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军击退廓尔喀入侵与《钦定西藏章程》的订立

十八世纪中叶，廓尔喀族统治了尼泊尔，建立起新王朝，不断向外扩张势力。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以西藏当局征收贸易税太重为口实，派兵进犯我国西藏的聂拉木、宗噶、济咙等地，从而破坏了西藏人民与尼泊尔人民长期的友好关系。清政府派巴忠等率兵入藏援助，不想巴忠以迁就敷衍了事，令西藏地方当局与廓尔喀议和，“廓尔喀以聂拉木、宗噶、济咙三处地方，系他自己抢得，不肯退回，经噶布伦等许以每年西番银元宝三百个，作为地租，合内地九千三百两，令其退还地方”①。这样，巴忠用“地租”买回了被占的领土，却谎报廓尔喀已归顺退兵，蒙骗清廷。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又兴兵索取“地租”。先时，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到热河觐见，清廷隆重接待，特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型制，在承德建筑“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的行宫，六世班禅不久即患天花死于北京西黄寺。乾隆皇帝赏赐和在京各王公及内外蒙古供养的“金银不下几十万金，此外宝冠、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旃檀、华裟、磁器、采帛、珍珠，不可胜计”

②。这笔巨大财富都被班禅的兄弟仲巴呼图克图所侵占，而班禅的另一兄弟沙

玛尔巴是红教的活佛，受黄教的排斥，未能染指这笔财产。沙玛尔巴极为不满，逃往尼泊尔，唆使和带领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掠夺，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到巨大灾难。但驻藏大臣保泰，一闻廓尔喀进侵， “即心慌胆落，懦怯已极”，竟想把达赖与班禅“移至泰宁”，更加造成人心不稳，清政府闻讯，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沿途受到藏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达赖喇嘛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办理火药乌拉等事”①，积极支持清军的反侵略战争。清军很快把“廓尔喀人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二十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向清政府表示：退回在扎什伦布寺所劫掠的财物，承允今后永不侵犯西藏。福康安接受停战条件，撤兵返回西藏。

这次廓尔喀入侵事件，虽然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也暴露出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极端腐朽性，内部纷争不息而又没有能力防止外来的侵略；二是地方政治体制仍不够健全，如关于驻藏大臣与达

⑤ 《清实录》高宗朝，卷五三五。

① 《东华录》乾隆朝，卷一一六。

② 《西藏通览》第二编。

① 《总理藏务和琳奏谒见达赖、班禅折》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五日，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一一五页。

赖、班禅以及噶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职权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其他各项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制度等也存在不少弊端。总之，清政府还没有在西藏地区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统治中心。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决心大力整顿和改革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清廷命福康安会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等共同筹议西藏善后章程。从当年十月起，经前后会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项条款，第二年，经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正式颁布执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这个《章程》，不仅吸收了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且还大大地加以充实和改革，成为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规定的最高法律。

《章程》的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章程》中占重要地位的，是重新规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的职权和地位。《章程》的第一条即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伦以下所有西藏政教官员，均为驻藏大臣之属员，“事无大小，均禀驻藏大臣办理”。这个规定，大大地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实际上是把西藏地方政府置于驻藏大臣监督管理之下，这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独揽藏政、实行分裂割据的弊端，有着重大意义。

（二）《章程》还规定，驻藏大臣有拣选西藏地方官吏之权力，即前后藏的噶伦、戴琫①、商卓巴特②以下大小官员，凡有缺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又鉴于过去地方政府官吏“迁转补放，毫无等级”，职官制度紊乱，《章程》中还规定了官员的品级，如规定噶伦为三品，戴琫、商卓巴特为四品等。地方官员的升黜赏罚，亦由驻藏大臣主持。

（三）《章程》规定，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呼图克图的转世③，必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采取金瓶抽签来决定，即所谓“金瓶掣签”（金奔巴）制度。过去每当前一辈达赖、班禅和其他活佛圆寂后，在指定新的“呼毕勒罕” 即“转世灵童”时，“俱凭吹忠（巫师）作法指定”④。这种制度行之既久，往往被一些封建农奴主贵族所利用，他们以收买、拉拢吹忠的手段，指定其后代子孙为“呼毕勒罕”，从而夺取政教大权，操纵整个政局，致使“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相传袭”，形成“几与封爵世袭无异”⑤的局面。这种制度既不利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政教的管理，也易于使西藏封建农奴主割据势力膨胀扩展。因此，清政府于《章程》中明确规定：每当达赖、班禅死后，将各地呈报之“呼毕勒罕”姓名、出生日期等，交由驻藏大臣以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之上，放入清政府颁发的金瓶之中。在驻藏大臣亲自监

① 戴琫，亦作代本，为统率五百人的军官。

② 商卓巴特，为掌管大活佛仓库之僧官。

③ 按黄教内部有所谓“呼毕勒罕”制度，即是说达赖、班禅和其他呼图克图皆为佛的化身。而佛是长生不灭的，死去的只是躯体，其灵魂可以“转世化生”。而黄教又规定达赖、班禅不准结婚，无法世袭，为保持“法统”不断，便实行“转世化生”的特殊方法，即每当达赖、班禅和其他呼图克图（活佛）圆寂（死）后，在一年内将于某地“转生”，这个“转生”的“灵童”，即称之“呼毕勒罕”（藏语，意为化身）。

④ 《卫藏通志》卷五。

⑤ 乾隆：《御制喇嘛说》，见《卫藏通志》卷首。

视之下，于大昭寺宗喀巴佛像前抽掣，抽中者，即确定为新的“呼毕勒罕”。而这个新的“呼毕勒罕”长大后，亦须在驻藏大臣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

（四）根据巩固国防的需要，《章程》中规定建立西藏的地方常备军。清政府鉴于廓尔喀两次入侵，“藏内番兵乘间即逃，遇敌即退”的情况，决定对藏兵“给钱粮口粮，加以训练”①。于前后藏“各设番兵一千名”，并于“冲途要隘之定同、江孜地方安设番兵各五百名”，总共于西藏地区设军队三千名。同时还规定了军队的编制、粮饷和赏罚等一系列制度。

（五）在西藏对外交涉方面，《章程》中规定：“俱由驻藏大臣主持。” 如廓尔喀、布鲁巴克、哲孟雄等毗邻国家写给达赖、班禅的书信，必须“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至于噶伦以下官员，不得对外“私行发信”。在外事方面，“来藏布施瞻礼”的外国商旅，必须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

（六）在财政制度方面，《章程》也作了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并设立机构，铸造银币，统一货币的成色与折算比价。

从上述《章程》主要内容来看，清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政治与宗教制度等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通过这些改革，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巩固国防与安定社会秩序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① 《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