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政府禁止传教活动

中国是个宗教很多、信仰自由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教长期在中国自由传播，各有不同的偶像与信条，各有众多的信徒，并未受到政府的干涉或限制。但是，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各个民族各有传统的礼仪风俗，外来的宗教要在中国传播，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适当调整自己的教义和仪式，以适应于中国社会，佛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都有一个长期调整的过程。当耶稣会士刚刚来到中国，他们也是采取了特殊的传教方式，表示尊重中国固有的礼仪风俗，尊重儒家学说。明清时代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误认耶稣会的传教是用另一种形式阐发孔孟之道。有人称赞汤若望：“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主教穷理，儒教亦穷理，⋯⋯谓先生为西海之儒，即中国之大

③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三三七、三六八、四一一页。一九一九年伦敦英文版。

④ 拜克豪斯、勃兰德：《中国宫廷纪年》第二四○页。一九一四年纽约英文版。

⑤ 《东华录》雍正朝，卷三十八。

⑥ 托马斯：《北京教会史》第三六一页，一九二三年巴黎法文版。

① 罗柏杉：《传教士和官吏》第一五四页，一九四二年加利福尼亚英文版。

② 罗柏杉：《传教士和官吏》第一五四页，一九四二年加利福尼亚英文版。

③ 《文献丛编》第十二辑，第三十七页。

儒，可也”①。耶稣会士也常常自称是“海外鄙儒”，他们传教的方式尽量适应中国的礼仪习俗，正由于这样，才能够在中国站住脚跟，在开展传教活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遭到其它教派的激烈反对，明朝末年，已有其他教派向罗马教廷控告耶稣会在中国的布道方式违背天主教的教义。一六四五年，罗马教廷命令耶稣会改变传教的方式，在华的耶稣会士意识到，如果采取在殖民地那样的传教方式，势必不能在中国立足，因此向教廷提出申辩。当时，耶稣会受葡萄牙的支持和庇护，葡萄牙的海外势力很大，耶稣会更垄断了在远东的宗教活动，罗马教廷不得不倾听耶稣会士的意见。一六五六年，教廷颁发命令，认可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

但是，事情并没有终结，随着形势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力量逐渐衰落，荷兰、英国、法国的势力兴起。在海外传教事业方面，葡萄牙也日益失去控制权，罗马教廷在法国的支持下，力图把海外传教活动置于自己的统一领导下。一直受葡萄牙庇护的耶稣会在欧洲受到非难，耶稣会内部，非葡籍的传教士越来越多，力图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式是否适当的问题，又被重新挑起。

由于传教士中对耶稣会啧有烦言，十七世纪下半期教皇派法国外方布道会的神父玛格利特到中国作调查，玛格利特极端反对耶稣会的活动方式，指责它和异教（指中国的儒学和礼仪风俗）合流，要求耶稣会改变传教的策略和方式，耶稣会不予理睬。罗马教廷决心进行干预，一七○五年（康熙四十四年）教士铎罗作为教皇的特使，带着教皇的命令到了北京。教皇的命令中禁止中国入教者祭孔祀祖，并要传教士防止把“上帝”、“天主”和中国人一向崇奉的“天”、“帝”相混淆。铎罗到达北京后，康熙多次接见了他，向铎罗解释：祭孔是尊重圣人之意，祭祖是不忘养育之恩，敬天事君是“天下之通义”①，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决不能废弃。西方国家不应该要求中国人对圣经教义句句照办，正象中国人不应该要求外国人按四书五经办事一样。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谨守法度”，凡愿服从中国法令的教士，可以领票留在中国，不愿服从中国法令的一律离境回国。康熙还要求铎罗暂缓公布教皇的命令。可是铎罗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就公布了教皇的命令。康熙十分气忿，逮捕了铎罗，押送澳门监禁。

当罗马教廷知道这个消息后，态度更加强硬，要和中国政府对抗到底。一七一五年，教皇重申禁令，要求在远东的传教士必须服从，否则将处以严刑。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教皇的另一特使嘉乐来到北京，传达教皇的命令，在中国的全体传教士不得不表示服从。当然，康熙不会接受罗马教廷强加的命令，清政府和罗马教廷的关系破裂。原来对耶稣会士颇有好感的康熙体会到西方教会势力的骄横，也朦胧地觉察到欧洲国家将成为中国很大的威胁。他说“以后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②又说： “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③。

由于罗马教廷态度强横，教会和清政府的关系大大恶化，加以各地传教

① 《中国哲人孔夫子》第一一○页，一六八七年巴黎版。

①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版。

②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版。

③ 《东华录》康熙朝，卷二十四。

士横行不法，清朝官员深抱戒心。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奏：“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①。清廷接受陈昂的建议，下令禁止传教，但这一命令并没有大力贯彻。雍正即位后，由于传教士插手皇室内部斗争，支持胤禟、胤禵，促使雍正帝增强了禁教的决心。一七二四年初（雍正元年十二月），礼部议复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②。这一年七月，雍正向教士巴多明等表示禁止传教的决心，他说：“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教之宗旨，朕所稔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国君之臣属耶？汝等所劝化之教徒，目中唯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唯汝言是听。朕知今日无所惧，然洋船千百沓至，必将生事”③。此后，除尚有少数传教士留居北京，在内廷和钦天监工作外，各地的传教士都迁往澳门，教堂关闭，传教活动停止。

雍正禁教之后，传教士还不死心，偷偷地到各地活动，“西洋神父之潜入内地者，陆续不绝，正不知为数几何”④。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一再重申禁止传教的命令。至于留在北京的传教士，虽然人数日益减少，但他们仍积极搜集情报，传递到国外。十八世纪末，在巴黎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情况的书籍都出自传教士之手，还有许多情报至今仍藏在欧洲教会的档案库内。一八○五年（嘉庆十年），江西查获广东人陈若望为北京的传教士德天赐递送书信和机密地图到澳门去。嘉庆下令严加惩究，德天赐“解往热河，在额鲁特营房圈禁”。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清廷又下令：“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著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①。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传教士中担任最后一任钦天监正的高守谦回国，次监副毕学源病故，从此钦天监中不再有外国传教士，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到此结束。不久，鸦片战争爆发，在大炮轰鸣声中，传教士卷土重来，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九。

② 《东华录》雍正朝，卷三。

③ 《启示和奇妙信札》第三卷，第三六四页，一八七七年巴黎法文版。

④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三七○页，一九三一年河北献县天主堂版。

① 《清实录》嘉庆朝，卷二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