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主教会的侵略活动和清政府禁止传教一、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和清初历法之争

十五世纪末以后，欧洲殖民国家向全世界扩张，他们通过野蛮屠杀和血腥镇压，到处建立殖民统治，残酷地剥削当地的居民。在这席卷世界的殖民浪潮中，宗教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欧洲国家的军旗往往同十字架一起插到殖民地的穷乡僻壤，大批传教士被派到海外各地。他们“不单是遵照征服海外者所走的路程，并且还时常和他们坐在一只船上”①。侵略军每占领一地，传教士便来充当殖民管理者的角色，“管理归教的居民，征收货币税或实物税、香料税”②，并用宗教迷信来麻痹被奴役人民的反抗意志。

但是，在中国，殖民主义者碰到了另一种情况。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当时又是强盛的大国，在一段很长时期内，殖民国家的舰队不可能打开中国的门户。因此，传教士尾随军队的那种传统的侵略方式并不适用，尽管天主教的许多教派，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仍坚持武装传教的主张，屡次吁请西班牙国王派军队到中国来，但在那时，任何殖民国家也无力派出一支能和中国作战的远征军，因此，到中国来武力传教的主张只是一种狂妄的空想。这些教派也曾派遣一些传教士到福建、广东沿海活动， 他们和在其他殖民地传教时一样，趾高气扬，蔑视中国的法律和风 俗习惯， 因而受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强烈反对，这些教派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

只有耶稣会采取了与其他教派很不相同的策略。耶稣会的领袖们认为： 借助武力传统的传教方式“在远东的伟大帝国是不能使用的”①。他们主张采取迂回、温和的手段，服从中国的政令法律，遵循中国的礼仪风俗，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并利用正在发展的西方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的官吏和知识分子，日积月累地进行和平渗透，去缓慢地影响和劝化中国人。由于耶稣会采取了这种策略，传教活动得到了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有了较快进展。十七世纪前期，利玛窦、熊三拔、庞迪我、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先后在北京钦天监供职，他们为明朝政府修历法、造火炮、译书籍、制仪器。这些传教士熟知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他们口操流利的北京话，穿戴中国儒生的冠服，也能谈论孔孟之道，和明廷的达官贵人交结往还，把西方的基督教义、中国的儒家学说以及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开展传教活动。到明朝末年，他们已在中国各地建立了不少教堂，招收了成千累万的教徒。

耶稣会创立于一五四○年，是罗马教廷用来镇压新教和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耶稣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策略灵活，手段多样化。耶稣会规定：各地分会每周必须向省区汇报一次，所有省区每月必须向总会汇报一次，而各分会每月又必须直接向总会汇报。人们称它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深入各种细节 的合法的密探制度”②。

①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一五六页。萧浚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版。

② 德·穆朗：《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功勋》第十五页。一九二八年，巴黎法文版。

①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三二○页。

② 格里辛格尔：《耶稣会士》第七十七页。一九○三年伦敦，英文本。

耶稣会受葡萄牙王国的保护和支持，葡萄牙把它当作海外扩张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只要葡萄牙或其他欧洲强盗到了哪里，耶 稣会传教士就跟到哪里”，“毫无疑问，葡萄牙刺刀的权威，更有甚者，葡萄牙刺刀造成的恐怖， 给沙勿略（耶稣会领袖）及其同伙的伟大成就作出了很大贡献”①。

明朝覆亡和清朝入关，并没有打断耶稣会在华的活动，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很快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中国从十三世纪以后，一直采用郭守敬的历法，相沿日久，推算有不少错误，利玛窦看到了中国历法存在的问题，开始制订新历法，邓玉函、汤若望等继续这一工作。清朝入关，需要换代改历， 第二年（顺治二年）就采用了传教士们创制的新历，称为“时宪历”。并派汤若望掌管钦天监，赐号“通玄教师”。汤若望和顺治帝交往很密切，“顺治帝宠眷若望，迥异常格，与长谈时，乐闻其言”，顺治时常宣召汤若望进宫，并亲自去汤若望的教堂游览叙谈，“帝与若望欢洽，有如家人父子。”② 汤若望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传教事业有较大的发展。顺治末年，全国各省都有传教士的足迹。耶稣会中国副省区长傅汎济写信给总会会长为汤若望请奖，信中说：“他的工作和他在北京代表教会底事务的勤奋热心，使我们在这一个大国内所作的一切事情，大有实现的可能”③。

耶稣会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他们以科学技术为传教的手段，所以给中国带来了数学、物理、天文、历法以及测绘术、造炮术、地图学等先进的知识，这是进入近代史以前中西文化的一次大交流，传教士在其中起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耶稣会作为殖民主义的先遣队，又带有侵略性。尽管耶稣会士采取灵活的策略，表面上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但暗中收集情报，偷窃机密，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又在各地遍设 教堂，广收教徒，欺压良善，因此，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人民、清政府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于围绕着耶稣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斗争，不能笼统地对待，不能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而应该作细致的具体分析。

清初，采用了以西法修订的“时宪历”，引起保守派的强烈不满。顺治末，钦天监回回科的吴明烜和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就先后上书，指责汤若望等造历谬误。不过，在实测时，西洋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的程度，胜过传统的历法，因此，顺治帝并没有理睬保守派的讦告。

顺治帝死后，鳌拜专政，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杨光先再次上书，更加激烈地对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行全面的攻击。杨光先说：“时宪历面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 毁灭我国圣教，惟有天主教独尊”①。又指责汤若望：“选择和硕荣亲王安葬日期，误用洪范五行”，而“洪范五行是灭蛮经，用之不吉”②，还说汤若望不该将“历祚无疆”的大清历书只编至二百年，意思是要大清王朝短命而亡。杨光先的攻击不仅是对西洋历法的批评，而且扯到政治问题，耸人听闻地控告传教士等图谋颠覆清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藏身金门，窥视朝廷机密”，“已在香山岙（指澳门）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

① 格里辛格尔：《耶稣会士》第九十一页。

②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一九八页。

③ 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二九九页，一九四九年商务印书馆版。

① 杨光先：《不得已》第四页。

② 《正教奉褒》第五十九页。

要求将汤若望等“依律正法”③。这番蛊惑人心的煽动，果然引起了清廷的疑虑，社会上仇视外来宗教的儒家、佛家等传统势力也起而支持，推波助澜。执政的鳌拜集团根本弄不清历法争论的是非曲直，但他们不满意顺治帝推行的比较开放和进步的政策，对顺治所重用的传教士抱着敌意，受理了杨光先的控告，将传教士汤 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赞成西洋历法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下狱。

康熙三年的秋、冬，由吏部、礼部进行审讯和调查。这场审讯从狭隘的排外主义出发，而不问科学上的是非，因而是不公正的。杨光先指控汤若望屯兵澳门、颠覆清朝，纯属捏造。清廷派人到广东调查，并未查实。但审讯的结果，仍是杨光先胜诉，将汤若望等分别判处凌迟、斩首、流徙。恰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人心恐慌，以为狱讼不公，天象示警。而汤若望等也得到宫廷中的支持，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辅政大臣以汤若望罪案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太皇太后览奏不悦，掷原折于地，责诸辅臣曰：‘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而欲置之死地耶？’遂命速行释放”①。传教士们幸免于死，但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仍被处决。汤若望这时已年老中风，被黜革，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时宪历被废弃，复用大统历，不久，大统历差错太多，又改用回回历。

杨光先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盲目排斥西法，而实际的历算知识甚低。自从他任职钦天监，监内的工作陷入一片混乱，屡次错测节 气时日，错报日月食的时间。无论大统历或回回历，都是过时的历法，不能与天象符合， 须作根本改订，而杨光先、吴明烜都不能承担这一任务。杨光先自知力难胜任，不得不承认：“今候气法久失传，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今访求能候气者，尚未能致。臣病风痹，未能董理”②，再三要求辞职，但未获准许。

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康熙已长大成人，他和鳌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历法这一敏感的问题上首先表现出来。当时，钦天 监历法工作中的错误已闹得满城风雨，而鳌拜集团仍回护掩饰。康熙召集杨光先、吴明烜和南怀仁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务须实心，将天文历算详定”①，命大学士李霨和他们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旧历）三次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杨光先、吴明烜都有误差。康熙命南怀仁审查杨光先、吴明烜所订历书，结果查出了置闰的错误，历书中的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是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年内误置两春分、两秋分。为了进一步验证南怀仁的意见，康熙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个节 气以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的五项测验，令大臣们共同观察，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而杨光先、吴明烜“逐款不合”。西洋历法以实际测算的准确性而取得胜利，杨光先被革职，他仍喋喋不休，进行驳辩，说：“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 皆可毁矣。”②杨光先不承认科学，表现了顽固保守的态度，最后，被康熙斥

③ 杨光先：《请诛邪教疏》。

①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② 《清史稿》列传五十九《杨光先传》。

① 《正教奉褒》第四十七页。

② 同上书，第四十八页。

骂一顿，驱逐回原籍，中途病死。

历法争议的结果，传教士得到胜利。南怀仁接任钦天监正，此后，许多传教士在南怀仁的推荐和引进下，来到北京，他们挟带着科学技术知识或艺术才能，在清廷任职，如徐日升、张诚、白晋、闵明我、冯秉正、雷孝思、戴进贤等。他们有的从事天文历法，改造北京的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有的出入宫廷，充当皇家教师，给康熙讲授数学、天文、物理知识；有的把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艺术传到中国，搞音乐、绘画、雕刻；有的在清宫造办处， 指导工人们制作自鸣钟和其它机械；还有的协助清政府制作全国地图，在各省奔波忙碌，进行实地测绘，完成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这册地图比较正确，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封建后期中国的版图疆域、山川河流。

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们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架设了一道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中国人能够稍稍拨开封建的帷幕，窥到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近代科学的某些侧面。当然，传教士们由于宗教偏见，只能采用与宗教教义不相冲突的那部分科学知识，不能传播所有的先进科学，但是他们确实给保守、自大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传来的西方科学文化仅仅限制在狭小的圈子内， 只被很少数知识分子所知晓，得不到普遍应用和广泛推广。而且官方和知识界的有影响的人物仍把理学、八股文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外来的末技，因此，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也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当然，传教士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先遣队，传布科学文化仅是他们宣传天主教的一种手段，在肯定他们传布科学文化的积极作用的时候，还应该看到传教士们的侵略作用，他们在中国刺探消息，盗窃情报，干涉内政和外交。清政府的许多机密文件，通过传教士而传到外国，例如传教士参加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的机密地图，绘成不久，巴黎就出现了副本。耶稣会传教士定期向其上级写秘密汇报，其中有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要情报。清政府和俄国举行谈判，耶稣会传教士担任译员，把中国的内部机密和谈判策略都泄露给俄国，向俄国索贿讨好，甚至帮同俄国人收买中国官吏，例如：教士巴多明替俄国收买了大学士马齐，使中国在《布连斯奇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俄国使臣萨瓦向沙皇政府报告说：“当我在北京逗留期间，通过耶稣会的神父们，并利用礼物，找到一些善意的人。⋯⋯ 在这些人中，现任大学士马齐给我很大援助，并答应今后继续协助我。我通过商队给他送去一千卢布的皮货作为礼物，并给中间人巴多明神父一百卢布”①。巴 多明和马齐长期勾结，每当传教士犯法得罪，巴多明就要求马齐援救。巴多明说：“马齐一直对一般西洋人有好感，对我则特别如此，我和他三十六年来，互相通信并建立了友谊关系。”①又如南怀仁在传布西方科学中的功绩较大，表面上也恭顺小心，临死前给康熙帝上书还说：“皇帝，余毕生为陛下效劳，死而无憾”②，可是，这个南怀仁，在北京遇见沙皇的使臣尼果赖，就表示“乐意竭尽所能，为沙皇效劳”，破口大骂康熙是一个“变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一九四页。

① 《启示和奇妙信札》第三卷，第四七○页，一八七七年巴黎法文版。

② 李明：《新回忆录》第一卷，第七十五页。一六九六年巴黎法文版。

幻无常的人”，骂中国是一个“野蛮民族”③。

康熙晚年，一直为立嗣问题而苦恼，皇子之间明争暗斗，各植私党，耶稣会传教士也插手其间，企图混水摸鱼。他们最初想拉拢皇太子胤礽，教士洪若翰曾向法国教会汇报：“这位皇子有朝一日要登基，而他现在已倾向于我们，因而把他彻底争取过来是十分重要的”④。胤礽失势后，传教士又转向其他皇子，妄想一朝得势，能为其所用。雍正即位后，处决了传教士穆经远， 因穆经远卷入了皇子之间的斗争，为胤禟传递密信。雍正的上谕中说“塞思黑（即胤禟）收西洋人穆经远为心腹，夸称其善，希图储位，众所共知”⑤。罗马教廷传信部红衣主教发表第三九八号备忘录，也承认：“此神父之死因， 盖因干预帝国事务而致罪，此事使新君及其大臣深具戒心”⑥。

由于耶稣会士的长期活动，到康熙晚期，全国已建立天主教堂近三百座， 受洗教徒近三十万人，北京则有三座教堂，一所公学。教 堂从中国教徒的手中募集资金做买卖，“每座天主堂实际都有五、六万两银子的赚钱买卖”， 北京三座天主堂“算在一起有七十万法郎，每年进款十八万法郎”①。传教士还向教徒、官吏和平民放债，进行高利贷剥削。连罗马教廷的使臣也“谴责他们高利盘剥和粗暴逼债”②。在各省的传教士更是广置田产，开设字号，巧取豪夺，横行不法。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直隶真定县天主堂传教士高尚德因逼租殴打武举人张逢时，打得“逢时吐血晕地”③。北京钦天监内的传教士出面包庇，传教士不但无罪，并且还要向张逢时继续索逼典金租价， 他们对有功名的武举人尚且如此专横，对一般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总之，传教士虽然带来了一些先进科学知识，但他们在中国出入宫禁， 结交权贵，盗窃情报，泄露机密，高利盘剥，欺压良善百姓，他们和中国人民以及政府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到十八世纪初，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禁止传教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