号 2142（3）赵聪观供，嘉庆年。

④ 同上，卷号 2140（2），张士虎供，嘉庆八年。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兵事》四。

②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嘉庆七年六月。

领刘朝选被俘。十一月，襄阳蓝号首领戴仕杰在湖北兴山战死，四川东乡白号汤思蛟亦被清兵擒获。起义军损失惨重，余部均分散在深山老林之中。为了迎合嘉庆帝急于求胜的心理，一八○三年一月（嘉庆七年十二月），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同四川总督勒保、陕西总督惠龄、湖广总督吴熊光等，用黄表朱里折，六百里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③ 接着嘉庆帝下诏：“三省荡平，上终先帝髦期未竟之志，祭告裕陵，宣示中外”①，并邀功论赏，大封统兵将领。

所谓“大功底定”，其实又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起义军虽遭受重大损失，但余部并未放下手中武器，仍时时出动，袭击清军。嘉庆八年春（一八○三年），宋应伏、苟朝九收集在巴山地区的义军余部，分队进占川北通江一带；姚之富之子姚馨佐、陈文海等义军，还有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义军，分散活动在南江一带；刘学礼联合王国贤、王文会余部先后转战在湖北巴东一带。这些义军余部，采用埋伏狙击战术，诱官兵入老林区搜捕，然后在暗处袭击，给予清兵以重创，取得一定战果。

一八○三年三月（嘉庆八年闰二月），刘学礼义军五六百人由楚入巫山，与总兵张绩所率一千六七百名清兵作战，打死清游击守备等官员九名，兵勇一百六十五名。四月，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义军仅数十人，在川北南江境内设伏狙击清兵，提督、御前侍卫穆克登布“卞急轻敌”、“仓猝中矛，殁于阵”②。穆克登布与杨遇春齐名，同为额勒登保帐下的左右翼长，是镇压白莲教的著名刽子手，他死后，清廷震悼，追封二等男爵，加轻车都尉世职。清朝统帅觉得奇怪，“穆克登布一路兵勇一千五、六百名，⋯⋯即使分路搜剿，亦应有数百名，何以数十零匪，不能抵御，以致阵亡”③。在其他战斗中，清兵亦往往失利。就象额勒登保所说：“通筹现在三省情形，贼数愈少，贼情愈为狡悍，⋯⋯零匪人数原属无几，惟所剩皆系积年老贼，诡谲异常，兵至则三五乱逃，兵去则百十蚁聚，窥伺设伏。情如鬼蜮。官兵稍不检查，即堕其计”④，如清参将张明德在夔州搜山，“行至黄连湾，林深箐密，贼匪潜匿在内。张明德猝不及防，被贼兵突出，矛伤阵亡”①。又清军在名为“通天蜡烛”的老林中搜捕起义军，“有伏贼数十人突出，冲入锅帐队内”②，清兵的粮台官员及千总、兵勇多人被击毙。但在这些最后的斗争中，起义军亦损失很大，冯天保、宋应伏、熊老八、赵金友等领导人均战死。七月间（嘉庆八年六月），额勒登保奏称“陕境已无贼，惟楚贼仅二、三百，川贼山内山外亦各二、三百，皆散窜延喘，其势已成啯匪，拟别筹变通之策”③。八月，额勒登保与勒保会师开县，决定分兵二十路，对老林地区作最后的搜索扫荡，德楞泰也移师入川呼应。九月，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三员大帅会奏，再一次宣布三省白莲教起义已“荡平”，清兵可以凯旋班师了，额勒登保、德

③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五二，嘉庆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额勒登保等奏疏。

① 《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② 《清史稿》列传一三六《穆克登布》。

③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七，嘉庆八年三月初三日额勒登保奏。

④ 同上书，卷八，嘉庆八年三月初十日额勒登保奏。

①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八，嘉庆八年三月四日勒保奏。

② 同上书，卷九，嘉庆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德楞泰奏。

③ 《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楞泰回北京觐见，嘉庆帝与他们行抱见之礼，清朝文武陶醉在一片庆功声中。忽然霹雳一声，三省地区，警报又至。原来白莲教余部尚有苟文润、苟

朝九等潜伏老林，趁清兵凯旋时，出来活动，并和乡勇联合。本来，乡勇是清政府赖以镇压白莲教的力量，最后是“鸟尽弓藏”，白莲教既告“荡平”，乡勇亦归遣散。每名乡勇规定给银二两五钱，收其刀矛，遣送回原籍，很多乡勇无家可归，无田可种，遣散费亦被长官克扣，就象严如煜在《乡兵行》后篇中描写的“杀贼要乡勇，受赏偏说册无名，十年凯撤人已老，欲补新兵粮额少，赏金多被领旗抽，区区微劳谁见收”。被遣散的乡勇，谋生无路，纷纷进入老林，同白莲教联合起来，反抗清朝，刚刚宣布“大局底定”的川楚陕三省，再度动荡。这一事件，对于整个白莲教起义来说，犹如落潮中溅起的一片浪花。

一八○三年（嘉庆八年）八月，义军余部联合被遣散的乡勇，突袭陕西的周至、洋县。十月，苟文润义军及乡勇数百名，活动于川陕边，打死清副将朱槐。此时的义军，为数不多，但“皆百战之余，猱腾隼鸷，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复乘雾溜崖突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①。清廷急忙令德楞泰出京，回镇成都，以防起义军蔓延。有一次德楞泰率兵围剿时，见阵前的乡勇旗帜不动，杀声未起，而清营兵将被杀数十人。事后查询，才知清兵前队乡勇，与起义军中原被遣散的乡勇皆旧识乡亲，阵前会面，互叙衷曲，故观望不战。乡勇头目魏中才妄图劝降，也被起义乡勇所杀。清廷无可奈何，只好收起“勘定”的假象，一八○四年（嘉庆九年）三月诏额勒登保出都，以钦差大臣赴陕，会同德楞泰，部署兵力，对义军大举进剿。

自一八○四年春季开始，战斗虽只局限于川陕楚边老林区的数县范围，但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十分艰苦的。清兵进入老林，崎岖山路，曲折林道， “诸将士皆弃帐裹粮步追，而从征八载，久役思归”，普遍出现厌战情绪，以致“数百贼当数万贼剿，数万兵当数百兵用”②。而白莲教及遣散乡勇行踪飘忽，轻捷灵活，据险设伏，作战英勇。“自陕入川，由川折陕，皆在沿边一带万山之中，冰雪之间，非老林不走，非极险不屯，所窜之路，多系羊肠鸟道”，等到清兵追及，“先占地势，据险以待，或拚死抵拒，或到处埋伏，或推滚木石，自上临下，搏击如雨”，“人人俱有必死之心，故接仗时无不亡命力斗”③。有一次，义军数十人被优势清兵包围，义军“奔上尹家台子，依靠悬崖，持险抗拒，⋯⋯声言：我们人定死在阵上，再不叫官兵活捉了去”

④。由于起义军的勇敢作战，战斗又延续了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姚馨佐、刘学礼、罗思兰等义军首领相继阵亡，九月苟文润被叛徒出卖遇害，余部溃散，最后苟朝九等被俘牺牲。一九○四年十月（嘉庆九年九月），清兵又一次宣告凯旋，轰轰烈烈的白莲教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自一七九六年二月（嘉庆元年正月）至一八○四年十月（嘉庆九年九月），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以农民、游民小生产者为主体，象大海的怒涛，

① 《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② 《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③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嘉庆九年二月初六日德楞泰奏。

④ 同上书，嘉庆九年正月初六日德楞泰奏。

汹涌澎湃，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广大地区，抗击了清王朝从十六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清提督副将、参将以下四百多人，“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且二十余人”①，使清政府耗费饷银二万万两之多，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四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引起这次大起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手工业者步白莲教起义军的后尘，在全国揭起抗清的义旗。白莲教起义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剥开了它“繁荣”“升平”的外衣，暴露了它的腐朽和虚弱，成为清王朝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

白莲教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它的失败，象封建社会中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是农民小生产者不可避免的结局。白莲教起义军以宗教迷信作为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武器，没有提出明确、远大的政治纲领，清统治者说他们“并未易衣冠，立国号，不过意图劫掠子女财币，非有谋为不轨叛逆之心”②，“尚无要结人心之术”③。这里说的是白莲教的政治目标不明确，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团结群众的纲领、口号。而且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分散性、狭隘性，使起义军在战略上缺乏长远周密的规划，在组织上分号分股，支派林立，不相统属，缺乏统一的指挥，“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对付强大的敌人，分散作战是必要的，但只有分散的各自为战而没有联合出击和集中进攻，只有单纯的流动作战而没有相对安定的根据地，这就使清朝统治者的“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得以发挥作用，严重地限制和削弱了起义军。尽管起义军勇敢善战，坚强不屈，也终于扭转不了失败的命运。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三省地区依然波澜荡漾，没有平息下来。清廷由于裁勇减饷，屡次发生兵变，昔日统治者赖以镇压白莲教的武装力量，现在又回过头来反对统治者了，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宁陕兵变”。一八○六年七月

（嘉庆十一年六月）陕西宁陕镇驻兵因减发饷银而哗变，变兵在陈达顺、陈先伦的率领下攻城劫狱，杀死官员，游击于陕南山区，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清廷急忙派德楞泰、杨遇春、杨芳等率军往剿。变兵攻鄠县，杨芳赴援，被变兵打得大败，连杨芳的臂部也受伤；接着，杨遇春督率大军与变兵大战于方柴关，清军又失利。宁陕变兵都是二杨的旧部，杨芳的眷属陷于变兵中，变兵以礼相待，护送出境，二杨知道依靠武力难以收拾局面，招抚诱降的办法更能生效，于是展开政治攻势，花言巧语，劝变兵放下武器投降。二杨又勾通了变兵中的蒲大芳，使蒲杀害了不愿投降的陈达顺、陈先伦等，变兵中的投降派得势，于是交械归降。可是嘉庆帝想要把变兵斩尽杀绝，不满意这样的处理，斥责德楞泰“废法宽纵”，革职留任，杨遇春降职为总兵，杨芳以“驭兵姑息”，遣戍伊犁。但这时各地农民起义纷起，清廷急需象杨遇春、杨芳这样的刽子手，故不久即复官、释回。

① 《清史稿》列传卷一三六《附论》。

② 《御制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序》。

③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二三四，嘉庆六年二月初二日书麟等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