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学的形成——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

胡渭、阎若璩等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治学重视审音读字和具体的证据，但并没有打出“汉学”的旗帜，也没有完全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当时， 宋学与汉学还在进一步分化，要到下一代，即乾隆时代，才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章太炎说：胡渭、阎若璩“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①；皮锡瑞也说：“国初汉学方萌芽，皆

①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经部·书类》。

①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慎） 郑（康成）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②。

任何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思想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到了惠栋时，一切才完全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抗衡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学生们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

惠栋（一六九七——一七五八年，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直至惠栋都 是著名的学者， 世代传经，家学渊源。惠氏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中的意义。惠士奇说：“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①。据戴震叙述惠栋的治学途径：“松崖先生（即惠栋）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②。惠氏父子所说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也是区别于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特色，惠栋的后学王鸣盛、钱大昕说得更清楚，王鸣盛说：“经以明道， 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 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③。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④。就是吴派以外的汉学家包括戴震等人也大多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汉学的反对派方东树说：“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⑤。汉学家们共同尊奉、再三强调的原则当然是正确的，要理解古代经籍中的思想内容，应该弄清楚文字的音义。可是魏晋以后，人们已不大懂得古文字，对其声音训诂茫然不晓，有的人牵强附会随意解释，也有的人将古字胡乱换成俗字，篡改古书。从顾炎武开始，直到惠栋、戴震正是针对这种不良的学风，强调要从声音、训诂、校勘、考据的基本功夫入手，来整理古代文献，这样才能够消除几千年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认识其原来的意义，这是比较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这一主张，改变了宋 明以来学者空谈心性，废书不观的习气。有人说：“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 定宇先生为之导也。”①当然，声音、训诂、校勘、考据仅仅是研究古代经籍的手段，如果不适当地强调其作用，以此来代替和排斥思想内容的研究，那也就会成为舍本逐末的烦琐主义学术。

惠栋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因此，惠栋以后的整个学派被称为“汉学”，这个名称并不能完全表明整个学派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特别是不能表明戴震以后的发展，但却颇为恰当地反映了以惠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

①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② 戴震：《戴东原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④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⑤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①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一七，经学七，陶澍：《书四世传经遗像后》。

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的特色。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已很重视汉人对经籍的注释，他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又说：“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②但惠士奇还不是专宗汉学的，到了惠栋才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完全抛开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复到汉以前去，所以焦循说：“吴人说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③。

清代学者回复到汉儒的经说，这是从清初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尽管清朝政府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可是理学的权威已经失坠，人们看到： 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经书的真伪不辨，恰如盲人摸象，猜度臆说。知识界已不能再建立起对宋学的虔诚信念， 解除宋学的束缚，摆脱宋学的影响，这是思想潮流的大势所趋。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从笼罩数百年之久的宋儒说经的迷雾中冲出来，将走向何处？新的近代知识宝库的大门还是紧闭着的，他们不可能打开它。于是探本溯源，回到古代，希望从遥远的过去寻找到思想依据。在他们看来，汉代 去古未远，遗说尚存，是求知的宝藏，要寻求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只有回复到汉儒的经说。惠栋批评魏晋以后的学术，“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谞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 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①。又推崇汉代经学，“汉儒通经有家法， 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 经师不能废也”②。从反宋走向复汉，这是清代前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所趋，吴派是这段路程的顶点，表现了强烈的复汉色彩。

反宋与复汉是当时思潮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反宋，意味着摆脱传统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反宋的结果必定会回复到汉学去， 而回到汉学，才能另立壁垒，与宋学旗鼓相当地对抗。但应该指出，离开宋学而完全回到汉学，表明思想学术界走上了新的歧路，是思想解放的夭亡。宋学固然主观穿凿，是替封建主义服务的学术，汉学也多附会曲解，同样也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当时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突破封建思想的羁绊，因此，出于此，即入于彼，仍旧在封建主义经学的老框框里兜圈子。这是吴派的局限性，大体说来也是整个清代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

《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他反对宋人说易，也反对魏晋王弼、韩康伯崇尚老庄，以空言注易，而“专宗虞仲翔（虞翻），参以荀（爽）郑

（康成）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 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③。惠栋的注意力集中于构 筑汉学的森严壁垒，对汉人的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汉儒说经，有精华，也有糟粕，惠栋不加别择， 全盘继承。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惠栋尊信古文经，也采用今文家说，兼收并蓄，相互抵触。汉人说经，多阴阳灾异、谶纬之学，惠栋的作品也明显

②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③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② 惠栋：《九经古义首说》。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地受其影响，其学术凌乱驳杂，过分地强调回复到汉学，就必然会产生流弊。

《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①。王引之也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②。

与宋学的空谈相反，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③。但也并非绝对不正面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的《明堂大道录》，自诩是弄清了长期没有弄清的古代明堂之制的真面目，其实不过是依据汉人之说，发挥自己的政治理想，“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又他在《易微言》中对“理” 作了诠释，引《韩非子·解老》为根据，说“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 这是以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来解释“理”字，和宋儒说“理”，根本不同。又说：“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④，直接驳斥了程朱理学，而和戴震的理欲说极为接近。

惠栋的朋友学生有沈彤、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以及钱大昕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他们都是苏南人，恪守惠氏尊崇汉儒的宗旨， 被称为汉学中的吴派。戴震说：“先生（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江声），余君仲林（余肖客），皆笃 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①。

沈彤的代表作是《周官禄田考》。欧阳修曾怀疑《周礼》，认为按《周礼》所述，官多田少，禄田将不足数。沈彤考证其实施情形，以解答欧阳修的疑难。惠栋称誉此书“二千年来聚讼，一朝而决”②。其实《周礼》是战国时写成的书，书中所言均托之西周，未必是西周的实际情形，沈彤把它当作西周实际制度，加以考订证明，拘泥过甚，这也是信古太深之弊。余肖容作

《古经解钩沉》，搜辑唐以前已失传的经注，开辑佚的门径，但成书匆促， 精审不足。当时学者王鸣盛批评此书“好古而不知所择”，“有本系后人语妄摭入者，有本是汉注反割弃者”③。戴震也批评此书名为“钩沉”，“有钩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钩者”④。江声与王鸣盛都是研究《尚书》的专家，学风和惠栋一致，其尊汉崇古的程度甚至更变本加厉。江声作《尚书集注音疏》， “取马（融）郑（玄）之注及大传（伏生大传）异义（许慎《五经异义》）， 参酌而辑之，更旁采他书之有涉于《尚书》者以益之”⑤。江声好古成癖，“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⑥。王鸣盛也是十分尊汉信古，他作《尚书后案》，专尊郑玄，对郑玄钦佩得五体投地。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② 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③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④ 惠栋：《周易述》《易微言》下。

① 戴震：《戴东原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② 惠栋：《松崖文钞》卷二《沈君彤墓志铭》。

③ 王鸣盛：《采集群书，引用古字》，转引《清儒学案》卷七十七。

④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⑤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述》。

⑥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他自己说：“《尚书后案》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⑦，杭世骏为之作序，也说王鸣盛是“当世之能为郑学者也”，“钻研群籍，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 世知有郑氏之学”①。王鸣盛的长处是别择甚严，尊重师承关系， 避免了惠栋那样兼收并蓄，混淆今古文的缺点。可是他独尊郑氏，既不重视其他人的研究，也没有自己的见解，完全被郑康成牵着鼻子走。他自己说： “治经断不敢驳经，⋯⋯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②，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多么地保守，也就谈不上创造性的研究。王鸣盛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作《十七史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③。

在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的要推钱大昕。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④。他虽然也恪守汉学家的宗旨，但态度不象其他吴派学者那样绝对化。他认为：对古人的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不应过分株守，“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譌规过，非以訾毁前人， 实以嘉惠后学”⑤，“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⑥。他以毕生精力，撰 《二十二史考异》，对篇幅浩繁的“正史”作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考证。他的方法是用二十二史的不同版本互勘，也用其它书籍碑版作比较，指明了“正史”中的错误、缺漏和矛盾，订正了传抄或刊刻上的讹误。钱大昕不多谈义理，可是，偶而发表的议论中也有一些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例如，封建社会中，君道最尊，弑君是大逆不道，而钱大昕议论春秋时弑篡频仍的历史，却认为：被弑的君主都是无道之君，如果君主贤明，也就不会产生乱臣贼子，“君诚有道，何至于弑？”①又如：封建的伦理观念， 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不许改嫁。钱大昕却认为：如果夫妇之间，恩爱已尽， “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 ，⋯⋯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②。这些看法，在当时条件下还是比较进步而大胆的。但钱大昕在某些问题上也很保守，譬如不承认西方文化相对优越性，钱大昕精通数学，但只尊信中国的古算，轻视西方的数学。江永钻研西方数学较有成绩，钱大昕却不以江永为然，讥刺江永“为西人所用”③。又中国有反切， 这是语音学的一大进步，与佛教传入有关，受佛经梵文拼音的影响。钱大昕否认这一点，硬说《诗经》中已有反切的萌芽，他不承认外国的文化有高于中国之处，他说：“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吾于是知六经之道，

⑦ 王鸣盛：《尚书后案·序》。

①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四《尚书后案序》。

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③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④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⑤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

⑥ 同上书，卷二十四《二十二史考异序》。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

② 同上书，卷八《答问》五。

③ 同上书，卷三十三《与戴东原书》。

大小悉备，后人詹詹之智，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④。这种想法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信古守旧、夜郎自大的一面。但尽管这样，钱大昕仍是清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江藩对他评价是“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郑康成）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