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清起义

十八世纪最早而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首推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的台湾朱一贵起义。这是发生在清朝统治稳定和经济上升时期的阶级斗争，它显示了在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背后孕育着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朱一贵，福建漳州府长泰县人。家贫穷，于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渡海赴台湾，以养鸭为生。为人侠义，结交各方友人。清朝吏治腐败，台湾知府王珍“税◻苛虐，捕私伐山木之民二百人刑之”①。朱一贵等为反对贪官污吏的迫害，于一七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在罗汉门举旗起义。南路亦有杜君英等“在下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② 起而响应。清游击周应龙率兵剿捕，滥杀乡民，焚掠村庄，激起群众更大的忿怒，“由是各乡纷纷响应，竖贼旗帜”③。五月二十三日，起义军大败清军于赤山，周应龙狼狈逃窜。总兵欧阳凯率兵一千五百人，在春牛埔扎营抗敌，军中夜惊，清兵不战自溃。二十六日，起义军攻克台湾府城。清朝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地渡海逃跑。朱一贵据台湾府，又攻下诸罗县、凤山县，“凡七日而全台陷”①。朱一贵称中兴王，建年号永和，分封部属为国公、将军、尚书等，并发布讨清檄文，声称：“横渡大海，会师北伐，饮马长城，捣彼虏廷，歼其丑类”②。但起义军刚刚控制了全台，内部就发生了分裂，抱有野心的杜君英，想立他的儿子杜会三为王，不服朱一贵的约束，而且纪律败坏，“每事骄蹇，掠妇女七人闭营中”③。朱一贵等制止他的淫掠行为，杜君英出兵对抗，发生争战。清政府因承平日久，将骄兵惰，猝遇变故，不知所措。在起义数十天以后才组织起兵力，发动进攻。水师提督施世骠，总兵兰廷珍先后率军一万二千人、水手六千人，分乘船只六百余艘，渡海赴台湾。起义军内有纷争，外抗强敌，台湾的地主武装又纷纷活动，起义军与清军作战失利。七月底，朱一贵败退至沟尾庄，部众四散，地主武装欺骗他“椎牛饷之，许号召六庄乡壮相助”④。夜间，伏兵出，一贵被俘获。朱一贵虽失败，但坚强不屈，审讯时“一贵尚自尊大，欲与提军抗礼，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贵犹妄称孤家，词甚不逊”⑤。被槛送北京，凌迟处死。杜君英战败后，伏匿山林中，至十一月受抚投降，亦被清廷斩决。

朱一贵的起义发生在康熙末年，尽管清朝正处在全盛时期，但各地零星的反抗斗争此落彼起，日益频繁。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山西万泉知县私派苛税，有数千群众进城，焚毁衙署，知县跳墙逃走；临汾也因知县酷待百姓，群众冲入衙门，“裸其眷属，缚之于柱，跪官于堂上使观焉。⋯⋯近

① 龚柴：《台湾小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② 蓝鼎元：《平台纪略》。

③ 蓝鼎元：《平台纪略》。

① 龚柴：《台湾小纪》。

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

③ 兰鼎元：《平台纪略》。

④ 兰鼎元：《平台纪略》。

⑤ 兰鼎元：《平台纪略》。

闻山东火耗，每两加八钱，民不聊生，河南亦然”，各地方并不太平，所以有人说：“围城事近颇屡见”①。雍正统治时期，较大的斗争有湖南沅州谢禄正于康熙末年起事，官兵长期剿捕，竟未能镇压下去。谢禄正坚持斗争，“负固八载”。雍正四年，清兵一千三百人，大动干戈，堵截追捕，由于将领的无能，竟未拿获。雍正帝十分恼怒，朱批：“可笑之极。好总督，好提督，可谓知人善任，调度有方矣”②。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广东、广西发生群众的抗清起事，以李梅为首，扬言要进攻恩平县城。清兵出动一千人，搜获人犯五十名和印信旗帜等物，但李梅逃逸无踪。事隔十二年，至一七四一年

（乾隆六年）又有李梅之弟李彩与李梅之子李开化，集合数百人，“执持凶器，打大旗数杆，旗书‘天与道行’四大字，各头上俱包黄巾，为首之人，穿黄衣，乘轿，闻系来攻打迁江县城”③。此后，李梅和李开化的名字屡见于抗清运动中，成为抗清斗争的象征。据乾隆初年官吏们的报告：“广东逆匪李梅，逃匿西省之后，每有挖窖取银之说，造说愈妄，结伙愈多，即湖南滇黔，在在有之”，湖北襄阳也有人“捏造李梅姓名，妄写悖逆伪示”④。至于李开化之名在各地起义中更屡见不鲜，白莲教和天地会等秘密团体，也常用他作为号召。

雍正年间，各种形式的抗清斗争已经相当多。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无锡知县“残酷性成，草菅人命”，“村民为追呼所迫，胡埭山中，啸聚数百人，几至大乱”⑤。翌年，崇明发生抗租事件，发展到“店户罢市”，抗官拒捕，殴打巡检。同年，四川忠州，因反对清丈田地，科派需索，发生群众斗争。这些斗争，规模虽还不大，清廷尚能够控制局面，加以镇压，但各地的盗劫、抗官案件，已很频繁。全国各地，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时常迸溅。当时的官方文件透露：两江地方“一月之内，所报盗案，竟有一百九件”①。“不但江南地方，盗贼素多，近闻河南、湖广路上，有过往官员被劫者。州县官贿赂事主，通同隐匿”②。“直隶盗案，往往多于他省”③。“广东盗案繁多，民俗犷悍，应设观风整俗吏一员”④。“湖广地方⋯⋯人情狡悍⋯⋯楚民素不知法，其视聚众罢市，如同儿戏”⑤。江西“习俗蛮野，每有抗官拒捕抢犯之事”⑥。雍正朝号称法治严明，秩序稳定，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太平乐土。清廷对这种情况当然忧心忡忡，雍正再三强调要严厉镇压各地的反抗活动。他说：“戢盗乃安民之首务”⑦，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各省设巡察官，专司缉捕盗匪。一七二六年，规定越境捕

①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

② 《雍正朱批奏折》，四年八月初三日。

③ 《军机处录付奏折》，乾隆六年七月十八日杨锡绂等奏。

④ 《清实录》乾隆朝，卷一八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⑤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四。

① 《东华录》雍正朝，卷六，三年七月。

② 同上书，卷七，三年八月。

③ 同上书，卷十四，七年六月。

④ 同上书，卷十五，七年十二月。

⑤ 《雍正朱批奏折》六年九月初八日湖北按察使王肃章奏。

⑥ 同上，十一年十月廿五日署江西布政使宋筠奏。

⑦ 《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三，六年七月。

捉盗匪，不必先行知会，可以“一面密拿，一面移文关会，以期迅速”⑧。一七二七年，对盗匪加重处置，上谕说：“畿辅重地，理宜严肃。乃近来盗案，较他省居多。⋯⋯圣祖法外施仁⋯⋯止将为首起意并伤人之犯拟斩，余俱减等发落，⋯⋯。自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为始，直隶盗案事发，仍照旧例，不分首从皆斩”⑨。同年又规定佃户不得欠交地租，“欺慢”地主。还禁止教习拳棒，以防聚众谋反。统治阶级费尽心机，周密防范，采用严刑峻法，但仍不能遏制反抗斗争的发展。

到了乾隆的前期，斗争更进一步发展，比雍正时又要频繁、激烈得多。例如四川的官吏说：“遐稽川省，康熙年间每年秋审不过十余案；雍正年间渐增至百余案、二百余案。迄今岁乾隆七年，秋审竟多至四百十三案”①。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潜滋暗长，无数的涓涓细流，必将汇成滔滔江河，成为冲击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尽管乾隆前期，清朝的统治如日方中，正在兴旺时期，但某些有识之士已感到了隐伏着的危机。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朝鲜的赵显命在出使中国，返回朝鲜以后，谈到清朝的情况，“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②。果然，他说这话之后三十年，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成为社会大动乱的序曲；五十年后又爆发了川楚白莲教起义，清朝统治由极盛而走向没落。

乾隆前期，较大的群众斗争集中在一七四三（乾隆八年）、一七五二（乾隆十七年）。乾隆七、八年间，长江以南，连年水灾，饥民群集，抢米案件蜂起，如江西“袁州一带于二、三月间，即有抢案一百六十余起。南、吉、抚、饶各属，闻风效尤，旋拿旋息，此息彼起，抢案不一而足”③。“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广、江西、江南等处，抢粮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抢至百余案者”④。这年，福建的情况也很严重，“奸民百十成群，或穿白衣为号，或竟揭旗执械，吹海螺，捆头布，肆行抢掳”⑤，特别是在漳浦、诏安一带，出现了“子龙会”、“小刀会”等组织，漳浦知县捉拿入会的群众，被刺杀，酿成杀官围城的变乱。古田、闽清也有罗惠能等聚集多人，屯踞山寨，抢掠富室，制造绫扎合同，上书“兰龙天子李开花” 字样。台湾则有佃农郭兴等，因地主蛮横“遏绝水道，不能灌溉”，愤而反抗，树旗号召群众，抢夺营汎。江苏于乾隆七年也是多事之年，“崇明、靖江、丹徒、宝应捏灾藉赈，赖租冒蠲，罢市抗官”①，第二年又有高邮、宝应、山阳等县，“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②。这年，湖北也遭水灾，京口、江陵一带，“灾民借荒为匪，名曰箩筐会，聚集男妇，以借为名，强索米谷”，“安陆、荆门、荆州，壤地相连，无知乡愚，闻风效尤”③。

⑧ 同上书，卷八，四年二月。

⑨ 同上书，卷九，四年八月。

① 《乾隆朱批奏折》，七年九月十九日四川按察使李如兰奏。

②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册，第四五一八页。

③ 《乾隆朱批奏折》八年八月初四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奏。

④ 《清实录》乾隆朝，卷二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⑤ 《乾隆朱批奏折》，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福建提督武进升奏。

① 《清实录》乾隆朝，卷一五九，乾隆七年正月初五日。

② 《乾隆朱批奏折》八年正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德沛奏。

③ 《乾隆朱批奏折》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湖广提督王天觉奏。

湖南的醴陵、巴陵、耒阳、兴宁、衡山因富户抬高粮食价格，发生贫民抢米的风潮。贵州亦有“毕节县乡民索借米谷以及铜仁县街民罢市”④之举。四川省则出现“啯噜”的活动，据乾隆八年的官方文书说“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⑤。从以上种种记载，可见乾隆七、八年间，长江以南，事端迭起，矛盾十分尖锐。

如果说：当时频繁的闹赈、抢米、结党、抗官事件，规模还比较小，多出于经济要求，自发性较大，那末，十年以后，即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反抗活动在经历了相对低落之后，又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时的特点是：斗争矛盾直接针对清政府，政治色彩更加强烈。这年破获了马朝柱的抗清案件，马朝柱在湖北罗田、安徽霍山活动多年，捏造神迹，联络群众，自称获得兵书、宝剑、神旗等，组织反清活动，托名明朝后裔朱红锦及李开花，信从者多“挖山烧炭穷苦农民”。其徒党遍及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西等地。清廷破获此案，马朝柱率众据守“天堂寨”，抗击官军。失败。二百余人被捕，但马朝柱逃逸。清廷多方搜拿，始终未能抓到。七年以后（乾隆二十四年），耶稣会的洛欧神父叙及搜捕马朝柱，几乎谈虎色变。“为了逮捕一个有名的叛逆者。⋯⋯好多无辜民众，因为一点点的嫌疑，被逮捕、讯问、下狱了。⋯⋯有风声传说的马朝柱的姓名，不仅大家一听就不安，而且在周围散布一种恐怖。⋯⋯我被看成他的同伙而被逮捕过两三次，我的同行者十分吃惊，幸而不久我被释放了”①。同年，江西上饶何亚四，以“耕种烧炭为生”，挖地得藏银三百七十两。算命先生李德先说他命中要大贵，唆使他出资铸印信、制旗帜、造刀杖，说有天兵暗助，飞刀杀人等等。也借托李开化、朱红竹的名字，聚集当地乡民和清兵对阵。同时，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与道士冯珩，结盟祭天，招集群众，制办军器火药，共谋起兵，立“大宁国”，因事机不密，被破获。另外，广东的东莞、番禺、博罗、增城等地，有莫信丰等聚众结盟，捆兵抢犯，刻有印札，也托名李开化、朱红竹纷纷起事。乾隆前期和中期的斗争还有很多，除了乾隆七、八年和乾隆十七年的斗争高潮之外，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河南伊阳有梁朝凤传习“邪教”，树旗起事。他与伏牛山内的女教主蔡氏结为姊弟，蔡氏“绰号一枝花”。民间谣言：“一枝花，十七八，能敌千军万马”，“众人崇奉，呼为女总领，其所煽惑附和者颇多。⋯⋯或称玉兰老母，或称上神爷，俱有邪术。所奉邪神系三教祖母、十二老母、九龙圣母，朔望哄骗乡民烧香，勾引入教”②。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清廷破获了大乘教，其教首张保太，居住云南大理鸡足山。张开堂传教，自称四十九代收圆祖师，早在雍正十年，张已被官府拿获，监毙狱中。但大乘教传布极为广泛，云南、贵州、四川、两湖、江西、江苏、直隶，到处都有徒党，乾隆十一年发动了一场大搜捕，株连的人很多。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福建瓯宁老官斋教（即罗教）集合千余人，竖旗跳神，供奉“无极圣祖”，欲入县城抢米劫狱，还打出了“代天行

④ 《清实录》乾隆朝，卷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

⑤ 同上书，卷二○三，八年十月三十日。

① 《耶稣会中国书简集》（日译本）乾隆编（三），第二一○页。按：马朝柱声称其根据地在“西洋寨”，故在搜捕马朝柱时耶稣会传教士受到牵累。

② 《乾隆朱批奏折》五年正月十七日河南巡抚雅尔图奏。

事”、“劝富济贫”的旗号。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福建古田、屏南有“烧炭营生”的萧日安等，拜盟起事，置备旗帜印信，设立“护国将军”、“提督主帅”等官称，图谋攻打古田县城，劫夺仓库。同年，台湾冈山的黄教等抗官拒捕，聚众起事，焚烧营房，与清军作战达半年之久。一七七一年

（乾隆三十六年），湖北京山严士龙、何士荣等，聚众结拜，私置衣帽，设立官称，谋劫仓库，刻有“匡复中原”的印文，并以“天运”作为年号。这些反抗斗争，规模仍不很大，有许多次还未及公开发动，就被清廷破获镇压。但明显的趋势是从单纯的经济要求发展到具有某些政治目标，利用宗教、神迹、烧香、结盟的形式，以增强号召和团结，并且设立官称，提出简单的政治主张，招兵制械，有意识有计划地准备武装斗争。这些反抗活动，较之抗租抗粮、索赈抢米更有组织、更加持久，对封建政权更具有威胁性。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和战斗意志日益昂扬，终于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爆发了山东临清王伦的清水教起义，揭开了清代中叶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如白莲教、天地会等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风起云涌，抗清斗争连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十八世纪末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