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甘肃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在甘肃循化（今属青海）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紧接着于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又爆发了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而这两次人民反清起义是由撒拉族、回族内部新、老教斗争引发转化的。

撒拉族、回族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按照伊斯兰教“天课制度”的规定，凡有资财与收入者，除生活的必要开支外，其余财产要按一定比例交纳清真寺。伊斯兰教最初规定“天课制度”的目的，“主要的一方面是征集教徒的货币与生产品作军饷薪俸，附属的方面则是用作救济还在被压迫环境中教内的穷民”①。但在我国西北地区，这种“天课”，事实上被清真寺的教长、阿訇所独占。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个人财富的增加，教长与阿訇们占有的“天课”也日益增多。教长们利用教民缴纳的“天课”购置土地，又租给农民耕种，进行地租剥削。这样，土地日益集中于清真寺，而教长也逐渐变成大地主。与此同时，教长为控制清真寺的土地与财富，也从教民推选变为世袭，这就形成了“门宦”制度。“门宦”制度是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大土地占有制，而“门宦”也自然成为广大农民的最大剥削者。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下层群众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反对“门宦”的斗争。在乾隆年间，甘肃撒拉族与回族地区的反封建斗争，正是以反“门宦”的教派斗争的形式而展开的。

甘肃安定（今定西县）回民马明心，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于长期留居中东与中亚各地后归国①。他适应农民反对“门宦”制度的要求，“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②，创立新教，反对老教的“多收布施，敛钱惑众”。这一主张遭到狄道（今临洮）、河州一带门宦势力的强烈反对。马明心便到门宦势力薄弱的循化撒拉族地区传播新教。新教“念经时则摇头，念毕则耍拳舞手，⋯⋯入其教者，皆有周济”③，因此，“附之者日众”，新教迅速得到撒拉族、回族人民的广泛信仰，在撒拉族一千多户中，很快有八百多户改奉新教④。连乾隆的上谕中也说：“近闻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疋，所费较多，而

① 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第 54 页。

① 莫里斯·洛沙比：《中国与内陆亚洲》第一七二页，1975 年伦敦版。

② 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八。

③ 龚景翰：《循化志·回变》卷八。

④ 《兰州纪略》卷六。

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⑤新教的迅速传播，引起旧教“门宦”地主的仇视与反对，新、老教之间多次发生械斗，双方斗争愈演愈烈。清政府偏袒老教，把马明心逐出循化，但马明心的助手苏四十三与贺麻路乎继续传播新教，坚持与老教进行斗争。

由于清朝统治者采取“帮扶老教”、“尽洗新教”的政策，使原来新老教的斗争迅速转化为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一七八一年二月四日（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二日），苏四十三的助手韩二个率新教徒千余人，攻入清水工① 河东老教区，杀死哈尔户长（总头人）韩三十八，苏四十三“戴大红顶”，自称“回王”，立旗号，撒拉族人民正式发动了武装起义。陕甘总督勒尔谨闻讯后，派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前去镇压。苏四十三率新教教徒千余人，全部歼灭前来镇压起义的清军，并处死了杨士玑与新柱，乘胜攻破河州，勒尔谨急忙到狄道防守。时清朝统治者深知马明心为新教群众所信服，遂设计擒马明心，押于兰州省城狱中，苏四十三通过“山僻小道”，乘虚直取兰州，得到各处回民的支援，顺利渡过洮河，杀得清军“伤折过半”，胜利到达兰州城下，准备攻城营救马明心。

清政府急调固原、西宁、凉州等地清军及循化撒拉族土司韩煜等往兰州救援。清统治者为缓和起义军的进攻，将马明心拥上兰州城头，强迫劝说起义军撤围，马明心坚不从敌，把头巾掷于城下，表示誓死反清到底的决心，而起义军攻城益急，统治者气急败坏，将马明心杀害。这时，勒尔谨已由狄道“驰回兰州”，不久，又有西宁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等“奉急诏率满汉兵至”，②共调兵二万余人，而这时起义军仅二千余人，主动撤离对兰州的包围，转移至距兰州三十里的华林山一带。

五月中，和珅率京兵到达兰州，大举进犯华林山，起义军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众虽千余，皆新教死党，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衄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③义军奋勇作战，击毙固原总兵图钦保等，歼敌近千人。

清政府又赶忙命阿桂为钦差大臣，统一指挥，并从北京调来二千名火器营兵，从四川调来一千名善于在山地作战的藏兵及七百名阿拉善蒙古兵。但阿桂所率清军仍不断为起义军所击败。最后，阿桂仗着兵员众多、武器精利，将起义军团团围困，并切断起义军去黄河取水的通道，又把水磨沟处小河从上游引往他处，因而使起义军陷入断水的严重境地。撒拉族起义初起，攻势凌厉，斩关夺隘，以摧枯拉朽之势下河州，趋兰州，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好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在兰州进行攻城，未能成功，顿兵坚城之下，消耗了实力，失去了时间，此后，退守华林山，凭着勇敢精神和险要地势，与清军周旋。但是，他们的老家循化和已攻下的河州并未派兵驻守，也没有很好地联络和组织各地回民起而响应，因此，没有后方的支援，没有友军的策应，孤军作战，陷于被动地位。起义军虽在困难之中，团结一心，“断水数日，尚能死守”①。八月初，清军攻破起义军的防线，夺取寨堡，起义领袖苏四十三在战

⑤ 《清实录》乾隆朝，卷一三四一，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① “工”为撒拉族地区基层行政单位，每工包括几个村落，循化撒拉族共分十二个工。

② 《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十三。

③ 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① 《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十三。

斗中牺牲。起义军余部退入华林寺，“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②，清军放火焚烧华林寺，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

这次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对新教和撒拉族实行高压政策，阿桂向清廷奏请：“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日后如有复倡新教者，即行首告指拿”③，并规定：撒拉族“不许私行出入内地，贸易者土司呈厅给照，移明所至州县，变货毕，速令回巢。”

④陕甘总督李侍尧于事后大举查办余党，株连罗织，乾隆帝恶毒地命令他：“不

动声色，密行查办远遣，断绝根株”①。清朝政府残酷的镇压措施，并不能完全消弭少数民族群众的斗争，反而激起更加猛烈的反抗，不到三年又爆发了石峰堡回民起义。

石峰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田五、张文庆、马四娃都信奉新教，对清廷压迫新教回民十分忿怒，在固原州、通渭一带团结回民，要为马明心报仇。当撒拉起义军失败后不久，他们就在通渭北六十里的石峰堡修葺营寨，制造旗帐武器，准备在一七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五日）起义。不料事机泄露，有人向清政府告密，田五遂于六月二日（四月十五日）在盐茶厅小山地方提前起义，攻破距盐茶厅三十里之西安土堡，向西北发展，进入靖远县境。攻靖远、会宁，皆不克，不幸田五在作战时中枪牺牲，义军折向东南，与通渭的回民会师，攻克通渭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兵一千二百人， “由静宁进捣，长驱深入”②，陷入起义军的埋伏，全军覆没，明善被击毙。清廷急派福康安、阿桂、海兰察等调集大军，齐赴甘肃，这时，起义军连续进攻伏羌、秦安，均未能攻克，而清军蚁集，义军乃分别据守于静宁之底店山与通渭之石峰堡，与清军对抗。

福康安、阿桂至甘肃，首先夺取起义军各个分散的小据点，七月底，清军攻下底店山，起义军全都撤退到石峰堡，“石峰在万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险，惟北面一线可上。贼踞为巢穴，筑垒开沟，为负隅计，实绝地也。福公（福康安）既至，为相度地势，断其樵汲，立栅设卡。时当三伏，七日无雨，贼下视四面重围，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阳历八月二十二日）夜半，贼有佚围而出，夺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杀，贼投崖堕阱无算，生擒万余，贼无一脱者”①。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了下去。

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军时施用了极残酷的手段，屠杀撒拉族、回族人民以万计，事后又把大批人充军边疆。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点被消灭，如田五的故乡小山和张文庆的故乡草芽沟都成了废墟。少数民族群众的许多土地财产被没收，计没收的土地五万余亩、房屋近四千间，都贱价售给汉民，不准回民购买。这样就给以后制造了许多汉回争产的纠纷，埋下了民族不和的种子，这是清政府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罪行。

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起义，以新旧教派斗争开始，实质上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反封建斗争，进而发展为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但两次起义都带着浓

② 同上书，卷二十四。

③ 《兰州纪略》卷十六。

④ 《循化志》卷八《回变》。

① 《石峰堡纪略》卷六。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① 钱泳：《履园丛话》五《景贤》。

厚的自发性，阶级矛盾和教派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起义军未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长远的战略计划，未能进一步动员群众，团结其他民族的下层群众，军事上陷于消极防御。撒拉族和回族起义军英勇善战，给清朝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孤军作战，困守一隅，最后仍不免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