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罪恶的鸦片贸易一、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使英国资产阶级一直笼罩在焦急愤怨的情绪中，他们处心积虑要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自给自足的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顽强地阻挡英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而统治着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很腐朽，却仍保持外表上的强大，维持着独立与统一的局面。英国侵略者还无法象对待印度那样，对中国进行蚕食与併吞。经过多年的探索，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鸦片是一种吸上了瘾就不容易戒绝的毒品，因而不管社会经济结构如何，政治情况如何，人们只要吸上了瘾， 需要量就很大，而且还要不断增加，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依赖于输出鸦片的国家。就这样，鸦片贸易有效地帮助了英国资产阶级，使他们得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把中国一步步地拖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轨道。所以十九世纪初的鸦片贸易可以看作是中英长期矛盾的一个发展， 英国资 产阶级可耻地利用这种毒品来达到打开中国门户、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目的，结果就促使中英关系更加尖锐，终于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最初是以药品输入中国的。葡萄牙和荷兰商人，以澳门为基地，每年向国内输入为数不多的鸦片。明末以后，开始有人吸食鸦片，成为嗜好， 鸦片输入也开始增加。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英国首次向中国输入了二百箱鸦片，每箱重一百三十三磅。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清政府第一次公布了对吸食鸦片的禁令，说明清政府已觉察鸦片的为害。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输入中国的鸦片随之增加，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已达一千箱之多。一七七三年，东印度公司排挤了荷兰、丹麦等公司的势力，垄断了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等地出产的鸦片。公司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议公司直接向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但在最初几年内，鸦片贸易仍掌握在“港脚商人”①手中。这一年英属印度政府决定把大量鸦片输往中国，以平衡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孟加拉省长瓦伦·哈斯丁斯宣称：“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按：此处所说对外贸易实际上就是对华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②。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东印度公司不许港脚商人继续进行鸦片贸易，把进行鸦片贸易之权垄断在自己手中。一七八一年，孟加拉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来到中国。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东印度公司又 派了一艘载运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一七九七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对鸦片的生产实行垄断。从一七九八年起，东印度公司不再亲自出面直接进行鸦片贸易，而把公司的鸦片拍卖给私人烟贩，由后者贩运到中国出售。东印度公司从此表面上装做同鸦片贸易无关，甚至还订立条约禁止鸦片贸易。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印度公司这种“利用文明来投机”的伪善面孔，揭露东印度公司作为印度政府，

① 一八三四年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华贸易，但公司职员可以经营一定限度的私人贸易，印度商人在获得公司许可之后，也可以到广州经营一定的进出口生意，这些人被称为“港脚商人”。

② 《皇家委员会关于鸦片的报告》，一七九四年卷七，第三七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一七页。

“它强迫一部分印度的莱特（即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药的全部生产”，“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为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政府标价拍卖， 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

①此外，东印度公司还在发给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规定，不得

载运非东印度公司所生产的鸦片，否则处以罚金，此后鸦片的输入迅速1795—1838 年鸦片输入表（每年平均数）单位：箱

增加。

鸦片输入的激增，引起了清政府的担心。一八○○年（嘉庆五年），清政府再次下令禁止鸦片入口，规定凡外国商船来粤，须先由行商具结，保证进入黄埔的货船不夹带鸦片。但是，外国鸦片贩子们用贿赂和走私的办法使禁令成为具文，负责巡缉鸦片的清朝官吏在得到一笔贿赂之后，便不加过问， 甚至掩护和参与鸦片走私。烟贩们比从前更加猖狂地偷运鸦片，鸦片的输入量有增无减。一个烟贩泰乐尔曾在一八一八年得意地说：“鸦片象黄金一样， 我可以随时卖出”①；另一个烟贩查顿写信劝诱他的朋友参加鸦片走私，无耻地说：鸦片贸易“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②。

英国东印度公司、私商和英印政府从鸦片贸易中获得暴利。一八一七年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拍卖的孟加拉鸦片每箱卖一千七百八十五卢比，而每箱鸦片的成本费仅二百二十二卢比，售价为成本费的八倍以上，每箱获利一千五百六十三卢比，这一年共卖出三千五百五十二箱鸦片，全年获利五百五十五万余卢比，其中英印政府征收鸦片税二百三十七万卢比，东印度公司可得纯利三百十八万卢比。英国商人将鸦片运至中国，每箱以一千三百美元（折合二千六百七十八卢比）出售，每箱又可赚八百九十三卢比。罪恶的鸦片贸易使英国政府和商人大发其财。英国侵略者承认“这笔出口生意，对于我们印度殖民地利益太优厚了，不能轻易放弃”③，英国国会对于鸦片走私贸易也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九页。

① 格林堡：《英国贸易和中国的开放》第十八页，剑桥，一九五一年版。

② 格林堡：《英国贸易和中国的开放》第十八页，剑桥，一九五一年版。

③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十分赞赏。英国议会报告中说：“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在英国政府 的赞助与鼓励下，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也日益猖獗。

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清政府重申禁令，采取了较前更为严厉的巡缉措施，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勾结的中国鸦片贩子。英国烟贩们为了对付清政府的禁烟措施，把装载鸦片的趸船由黄埔移至距广州四十里的伶仃洋面。“在那里，具有全副武装设备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的，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窑口（即：私卖鸦片烟的店铺） 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着一切危险和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清政府加强禁烟措施的结果， “只是使鸦片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经营鸦片贸易的地点”⑤。

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走私贸易越来越兴旺。据加尔各答的英人报纸描述： “在这里停留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有些是趸船，所载的主要货物是鸦片， 这些船只多少年就没有移动，⋯⋯自早至晚，走私船只从这些趸船上运走鸦片，来往不断。⋯⋯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在甲板的一边堆着巴特那和贝拿勒斯鸦片，另一边又堆着摩拉瓦鸦片，⋯⋯你再举目一看，又可看到在船尾上，二千元一箱的洋银，不知多少箱，也有箱子里装着纹银的。⋯⋯当你看到在这船上这些财富充斥的象征，而且这些钱财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着。你便对这部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在这里边的投资是很大的，总不下二千万元左右。”⑥

鸦片走私贸易不仅有趸船作为总的集散地，而且鸦片贩子们 还向中国内地撒开了一整套鸦片走私网。一八三一年一个清朝官员指出：“溯查夷船私带烟土来粤，从前潜聚于香山县之澳门地方，近缘奉禁綦严，易于盘诘，该夷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夷船，囤积烟土，称为鸦片烟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为之捍卫。然其货远在洋面，奸商不敢出洋贩卖，夷人亦不敢私带入关，于是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 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书信”。然其货仍在洋面，难以私带也。则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桅， 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脱逃，关吏无如之何，惧干重咎，匿不报官。是以白昼公行，肆无忌惮，闻此种快蟹，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船包揽。查关津口岸，皆有巡船，所在如织，不难缉捕。无如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是快蟹为出名带私之首，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其余各省私贩，则必由快蟹包送入口，包送出境。⋯⋯ 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则有奸民串同各衙头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

《 英国议会报告》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卷十一，第十页。转引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 第十三页。

⑤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七页。

⑥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①

鸦片走私贸易的泛滥，是由于清朝各级政府机构的腐败。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在鸦片走私贸易中营私舞弊，得利分肥。政府的禁令越严格，官吏们越有可能染指于鸦片走私贸易，使它成为自己的财源。这样，禁令除了帮助官吏们发财之外，不可能发生别的作用。在官吏们的包庇纵容下，鸦片走私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进行。

十九世纪上半期，鸦片在英国对华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鸦片输入值远远超过其他商品输入的总值。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每年鸦片输入值大约一千数百万元，而毛织品、棉织品、五金等输入的总值，每年只有数百万元。这就使中英贸易发生了逆转，中国从出超变为入超。如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三八年度，中国对英输出的商品有：茶叶九百五十六万一千五百七十六元，丝二百零五万二千二百八十八元，其他商品为九十七万六千零六十元， 共计输出一千二百五十八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元，折合三百一十四万七千四百八十一镑。英国向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五金六十二万零一百一十四镑，棉布一百六十四万零七百八十一镑，鸦片为三百三十七万六千一百五十七镑，共计五百六十三万七千零五十二镑。其中仅鸦片一项即超过中国全部输出商品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七十六镑。中国在这一年就入超二百四十八万九千五百七十一镑。①

为了弥补贸易上的逆差，中国只好输出白银，这一年仅从广州一地即输出自银八百九十七万四千七百七十六元。由于许多白银是走私出口的，因此， 当时白银出超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从中外海上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和走私鸦片的估计数字来看，在一八二六年以前，白银有时出超，有时入超；从这以后，年年都是白银出超。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后，鸦片走私特别猖獗，白银每年出超一千万两上下，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