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朝的文化政策和汉学的发展第一节 清朝的文化统治政策

一、提倡理学，编纂书籍

清王朝是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它一方面采取种种军事和政治措施，镇压汉族及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利用汉族的儒学、藏族蒙古族的喇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竭力吸取并利用汉族和其它族的思想文化，以服从于自己的统治需要。在这方面，它比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其它王朝化费了更多的精力，也收到了更大的成效。

清朝入关以后，很快就举行科举考试，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给孔子上尊号，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称“至圣先师”），大修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裔衍圣公以种种荣耀和特权，给孔府增拨土地、赏赐财物。康熙南巡，过曲阜，谒孔庙，召集官吏儒生，讲论经义，甚至以天子之尊，向孔子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对历 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优礼有加，为他们建祠庙，立牌坊，赐匾额。“先儒”的后裔都世袭五经博士，备加荣宠。一六七○年（康熙九年），根据儒家学说，制定和颁发了“圣谕” 十六条，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其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 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又给十六条做了注释发挥，称为《圣谕广训》。它是宗法社会中封建专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和道德训诫， 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和生活信条。雍正二年，将《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广为宣传。吏部通知各省督抚，在各地遴选秀才，进行宣讲，“句诠字释，阐发音义，毋得虚应故事”。例如，直隶获鹿县“每月朔望为讲约期， 于西门外为讲约所，上供圣谕牌，设讲案于中间，令生员一人，以为讲约正， 再选二人以为值月。是日清晨，县官率僚属士民齐集讲所行礼，令约正宣讲圣谕十六条。⋯⋯各乡村则于居民稠密之处，或就义学相近，设讲约所。本乡所举约正与文学师会同宣讲”①。清政府千方百计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去。

清朝对程朱理学，尤其用力提倡。康熙特别尊崇朱熹，他说：“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②。又说朱熹的“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 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 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①。对朱熹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把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四

① 寿颐：《光绪获鹿县志》卷八，学校。

② 《东华录》康熙朝，五十一年二月。

① 《御纂朱子全书》序言。

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清代科举，考四书五经要以朱熹的注释作为准则。因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炙手可热。善于拍马屁的大臣李光地揣摩皇帝的心意，鼓吹道统说，说朱熹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 躬圣贤之学。⋯⋯伏维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②。李光地吹捧康熙上接儒学道统，而且把道统与治统结合在一起。康熙听了，非常高兴，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③。在清廷的奖励提拔下，除李光地外，还有大批信奉程朱的“理学名臣”，如魏裔介、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都位居极品，很受重用。清王朝所以大力尊崇孔子，倡导儒学，目的是用以巩固封建秩序，加强专制统治，雍正帝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 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④

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清政府招罗大批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属于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自然最受重视。一大批“御纂”和“钦定”的注经作品连续出版。顺治时有御注《孝经》，康熙时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等。雍正时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时有御纂 《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以及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又修明史、续三通、编方略。此外，又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此书由陈梦雷主持编纂， 分列门类纲目，荟萃群书，是一部大型的类书，从各种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 汇编成书，但每种书籍不是完整地著录保存。《古今图书集成》分六汇编， 三十二典，全书一万卷，历康熙、雍正两朝，全书才编印完竣。

最大规模的编书是乾隆朝所编的《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把我国古代重要的典籍首尾完整地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共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 包罗宏大，丰富浩瀚，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编纂工作从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设四库馆起，至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

《四库全书》缮写完毕止，历时十五年。以后又检查书籍内容，校对错误缺漏，并补充一批书籍入四库，直至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编纂工作才完全结束。《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另有底本一部，分藏于北京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底本藏于北京翰林院①。参加编纂工作的有三百六十名官吏和知识分子，集中了当代的大批名流学者，其中出力较多、名声较高的有于敏中、金简、纪昀、陆锡熊、任大椿、 陆费墀、戴震、邵晋涵、程晋芳、周永年、朱筠、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四库著录的书除小部分御制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书之外，都是从全国搜罗来的历代典籍，其来源：有的是内

② 李光地：《榕村全集》卷十《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

③ 章梫：《康熙政要》卷四《任贤下》。

④ 《东华录》雍正朝，五年七月。

① 《四库全书》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之役；翰林院底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本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

廷藏书、有的从各省采进，有的是各地官吏和藏书家私人进献，也有的是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散佚的古书。在编纂过程中，纪昀等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二百卷，对著录的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书籍以及未著录而存其目的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简要地叙述每部书籍的内容，评论其优劣得失，探讨其学术源流和版本同异。阮元评论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 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 诸是，持论务得其平。”①《四库全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的书籍，在战乱和社会动荡之中，损失严重，清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搜集全国图书，辑录已佚书籍，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典籍。但应该指出：封建专制统治者即使是在干一些好事的同时，往往也在干着坏事和蠢事。乾隆帝趁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 对全国书籍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了许多所谓“悖逆” 和“违碍”书籍。就在开设四库馆征求天下遗书的第二年，即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上谕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②。此后，各地“刊刷誊黄，遍贴晓谕”，劝令呈交“违碍”书籍。一方面，官府派人各处查访，对各类书籍进行甄别， 将查交的禁书送往北京；另一方面，四库全书馆从采进本中查寻禁书。这两方面的书籍都送到军机处，然后由翰林院详细审查，将“悖谬”之处写成黄签，贴在书眉上，由乾隆帝过目批准后，将书籍烧毁。违禁书籍的范围越来越大，“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 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③。明末清初时，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干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