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乌兰布通之战与多伦会盟

噶尔丹为了彻底吞并喀尔喀，进一步充实其反清实力，更加无所顾忌地投靠于沙皇俄国。当清廷正和俄国举行尼布楚谈判，要求收复被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的时候，噶尔丹密派使者达尔罕宰桑，去见伊尔库茨克总督吉斯良

① 《清实录》康熙朝，卷一三五，二十七年五月二日。

② 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③ 钱良择：《出塞纪略》。

④ 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转引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

⑤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十八页。

⑥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二十五页。

①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一六二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七十三页。

③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三六○页。

④ 同上书，第六二三页。

斯基和戈洛文，请求俄国派军与噶尔丹军队合作。噶尔丹给戈洛文的信中要求俄国侵略军“驰赴约定之地会合，以便并肩作战”①。噶尔丹还丧心病狂地出卖祖国神圣的领土，他给使者的指示中说什么“阿尔巴津（即雅克萨—

—引者）建寨的地方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的，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是他——博硕克图汗，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意将这个地区让给陛下”②。而戈洛文的复信中，则“保证以俄国军队的相应行动支持厄鲁特部队对土谢图的进攻”，并派基比列夫随达尔罕宰桑来到噶尔丹处，“继续就可能共同出兵对付土谢图汗及其支持者一事进行谈判”③。

清政府对噶尔丹叛乱早有警惕。当清政府于南方平定“三藩”、在东北抗击沙俄的紧急时刻，就密切注视着西北地区噶尔丹势力的发展。早在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就派人至甘肃一带探听“厄鲁特部落噶尔丹台吉信息，不时以报”④。清政府起初希望和平解决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纠纷，努力避免使用战争手段。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内大臣奇塔特到达准噶尔，抚慰噶尔丹并赏赐物品，使其服从中央命令，与各部和好相处。那时的噶尔丹羽毛未丰，和俄国也没有勾结好，不敢显露叛乱的形迹，装出一付十分恭顺的样子。噶尔丹“跪受敕书”⑤，并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张、厄鲁特鸟枪四杆。第二年，噶尔丹派了以古尔班拜为首的三千人的庞大队伍，去北京纳贡通商⑥，并矢志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说什么“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⑦， “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①，但背地里却在捣鬼，加紧与沙俄勾结，时刻准备袭击喀尔喀蒙古。直到噶尔丹进攻喀尔喀，打败了土谢图汗以后，康熙还希望通过调解，解决他们的纠纷。提出在清朝中央的主持下，举行会议，有达赖喇嘛的代表以及噶尔丹、土谢图汗等参加，由土谢图汗赔礼道歉，而噶尔丹则罢战撤兵，归还土谢图汗等的领地、居民。康熙的这个建议遭到拒绝，噶尔丹气焰嚣张，要求康熙交出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叫嚷：“我尽力征讨五、六年，必灭喀尔喀，必擒哲布尊丹巴”②。

一六九○年（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噶尔丹以为有俄国的支持，有恃无恐，以追击喀尔喀为名，举兵南犯，深入内蒙的乌珠穆沁，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骑兵。据在噶尔丹军营内的俄国使者报告这场战争的情形：“博硕克图汗（即噶尔丹）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缴获大

①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六二三页。

② 同上书，第三十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二八一页。

④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六。

⑤ 《清实录》康熙朝，卷一一○，第十六页，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⑥ 后来，清政府因噶尔丹派来的贡使人数太多，只准其中二百人进北京。见《清实录》康熙朝，卷一一六，第二十四页，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⑦ 《清实录》康熙朝，卷一三七，二十七年十一月。

①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

② 《清实录》康熙朝，卷一三六，二十七年八月。

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③。噶尔丹初战获胜，更加趾高气扬，逼近乌兰布通（内蒙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南境），距北京仅七百里。北京震动，人心惊慌，清廷急忙调兵遣将，“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曲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④。清政府采取分兵合击的战略，命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清军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康熙之弟）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军出喜峰口。康熙亲自出塞，准备亲临前线，后因病停驻在波罗和屯（今河北隆化县城），指挥各路大军。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摆好了阵势，“骑数万，阵山下，依林阻水，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士卒于垛隙发矢铳，备钩距，号曰驼城”①。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一日，清军向乌兰布通推进，“隔河而阵，以火器为前列，径攻中坚”②。这次战役打得十分激烈，炮声隆隆，声震天地，据当时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记述：这次“大战以大炮火枪互轰开始，继而两军士卒肉搏”③，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清军的英勇进攻下，噶尔丹的“驼城”被攻破，“阵断为上”，清军乘势进击，大败叛军，“噶尔丹乘夜遁去”

④。清军的伤亡也很严重，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中枪身死。狡诈的噶尔丹于兵败

之后，派人去清营“卑词乞和”，施用缓兵之计，但作为清军前线统帅的福全，在惧战、妥协思想指导下，未能乘胜追剿，致使噶尔丹逃逸而去。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平定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叛乱、巩固北部的边防，一面在木兰行围习武，“秣马厉兵，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申明赏罚”，以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一面对“纷纷溃散，来求归附”的喀尔喀蒙古人民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命喀尔喀三部人民“附牧苏尼特诸部界，发归化城仓米赡之”《，进行了安顿；乌兰布通战后，康熙又亲自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于多伦诺尔会盟，联合喀尔喀各部力量，以进一步统一漠北地区。多伦诺尔⑥在今承德市西北，地势平旷，饶有水草，向来是“内外札萨克来朝者，道里适中”⑦之所。一六九一年五月（康熙三十年四月），康熙自北京出发，亲率上三旗官兵，出古北口，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会师于多伦诺尔。参加会盟的清军，布营设哨，军容威武，气势雄壮。据记载：“上三旗亲军居中，八旗前锋营二，护军营十，火器营四，共十六营，分二十八汛，各环御营而峙”

⑧。喀尔喀各部首领及内蒙科尔沁等四十九旗的王公台吉，早已“豫屯于会阅

之地百里以外”，听侯传谕。康熙首先调解了喀尔喀三部之间的纠纷，责备土谢图汗不该吞并札萨克图部的牧场，尤其不该攻杀札萨克图汗沙喇。土谢图汗“具疏请罪”，康熙以沙喇之弟策妄札卜代统札萨克图部，并封为和硕

③ 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一一二一号档，转引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二八六页。

④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

① 马思哈：《出塞纪程》。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③ 张诚：《张诚日记》。

④ 马思哈：《塞北征程》。

《清史稿》《列传·藩部》四。

⑥ 据记载：多伦诺尔一名七星潭。“土人呼多伦诺尔，多伦华言七，诺尔华言河泊也。”（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

⑦ 康熙：《汇宗寺碑记》。

⑧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

亲王。在调解了他们之间的纷争之后，喀尔喀三部首领在理藩院大臣及鸿胪寺官员引导下，逐次被引进御帐，朝见康熙。“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列于左，喀尔喀汗等列于右”⑨，共进御宴，奏乐进茶，在隆重而和睦的气氛中举行了会盟大典。次日，康熙又设宴招待了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车臣汗吴默赫以及策妄札卜等三十五名首领。会上，康熙郑重宣布：保留喀尔喀三部首领的汗号，取消蒙古贵族原来的济农、诺颜的名号，按满洲贵族的封号，各赐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爵位。其行政体系也如内蒙古四十九旗一样，实行札萨克（旗长）制。“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⑩，共分为三十四旗，旗下设参领、佐领，结束了喀尔喀各部长期以来“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11）的混乱局面，加强和巩固了中央政权对喀尔喀各部的管辖。

清廷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的手段，因此，会盟以后，应蒙古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要求，在多伦建立了一所巨大的喇嘛庙，取名“汇宗寺”。它成为暂居内蒙地区的喀尔喀各部的宗教中心，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这里主持宗教活动，经常率蒙古贵族去多伦以东一百里的木兰围场朝见康熙，康熙“或间岁一巡，诸部长于此会同述职”①。后来，乾隆说：“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以一众志”②，反映了康熙建立汇宗寺的目的和作用。

多伦会盟对于加强中国统一，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发展了清朝中央与内外蒙古的关系，加强了对喀尔喀部的管理，正如康熙所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③。在沙俄入侵和噶尔丹叛乱的形势下，清廷采取的措施是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