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管辖

一七二三年，清帝康熙逝世的翌年——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乘抚远大将军元禵回京奔丧的时机，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

罗卜藏丹津本为顾实汗之孙，其父达什巴图尔是顾实汗的第十子③。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达什巴图尔曾偕青海“诸台吉入觐”，康熙赐以“御用冠服朝珠”，翌年被清政府封为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于一七一四年

（康熙五十三年）承袭其父的亲王爵位，并于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作为青海和硕特代表“率所属兵”，参加了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的队伍。

罗卜藏丹津之所以发动反清叛乱，是有其深远历史原因的。顾实汗自从控制青藏地区后，在青海则分其部众为左右两翼，由其诸子率领。顾实汗在世期间，一直与清政府保持朝贡关系。但自从顾实汗于一六五六年（顺治十三年）死后，青海和硕特失去了统一各部的约束力，其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纷争，并不断“率番众掠内地，抗官兵”，清廷“屡谕不悛”①，成为清政府西北地区的“边患”。直至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后，才致力于青海地区的招抚工作。同年，康熙命额驸阿喇布坦以及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招抚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接着，又把顾实汗诸子中仅存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如前所述招至北京，封他为亲王。这样，青海和硕特蒙古又与清朝政府恢复了朝贡关系。然而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在青海设置行政机构，清朝中央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管辖关系很松散，地方割据势力十分强大。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正是青海地方割据势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引发的。

应该指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军进藏后加强对青藏地区的管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军进藏后，为了安定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组织了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官中归附清廷最早的第巴康济鼐、阿尔布巴封为贝子，隆布奈封为辅国公，共同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鼐授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事务，各授噶卜伦”②，从此，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青海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分化地方势力，防其尾大不掉，以青海诸台吉入藏“効力”有功为名，给罗卜藏丹津“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的微薄赏赐，却晋封原为郡王的察罕丹津（顾实汗曾孙）为亲王，封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为郡王，其余诸台吉也都被封为贝勒、公等不同爵位。

罗卜藏丹津本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中唯一的亲王，爵高位崇，因而他一直怀有“阴觊复先人霸业，总长诸部”①的政治野心。还希望恢复和硕特对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三五四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八十一页。

③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八十一《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九三。

①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八十一《青海厄鲁特部总传》。

② 《清史稿》列传三一二藩部八《西藏》。

① 《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西藏的统治权，所谓“希冀藏王，已非一日”②。在罗卜藏丹津看来，他作为和硕特贵族的最高领袖，于西藏乱事平定之后，理应由他接替拉藏汗而统治西藏。然而事实却使其大失所望，清政府在青藏地区的措施不仅没有能使他在西藏捞到任何权势，就是在青海也因察罕丹津等人的晋升而使其势力受到抑制与削弱。因此，罗卜藏丹津对清朝中央政府强烈不满，作为青海割据势力的代表，竟悍然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

这次叛乱是从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八月，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各台吉于巴尔巴罗海会盟开始的。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强令诸台吉“呼旧日名号，一律不许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③”。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与亲王察罕丹津因拒绝参加叛乱，先后遭到罗卜藏丹津的袭击。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等尽被抢掳”，率妻子“投至甘州”④报警；而亲王察罕丹津也在“与罗卜藏丹津相持”不敌之后，“率妻子及所属百四十余人，至河州老鸦关外”向清朝求援。

清政府闻变后，一面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办理平叛军务；一面命侍郎常寿去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宣布谕旨，令其“罢兵和睦”④。罗卜藏丹津非但不听，反而拘禁常寿，“与同党阿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等益肆猖狂”⑤。

雍正元年十月，叛军首先在西宁府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与北川新城等发动进攻，“每处有贼二三千人，以势驱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烧毁民间积聚草谷，抢掠财物，其未受蹂躏者，西宁城外十余里”①，西宁四周已遍地燃起叛乱的烈火。

与此同时，西宁附近喇嘛寺院的僧人，在罗卜藏丹津煽惑之下，亦多起而叛乱，“西宁数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②。喇嘛寺院的叛乱，首先是由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们汗发动的。察罕诺们汗在青海是个“番夷信响”的宗教领袖，他站到了叛乱势力一边，“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③。接着，郭隆寺、郭莽寺④等寺院喇嘛也相继参加叛乱。

针对当时叛乱形势，清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调川陕官兵，进驻西宁；又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前赞军务。清军为防止叛军内犯，分兵于永昌布隆吉河防守；又于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处驻兵，截断叛军入藏之路；复命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涧，防止它与准噶尔沟通。清军部署就绪后，便分兵进攻西宁周边各处叛军，“溃其党羽”，罗卜藏丹津率军西逃。于是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

② 年羹尧：《奏复西海等处军务情形折》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见《年羹尧奏折》专辑（上），第三页。

③ 《清实录》雍正朝，卷十。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十一。

⑤ 《西宁府新志》卷二○《武备》。

① 年羹尧：《附奏查防西宁近日民情片》（无年月），见《年羹尧奏折》专辑（上），第四九页。

② 年羹尧：《附奏西宁寺院喇嘛不法片》（无年月），见《年羹尧奏折》专辑（上），第四六页。

③ 《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④ 郭隆寺位于西宁东北一百三十里，“雍正元年随青海谋逆，被官兵焚毁，雍正十年春，奉旨重建，赐额佑宁寺”。郭莽寺位于大通城东七十里，后称广惠寺，见《西宁府新志》卷十五《祠祀·番寺》。

尽为清军收复。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初，清军又先后剿平塔尔寺、郭隆寺等处的喇嘛叛乱。

清军在解决周围战斗后，平叛战争便进入专力征伐罗卜藏丹津叛军的阶段。年羹尧采取岳钟琪“乘春草未生”，“捣其不备”⑤ 的作战方针，于雍正元年二月八日，分兵三路进剿：总兵吴正安由北路；总兵黄喜林出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由南路进剿叛军。先擒获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及罗卜藏丹津母阿尔太喀屯，罗卜藏丹津“衣番妇衣，携其妻妾，走噶尔顺”①，以后又逃到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处。

这次战役清军取得的胜利是十分神速的，据清朝官书记载：“计师行深入，自雍正二年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②。雍正皇帝也把这次战役的胜利，看作“十年以来”从所未立的“奇功”③。

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后，清政府采取年羹尧的建议，实行了一系列善后措施。

第一，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共编二十九旗。还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各旗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并规定朝贡制度：“自雍正之年起，于诸王、台吉内，派定人数，令其自备马驼，由边外赴京，请安进贡”，分为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④。

第二，在经济上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措施。对西宁周边“可耕之地”，实行开垦屯种，征调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军罪人犯”，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同时又招募西宁一带农民与驻军家属在西宁周围耕种，由地方官发放牛具种籽，三年之内，免于起科。

对青海与内地之贸易也作了明确规定：每年二、八月两次，于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拉地方，“指定为集”，进行贸易。对生活必需品，诸如茶、布、面等，则规定一年四季贸易，以满足蒙族人民生活需要。

第三，对喇嘛教寺院也大力地进行了整顿。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喇嘛教传播日广，喇嘛教寺院的修建也日益增多。在康熙年间，青海喇嘛教寺院已达数千余所，以致“西海境内诸民尽衣赭衣，鲜事生产者几万户”①。据年羹尧说：“查西宁寺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圬之地。番民纳喇嘛租税，与纳贡无异，而喇嘛复私藏盔甲器械”②，竟至参加叛乱。有鉴于此，清政府于平叛后，对叛乱的重要据点塔尔寺，只选留喇嘛三百名，给予执照，其余遣散；并规定“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

⑤ 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① 《岳钟琪行略》。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十二。

③ 年羹尧：《附奏官兵凯旋宣读谕旨片》（无年月），见《年羹尧奏折》专辑（上），第五二页，雍正朱批。

④ 《清实录》雍正朝，卷二十。

① 《西宁府新志》卷二四《艺文》。

② 《清实录》雍正朝，卷二十。

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③。但后来塔尔寺又发展成房屋七千间，僧众三千人的大寺院，寺院每年由政府稽查两次。清政府通过上述措施，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清政府在推行上述善后措施的同时，还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两县、一卫，即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住“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政务。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