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学的盛行一、向汉学演变

康熙朝提倡程朱理学，靠着政治力量的支持，理学炙手可热，占显赫的地位。可是，宋明理学经过清初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后，已经走过了全盛时期， 不可能重振旗鼓，恢复昔日的盛况。清代理学没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学问家， 没有新的创造，就象章太炎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①。

清代思想的主流和宋明理学走不同的道路，力图离开理学，摆脱理学。它是从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的思潮发展来的。当然，发展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按照着当时的社会条件、政治状况逐步地变化。一种社会思潮在被某个阶级运用和传布的过程中，必定会遵循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进行修改，发生演变，一些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能够适应的方面被保存和发扬；另一些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相抵触的方面则被修正或抛弃。十八世纪初，思想界、学术界正处在演变过程中，即：从清初奔放、务实而反对空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转化为更为朴实，重视实证，但却拘守烦琐的清代汉学或清代考据学。

这时，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满汉之间的民族 矛盾渐渐缓和。以明朝孤臣孽子自命的遗老死亡殆尽，在清朝统治下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走上了舞台。知识界承认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从反清变为附清， 那种慷慨激昂、充满强烈反满意识的思想文字越来越少，向清朝献颂献策的越来越多，知识界的政治转向必然会反映为学术内容和学术风格的转变。同时，清朝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政策扼杀了清初以来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 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也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

阎若璩、胡渭、毛奇龄、陈启源、姚际恒、万斯同、顾祖禹等人是清代汉学的先锋，是由清初思想过渡到十八世纪汉学的中间站。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有如下特点：

一、他们与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不同，反满意识渐趋泯灭。他们虽然不同于做了清朝大官的程朱理学家魏裔介、李光地、张伯行等，仍保持着“布衣” 和“处士”的外观，实际上已和清朝密切合作。阎若璩、胡渭、顾祖禹等都是清朝大官僚门下的食客，他们都参加了大学士徐乾学奉旨开设的一统志局。阎若璩晚年受雍亲王胤禛的礼聘，入其府邸，死后胤禛给他办丧事。康熙第四次南巡，胡渭以七十一岁高龄迎驾，得到御书“耆年笃学”匾额的赏赐，被视为不世之荣遇。万斯同接受尚书徐元文的聘请，参加明史馆，但仍自署“布衣万某”。毛奇龄早年参加抗清斗争，而后来应清廷博学鸿儒科考试，得翰林院检讨，向清帝献书献颂，以邀得新统治者的顾盼为荣，章太炎说他“晚节 不终，媚于旃裘”。他们的著作中丝毫没有反清抗清的痕迹。

二、他们大体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黄宗羲曾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多学而识”。他们的后继者保持了勤学苦钻、学识广博的特 点。阎若璩自题楹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可以想见其学风；毛奇龄淹贯群籍，

①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知识渊博；顾祖禹“经史皆能背诵如流水”①；万斯同“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暗诵”②。可是，他们读书虽勤且多，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淡薄了，钻进古书堆里，从事字句的考证，对当代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敢问津。例如，顾炎武研究地理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隘，着眼的是现实。他的后继者也都精于地理学，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可称巨著；胡渭作《禹贡锥指》，阎若璩作《四书释地》，都被誉为佳作，但都是诠释古书古史，进行古地理考证， 离开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三、阎、胡等人颇具怀疑精神，考证方法也渐趋精密，从事具体的研究， 形成了和高谈天理、性、命的宋明理学迥不相同的学风。阎若璩、胡渭以具体的证据推倒了伪古文尚书，辨明河图洛书之后出；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 列举伪书数十种，开辟辨伪学的途径，他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 此读书第一义也”③。在封建时代，人们把古代经籍看做知识的第一来源，现在这些经籍被证明是伪书，这不能不引起知识界的震动。毛奇龄更大胆地指摘朱熹，作《四书改错》，他说“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文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 铸不成此错矣”④。这些学者以怀疑的精神回顾过去，主要是对宋明以至魏晋以后流传的经籍，先儒的经注、经说提出种种疑问，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象陈启源的《毛诗稽古 篇》是颇有代表性的。诗经的研究，从来分为两派，对诗小序、毛氏传、郑康成笺或是尊信、推崇，或是贬低、反对，郑樵、朱熹属于后一派。朱熹作《诗集传》，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诠释诗经，猜度诗人的美刺、作诗的动机，甚多曲解，而对训诂名物很疏略。以后，朱熹的书为政府所尊崇，成为通行本，诗序、毛传、郑笺很少人去研究了。陈启源一反朱熹的态度，尊信诗序、毛传和郑笺，并着重名物考证，驳斥朱熹派的说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玑疏为主。⋯⋯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辅广、刘瑾都是朱熹学派的传人，他们的书都是阐明《诗集传》的思想）⋯⋯。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

①。从陈启源的著作，已经可以看到继起的专门汉学家的特点。

在汉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阎若璩。

胡渭（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明崇祯六年至清康熙五十三年）字朏明，浙江德清人。作《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等书，尤以《易图明辨》最有名。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并没有图象，道士陈抟造河图洛书，传给李之才、邵雍、周敦颐，说是由龙马神龟所负出，还有所谓太极、无极、先天、后天之说，附会增益，都和易经混在一起，托之于伏

①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③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自叙》。

④ 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

羲、文王、周公、孔子。易经的诠释弄得神秘玄妙、乌烟瘴气。朱熹作《易本义》，采用这些说法，于是道士家的易说流行了几百年。胡渭的《易图明辨》一书证明了河图洛书不过是道士的修炼术，是宋代晚出之说，“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他说：“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 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①。胡渭的考证，对宋明理学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梁启超说：“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 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②。胡渭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仍是错误的，但以图还之陈（抟）邵（雍）是很正确的，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易经研究中附加的神秘观点。

阎若璩（一六三六——一七○四年，明崇祯九年——康熙四十三年）， 字百诗，山西太原人，生长于淮安，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尚书》至秦火后，西汉伏生所传为二十八篇，加上《泰誓》为二十九篇，是为今本。后来从孔氏壁中得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十六篇。东汉末，此十六篇又失传。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变成了二十五篇，还有所谓《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作《正义》，包括二十五篇在内，历代有人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阎若璩证明此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书，从《尚书》的篇数、篇名、字句、书法、文例等方面提出很多证据，并引用《孟子》、《史记》、

《说文》等书作为旁证。经过阎若璩的考证，古文《尚书》之伪，铁案如山， 不可动摇。《四库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③。伪古文《尚书》，一千多年以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家的重要依据。例如被理学家们视为孔门心传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出自伪古文《尚书》的《大 禹谟》篇。古文《尚书》既是伪书，所谓“孔门心传”那套骗人的鬼话也就被戳穿了， 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所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胡渭的

《易图明辨》一样，其价值不仅在考证方法和文献整理方面，更主要的是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影响是比较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