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思潮

第一节 乾嘉汉学的衰落与今文经学的兴起一、汉学的衰落与汉宋之争

清代封建社会，经历了“康雍乾”盛世，十八世纪后期，逐渐地由盛转衰。当时，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衰败、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残破景象。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和各少数民族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如火如荼。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展开了残酷的海外掠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面对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和社会的深刻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曾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也正在走下坡路。这一学术思想的流派在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遗产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产生于清代的“太平盛世”，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基地上才能够获得丰足的养料而蓬勃生长，一旦时过境迁， 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一学术派别以古代典籍作为研究的对象，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研究范围而去应付社会的危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历史的进程要求思想家们把视线从古代典籍转移到现实斗 争上去。不仅革命人民要求产生一种能够批判和打击旧制度的思想武器，就是统治阶级也要求产生一种能够有效地捍卫现存制度的思想武器，以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阶级斗争向各个阶级提出了和十八世纪前期迥不相同的新问题、新要求。显然，盛极一时的汉学不能够满足统治阶级的要求，它不能适应社会大动荡的局面，必然走向衰落。

首先对乾嘉汉学作激烈而系统批判的是宋学家方东树。他写了一本《汉学商兑》，指摘汉学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 不得所用。⋯⋯汉学之实，如饱乌头附子，鸩酒毒脯，裂肠洞胃，狂吼以死而已”①。他提出汉学的六项弊端：

“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 谓程朱空言穷理，⋯⋯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 ，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② 方东树所以批判汉学，是因为这个学派反对程朱，与宋学立异。方东树

顽固地站在捍卫理学的立场上，诋毁辱骂，表现了卫道者的可憎面目。但他指出汉学的“驳杂细碎”、“不得所用”却是有道理的。嘉道以后的知识界对乾嘉汉学的批判甚多，如张瑛说：“近世言汉学者，喜搜古义。一字聚讼， 动辄数千言，几如秦近君之 说《尚书》。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无他，

①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② 同上书，卷下。

识其小，不识其大也。”①

乾嘉汉学的没落，与它自己在治学方法上的这种根本局限是分不开的。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点时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 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②乾嘉汉学使用的方法，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它虽然对个别的问题和事例， 通过音训和考据，能得出接近正确的解释，但却具有孤立、片面、狭隘的特点，它不能用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去研究考察问题，不能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事物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对重大的历史事变，不能作出应有的说明。乾嘉汉学提供了带有科学因素的方法和整理古籍的具体成果，却不能提供系统的思想体系，它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走向衰落。

随着汉学的衰落，它的对立面宋学又逐渐活跃起来。宋学，一直被清朝朝廷奉为科举功名的楷式。十九世纪初，唐鉴、李棠阶、倭仁、吴廷栋以及后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罗泽南等重整程朱理学的旗鼓，企图继承自朱熹以来的道统。《清史稿》称：“国藩又从唐鉴、倭仁、吴廷栋讲身心克治之学，其于文推挹姚氏（鼐）尤 至。于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①程朱派的理学家指摘汉学家和陆王之学是有害的异端，所谓“习空谈者索之于昭昭灵灵而障于内，守残编者逐之于纷纷藉藉而蔽于外”。曾国藩攻击汉学“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十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古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嗤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②。曾国藩对这种“异端”流行的情况非常担心，在理学家们看来，这是引起农民起义和封建统治动摇的原因。唐鉴说：“夫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也，岂细故耶？”③ 为了维护纲常伦纪，整顿统治秩序，他们从思想武库里捡拾起几百年来一直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程朱理学。当然，这一旧武器已经长满了霉锈，腐朽不堪，并不能够挽救封建统治的没落，可是，它比起乾嘉汉学却会使统治阶级更加满意一些，因为它对人民群众具有更恶毒的欺骗和镇压作用。在革命浪潮汹涌而来的时代，统治阶级也只能依靠这种破旧武器来抵杀一阵了。

宋学和汉学虽然有分歧、有斗争，但两者都是儒学的流派，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绝对地排斥和永远地对立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两者也可以携手合作，互作补充。如果说：乾嘉汉学是一种书呆子的哲学，

① 张瑛：《知退斋稿》卷一《读毛诗传》。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一八—四一九页。

①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梅曾亮》。

② 《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一《朱慎甫遗书序》。

③ 唐鉴：《国朝学案》提要。

当统治阶级处在繁华盛世时，需要它来点缀太平的话，那末，程朱理学便是一种刽子手哲学，统治阶级 可以用以应付“狼烟四起”的危险局面。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推到很次要的地位，农民革命雄壮的交响乐淹没了汉学、宋学之间吱吱喳喳的争吵声。这两个基本上都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学术派别，面临着农民革命风暴的威胁，发现彼此原来是“同舟共济” 的一家人，他们的分歧逐渐缩小，仇恨逐渐消解，合流到一起。所以，曾国藩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①。晚清许多学者，亦汉亦宋， 调停其间。如陈澧主张“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源”②。朱一新则说：“故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③。晚清已无汉学与宋学的对立，而代之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