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政府的闭关政策

英国输华的商品，除了受到经济上的抗拒之外，还受到政治上的限制，

② 马士：《编年史》卷四，第二页。

①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五页。

②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十八页。

③ 《文献丛编》第十七辑，福建巡抚常赍奏，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七二页。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这就是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政策。清政府为什么采取闭关政策呢？归根到底，这还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因为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不需要外来商品而可以自给自足。如乾隆帝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嘉庆帝的上谕中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②封建的自然经济是使统治者形成固步自封、虚矫自大、闭关自守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封建国家的特点时指出：“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③

应该指出：“闭关自守”不但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生长物，而且由于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因此清政府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以玄奘、鉴真为代表的许多僧人往印度、日本求经传法，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也前来长安学习。在明初，郑和率领下的庞大航海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并远达非洲海岸。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逃避退缩，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①。十八世纪后期已是中国封建社会“衰弊陵夷之际”，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朝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和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自然也不会有对付资本主义的正确策略，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将会加强反对政府的力量，引发起新的骚动。因此，它执行闭关政策特别严厉，各种清规戒律、繁文缛礼，把中外交往限制在非常狭小的渠道里。清朝政府精心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作自己的皇帝，对外可以不闻不问，高枕无忧。历史的实践粉碎了这一反动幻想，事实上，他们只是糊起了一堵薄薄的纸墙，被外国侵略者一戳即破。

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措施，是在中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主要措施有：

一、限定一口通商。

当康熙朝开放海禁之初，并未限制通商口岸。外国商船虽然大多集中在广州，但也有驶往厦门、宁波进行贸易的。十八世纪中叶，英人洪任辉几次

① 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十三，第八页。

②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二十九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六十六、六十七页，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① 《鲁迅全集》第一册，第三○一页《看镜有感》。

带英船到宁波贸易，意图在此处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引起清政府的疑虑。乾隆帝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①。一七五七年

（乾隆二十二年）谕令禁止外国商船再到宁波，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英人不服，洪任辉由海道去天津，向清廷要求开放宁波，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清政府派人调查属实，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但仍不准宁波开港，洪任辉亦因“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②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以后，通商口岸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

外国商人对一口通商的限制极为不满。因为外商需要的生丝、茶叶大量产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在广州采购，要经过长途运输，加重了成本。而且，广州已形成了行商制度，垄断对外贸易，弊端重重。外国商人急思摆脱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的束缚。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个外交使团到北京，都把开放通商口岸和自由贸易作为主要的要求，但清政府坚持不准。

二、对进出口货物的限制。

开放海禁之初，只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但以后范围扩大，禁止出口货物的单子越来越长。大米、豆麦、杂粮、铁器、废铁、生丝、绸缎、马匹、书籍都在禁止之列，这就严重地妨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例如：由于禁止铁器和粮食出口，凡出洋贸易的中国商船，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柄，不但煮饭烧水生活上很不方便，而且在海盗猖獗的洋面航行，丧失了自卫的手段。又出海商船预先规定了往返日期，船上每人每日只许带食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由于风涛难测，航行日期有时大大超过规定的日期，时有发生断粮的威胁。这种烦琐不合理的规定大大限制了中国商船的出海。还有生丝、绸缎禁止出口，更严重地影响国内的生产发展，丝绸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产品，是对外出口的大宗货物。由于出口增多，丝价上涨，这本来是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并不是坏事情。但是，封建官吏看到丝绸涨价，就神经紧张起来，下令禁止丝绸出口。结果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封建官吏后来也承认禁止丝绸出口， “中外均无裨益”①。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不得不改变办法，放宽禁令。以后规定：装载生丝出口，外国船只每艘不得过一万斤，中国船只每艘不得过二千斤。

三、对外国商人的防范。

自从发生洪任辉至天津控诉的事件后，清政府把中国人和外商的接触视为隐患，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类事件，于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规定了《防夷五事》：第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第三，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第四，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第五，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所谓“防

① 《清高宗圣训》卷二八一，第五页。

② 《清高宗圣训》卷一九九，第十页。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闽浙总督杨庭璋等奏，乾隆二十九年。

夷”，着重点是防止外商和中国人发生接触。一八○九年（嘉庆十四年），两广总督百龄又规定《交易章程》六条；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规定八条章程；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卢坤又续定八条章程。规定越来越烦琐，限制越来越严格。如规定：外国商人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向官府直接投送文书，居住在广州商馆中的外国人只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到附近的花地和海幢寺游览散步，每次限十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以及外国妇女不准前来广州等等。

四、行商制度。

办理对外贸易的商人，称“洋商”，他们之间有类似行会的组织，称“洋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上，常有旧行倒歇，新行增添，不一定是十三家。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洋行的商人们为避免相互竞争，订立规条，组织了垄断性的“公行”，“公行” 一度因外国商人的反对而取消，后来，为了便于管理，又在行商中指定一人为总商。行商制度屡经变迁，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对外贸易完全由行商把持。充当行商须清政府批准，要由其他行商保举，尤其重要的是向官吏纳贿；行商也不能自由辞退。如行商潘致祥于一八○八年（嘉庆十三年）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已允许辞退，而六年之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仍强迫潘致祥再当行商。蒋攸铦称：潘致祥“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任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应饬仍充洋商”①。

行商制度在清朝政府闭关政策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的委托，执行政治上的职能，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粤海关纳税，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纳，若有漏税欠税，行商负责赔偿。行商又代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外商不准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都由行商转达。所以，行商实兼有商务和外交的两重性质。

当时的外国人对行商作了如下的描述： “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

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 “行商对‘户部’（实为粤海关）负责出入口关税，只有他们能与海关

官员办事，因此，外人免了报关交税的麻烦。⋯⋯ “行商经管广州一埠每年总额达数百万元的全部对外贸易，获利固丰，

责任亦重。洋船或其代理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 “行商的地位，是由献给北京方面一大笔金钱而获得的，这笔钱听说甚

至高达二十万两，即五万五千镑。‘执照’虽如此昂贵，但可保证长期的巨大利益。然而政府常常向他们勒索巨款，迫使捐献，例如，为了公共建筑、救灾、江河决口等等。⋯⋯”①

长期垄断着对外贸易的行商，一面搜刮了大量金银珍宝奉送给皇帝和各级官吏，去填塞无穷的欲壑；一面又父子相承，作为世业，积聚巨大财富，他们都是锦衣玉食，园宅华丽、生活奢侈。据外国人估计，著名行商伍敦元

①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二十三页，两广总督蒋攸铦奏，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① 亨特：《广州番鬼录》。

在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所拥有的田产、房屋、店铺与货物，共值二千六百万元。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措施，构成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主要内容。

怎样来评价闭关政策呢？当然，这种政策是产生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清朝统治者幻想关上“天朝”的大门，以永保长久统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①。但是，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既不能阻挡住凶恶的欧美侵略者，也不能减轻侵略的祸患。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殖民地，“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可能存在与发展”②。中国能否抵挡住外国的侵略，决定于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闭关政策既不能影响和改变外国资本主义的本性，也不能妨碍它们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反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造成了沉闷、闭塞、停滞、倒退。它是徒劳无益而且十分有害的政策。

闭关政策导致了中国航海业的衰落。在明代以前，中国的航海业居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到一五三七年（明嘉靖十六年），外国人还见到拥有四十艘大帆船的中国商船队航行于南中国海。此后，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到达远东，世界航海事业突飞猛进；而中国政府却闭关自守，千方百计限制航海事业，清政府规定：出海商船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③，乘船出海的水手、客商“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④。中国的航海业，受到种种束缚，无法赶上外国。昔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上的大型中国船队遂告绝迹。

闭关政策也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商人和华侨。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很早就在东南亚各地活动，对当地和中国的经济交流作出了贡献。清政府不但不给以支持、鼓励，反而多方阻挠他们出国贸易。如雍正帝对出国的商人和华侨极为歧视，他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①”。

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到广州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但由于清政府禁令森严，中国的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只有一些小商小贩零星地贩运货物出洋，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长期由外国商人所垄断。当时也有个别商人，积攒了资本，自造了船只，具有与外商竞争的雄心和一定实力，但在清政府的打击下不能开展业务，反而家破人亡。如康熙时上海的大商人张元隆“广置洋船，海上行走”②，“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页，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② 《列宁全集》卷三，第五四五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第四页，康熙二十三年议准。

④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第十一页，康熙五十三年张伯行奏。

①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第十二页，雍正五年谕。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四，康熙五十三年十月。

各省，倾财结纳”③，张元隆还想打造远洋帆船一百艘与外国商船竞胜。而当时的江苏巡抚、顽固的理学家张伯行把这样的大商人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竞制造冤狱，诬陷张元隆结交海盗，罗织株连，非刑逼供，夹毙船户十二人，拖延五年不结案。在这样的封建统治下，中国商人的对外贸易根本无法开展。

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危害极大。如中国出口货物的大宗是茶叶，产于福建、安徽。清政府规定：茶叶必须在内地陆路运输到广州，不准由海上就近运输。经过长途迂回，沿途关卡，层层勒索，不但成本增加，而且运输期长，茶叶易于变质。嘉庆年间，有人请求准许福建茶叶在厦门出口，清廷“传旨申饬”，说是明系由奸商怂恿，冒昧陈请”，顽固地坚持长途运输茶叶的旧政策，说什么，“虔受约束，为法甚善，必应永远遵行”①。类似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的官吏指出了闭关政策的危害性：“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②

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十七和十八世纪，西欧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放射出光辉异彩。而中国知识界闭目塞聪，沉溺于理学、八股、考据、词章之中，踏步不前。清政府十分害怕中外文化的交流，把外国的文化科学视为离经叛道的邪说，限制外国书籍、文字的流传。康熙时，北京和各地方有一批外国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某些科学技术知识，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政府禁令，这点有限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得不到传播、推广，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康熙末，清朝和罗马教廷发生争执，限制了传教活动。雍正初，完全禁止了天主教，这就像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倾倒掉一样，掐断了中西文化仅有的一点薄弱联系。中国被紧密地封闭着，知识界不但不可能向外国学习，也根本不了解中国以外的情况。资本主义的欧美诸国日新月异，而封建的中国停滞不前，依然故我，越来越落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