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吏治败坏，贪污公行

与贵族官僚们的奢侈生活相伴随，政权机构中贪风日盛，贿赂公行，这是统治阶级腐朽和社会风气浇薄的鲜明标志。本来，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官场的贪赃枉法是不可能治愈的痼疾，但当封建政治较为清明之际，这一痼疾，处在不很明显的潜伏期，而到了王朝统治走下坡路的时候，它就象溃烂的脓疮，恶性发作，败坏整个机体。

清朝的俸禄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主要是俸禄很低不足以维持官吏本人和家属的生活，这不啻是驱使各级官吏对人民进行勒索和掠夺的动力。一个七品知县岁俸银仅四十五两，即使是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每年俸银也只有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两，这戋戋之数，还不够大官僚们一衣和一餐之费。当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还要在官吏的俸禄上打主意，要他们减俸、捐俸。还有地方上存留的公费，本属地方办公开支，数额本就很少，清初因军需孔亟，一再裁减。康熙说：“从前各州县有存留银两，公费尚有所出。后议尽归户部，州县无以办公”①。这样，官吏们不但生活费用无保证，连办公费用也予以克扣，因此不得不从老百姓身上进行搜刮。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是鼓励各级官吏的层层朘削。上谕中也承认：“今部中每遇事，辄令地方官设法料理，皆掩饰美名，实则加派于地方耳”②。有的官吏也说：“远则西征之雇车，北口之运米（指征讨噶尔丹时的后勤供应），近则修葺城垣，无不责令设法”③。所谓“设法”，就是贪污勒索的别名。

康熙时，官场贪污之风已渐盛。当时掌握权力的大官僚都敛财纳贿，如索额图“贪侈倾朝右”，明珠“簠簋不饬，货贿山积”④。还有徐乾学、高士奇等也是贪赃不法，声名狼藉，“徐健庵昆仲（指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兄弟）与高江村（士奇）比昵，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指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指高士奇）’之谣。上知之，惟夺其官而已。尝谕返臣曰：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①

⑤ 钱泳：《履园丛话》卷七《骄奢》。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二《陈瑸》。

② 《清圣祖圣训》卷四《圣德》，康熙四十九年十月。

③ 宋荦：《西陂类稿》卷三十八《条陈畿东十事》。

④ 《清史稿》卷二六九《索额图》、《明珠》。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优容大臣》。

康熙也曾有志于整饬吏治，煞住贪风。他把治河与惩贪当作两项要政，希望做到“河清”与“官清”。他一度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并表扬了于成龙、彭鹏、张伯行、张鹏翮等，作为清官的榜样。可是在实践过程中，他逐渐懂得在封建的政治体制之内，是不可能根绝贪污行为的。所以康熙晚年不再强调澄清吏治，对官吏的贪污纳贿行为多加宽容，睁一眼闭一眼不作深究。康熙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②。又说：“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深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③。由于康熙的放纵宽容，各级官员肆无忌惮地勒索攘窃，吏治更加败坏，“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④。

雍正上台，锐意改革积弊，整顿吏治，限期各省补足藩库的亏空银两。并严厉打击贪污犯，追赃索赔，查抄家产。例如川陕总督年羹尧和吏部尚书隆科多的得罪，虽有其他政治原因，但列举的罪状中贪污是很重要的原因。年羹尧的九十二条罪状中，贪黩罪达三十三条；隆科多的四十一条罪状中贪黩罪达十六条。雍正为了清理财政，杜绝贪污，也从赋税和俸禄制度的改革入手，实行“耗羡归公”。所谓“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例如熔铸银两时会发生零星损失，粮米收放也会有一些亏损，所以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称为“火耗”、“耗羡”，这本来是为了抵补合理亏损而增收的附加税。可是，地方官在实际征收时，每两银子常常加至一钱以上，“重者每两至四、五钱”①，甚至“数倍于正额者有之”②。此项“耗羡”一向由地方官征收支配，分作不同份额，馈送各级官吏，各地征收也轻重不等，弊端很大。雍正实行“耗羡归公”，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作为政府的正常税收，统一征收，存留藩库，从中提取“养廉银”，发给官吏作为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而且“养廉银”的数量大大超过正俸。“耗羡归公”是雍正时的一项重要改革，这一措施集中了征税的权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根本的办法，乾隆以后，贪污之风又恶性发展，吏治废弛，官常大坏。

乾隆后期，和珅的任职最长，权力最大，贪名最著。他是满旗正红旗，姓钮祜禄氏，少年家贫，为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在皇宫内任低级职务。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受乾隆宠爱，加官进爵，很快就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晋封一等忠襄公，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和珅柄政久，善同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③。和珅的专权和贪婪，臭名远扬，连当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四，康熙四十八年九月。

③ 同上书，卷八十七，康熙五十年三月。

④ 《清实录》雍正朝，卷三，雍正元年正月。

① 《清实录》雍正朝，卷三，雍正元年三月。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七，钱陈群：《条陈耗羡书》。

③ 《清史稿》卷三一九《和珅》。

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者也听到很多议论。例如朝鲜来华的使臣郑东观回国后的报告中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④。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也听到有关消息，有如下的记载：“这位中堂大人（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⑤。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乾隆禅位于嘉庆，称太上皇，但仍然抓住大权。嘉庆身为皇帝，有事要奏禀太上皇，还要通过和珅代奏，可以想见和珅的得宠和地位的重要。一七九九年二月七日（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死。嘉庆立即将和珅治罪，查抄了他的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园明圆蓬岛瑶台无异”，“蓟州坟茔，设享殿，置燧道，居民称和陵”⑥。还有田地八十万亩、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余两、金元宝一千个、银元宝一千个、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其它如珍珠、白玉、珊瑚、玛瑙、钟表、宝石、绸缎、磁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查抄的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者二十六号，值银二亿二千多万两。当时国库每年的收入为四千多万两，这部分已估价的财产即相当于五年多的国库收入，可见其赃物之多，财产之富。甚至和珅的两个仆人抄没的家产也值银七百万之多⑦。嘉庆抄了和珅的家，没收了数量很可观的财物，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以乾隆的奢糜，加上和珅的贪黩，在他们二人的影响下，吏治的败坏，可想而知。从科举出身的官吏，十年寒窗，很多人的目的就是要做官发财。郑板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⑧。另一部分从捐纳出身的官吏，花了许多银钱，才买得一官半职，做官犹如做买卖，将本求利。有朝一日，补上实官肥缺，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大捞一把。这样，人人聚敛，上下交征，贪风益炽。当时的记载说：“督抚司道等则取之州县，州县则取之百姓，层层朘削，无非苦累良民，馨竭膏脂，破家荡产。”①又说：“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恣行不法之事。”②类似这类揭露官场贪赃枉法的记载，多得不胜枚举。

乾隆时，发生了不少大贪污案件，惩办了一些不法官僚。如一七五七年

（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为了讨好乾隆，议制金炉进贡，在采买黄金时，压低金价，中饱入己。事情败露后，乾隆责恒文“以进献为名，私饱己囊”③，赐恒文自尽，将郭一裕充军。同年，山东巡抚蒋洲，因在山西藩司任内，亏空库款，令下属纳银弥补，被告发，诛蒋洲。此事牵连到陕西巡抚明德和其他很多官吏，均问罪。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

④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册，四八八一页。

⑤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三七○页。

⑥ 《清史稿》卷三一九《和珅》。

⑦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⑧ 郑燮：《郑板桥集》家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① 《清实录》嘉庆朝，卷七十五，嘉庆五年十月。

②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册，第四八一○页。

③ 《清史稿》卷三三九《恒文》。

两淮盐政以筹措乾隆的南巡费用为名，私自规定每一盐引交银三两。此项银两的征收、支用从未向清廷奏明，据以后调查：历年所提盐引银达一千零九十万两，除供南巡费用外，大部分被两淮盐政所侵吞，曾任盐政的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均被诛。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因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捐纳监生所交的赈灾粮，被斩。此案牵连的官吏有六十多人，杀了二十二人，连陕甘总督勒尔谨也赐令自尽。这件事尚未处理完毕，不料旧案之中又出新案，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的家产时，竟敢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将王亶望的赃物，窃归己有。事情被揭发，又因闽、浙两省钱粮亏空甚多，亦令陈辉祖自尽。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又有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的贪污案。国泰等贪黩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各州县仓库亏空。国泰是和珅的心腹，和珅虽通风报信，竭力营救，亦未能逃罪，国泰等亦被赐令自尽。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以“征属吏纳赇”之罪，赐死。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惟以贪酷用事，至倒悬县令以索贿，故贪吏充斥，盗贼纵横”①，被揭发。伍拉纳、浦霖均得死罪。查抄伍拉纳的财产，仅如意一项即多达一百余柄。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浙江巡抚福崧又因索贿十一万两、侵吞公款六万两，得罪自尽。乾隆后期，诛戮了一批贪官污吏，不少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官僚，但官场的贪风并未收敛。其重要的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乾隆本人挥霍钱财如泥砂，各级官吏争先恐后地进贡、接驾、祝寿、献礼，花费不赀。而掌握大权的和珅“性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②。在这种情形下，官吏们如不贪污纳贿，何来大批银钱孝敬皇帝和上司。所以，乾隆和和珅，实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子， “明为惩贪，其实纵贪。故当时有‘宰肥鸭’之诮。乾隆所诛督抚，皆事已不可掩覆者。其由罚款而不问，或弥缝无迹者，不可胜数，故惩贪而贪不止”

③。所以，后来薛福成评论说：乾隆朝“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

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④

当时的官场明明十分腐败，可是乾隆还在粉饰太平，不听规谏。一七九

○年（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这番话道出了实情，乾隆极为不快，追问尹壮图：“至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此闻自何人，见于何处，仍令指实复奏”①。以后，乾隆命尹壮图等赴各省查察亏空。各地事先已得知消息，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自然查不出弊窦。尹壮图自承虚诳，奏请治罪，下刑部狱，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决。还是乾隆觉得太过分了，免去死罪，降职为内阁侍读。

在这种上下相蒙，但知求财纳贿的风气下，官吏们因循苟且，阿谀逢迎，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诛伍拉纳》。

②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入相奇缘》。

③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第二一九页。

④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入相奇缘》。

① 《清史稿》卷一○九《尹壮图》。

百务废弛，效率极低，钱粮亏空，讼案山积。刘蓉有一段话论述清朝吏治的败坏说：

“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此其患岂小故哉！⋯⋯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任事者非惟不恤，又从而鱼肉之，使斯民之性命膏血，日呼号宛转于豺狼之吻而莫之救以死，斯亦极人世伤心之故矣！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乡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与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则夫玩法舞文，罗织无辜之苦，其尚可问也哉！夫以数十里弹丸之邑，主以豺狼之吏，而又纵百千鹰犬，螳捕而蚕食之，使毒归闾里，怨归朝廷。⋯⋯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而刑赏之权乖。⋯⋯今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彼此相形，利害悬绝。彼廉吏者，名既未成，利亦弗就。而独舍天下之所甚利，犯当世之所甚忌，此岂其情也哉！宜乎竞通私贿，煽起贪风，虽或负初心、亏素守，然犹每顾而不悔也。”①

刘蓉当时还是个未出仕的一般地主，这段话把官场的弊端说得相当透彻。

当时的大官僚们唯知恋位食禄，苟且墨守，不以政务为重。乾隆朝的主要大臣，每人的性格、作风不同，但品行操守均有严重问题，“讷亲横，于敏中贪，傅恒奢，和珅兼而有之。余皆旋进旋退，缄默取容而已”②。嘉庆初，毕沅任两广总督、福宁任广东巡抚、陈淮任广东布政使，三人朋比为奸，“毕

（沅）性迂缓，不以听政为事；福（宁）阴刻，广纳苞苴；陈（淮）则摘人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橐而后免”。当时人骂他们“毕不管，福要钱，陈倒包”③。道光时，当权最久的曹振镛“晚年恩遇极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术。文正（曹振镛的谥号）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④。这六个字成为大官僚们的金科玉律，有人写了《一剪梅》讽刺腐朽的官场：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官僚的丑态。

恩格斯曾经讲过十八世纪德国的国内政治状况： “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狂妄自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横残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作乐，骄奢淫佚的王公们，授与其大臣和官吏无限的权力，使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们能装满主子的金库，供给主子足够的

① 刘蓉：《养晦堂文集》卷三《致某官书》。

②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乾隆诸相》。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二册《讥讽类》。

④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娇妻美妾就行。⋯⋯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①。乾隆以后，中国政治状况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