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族制度

一、族长、族规、祠堂、义田

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宗法关系的残余，至宋明以后得到加强，逐渐形成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族制度。在清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成为封建的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姓子孙，往往世代聚居，结合成庞大的宗族团体。乾隆初，江西巡抚陈宏谋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①，苏州府属各地，“兄弟析炊，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②，还有张海珊说：“今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两江左右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③。子孙繁衍，有成千上万户的大族，其中有不少源远流长的世家。如常州张姓是宋代名将张浚之后，无锡、金匮有唐陆贽、宋周敦颐、范仲淹、秦观、胡瑗之后，桐城有望族方姓、张姓、姚姓，福建各地有林、郑、陈、王等姓，都是族大人多，叶茂根深。有的地区，“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数十里， 即在城中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④。孔子的后裔更是一个显赫的大宗族， 分南北二宗。北宗居曲阜，封衍圣公，南宗居浙江衢州，世袭五经博士。明初，孔氏已有六十户，也就是分成六十个孔氏宗族的分支。乾隆时修谱，“今在 谱者已不下二万人”①，至咸丰时，六十户已丁满四万②。 宗族组织，特别是一些弱小宗族，在以分散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封建社会里，也带有团结、互助的性质，具有某些养老恤贫的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职能。所谓“廪其谷若干，以周族之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粜其余谷， 为钱若干缗，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③。但应当指出：宗族制度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它和政权机构相互勾结，相互渗透，有效地维护着封建剥削制度。 宗族制度是按父权家长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是一宗之主、合族之长，位尊望崇，掌握很大的权力，他是“族权”的体现者。一族之内又按昭穆亲疏分成若干支，支下又有“房”，房有房长。大的宗族还有“族正”、“宗直”、“户头”一类的执事人员，佐助族长，处理各种事务。族长的产生多按照辈分、年龄、德行、威望、官爵来推举。如四川云阳涂氏家族规定：“族中立族长一人，族正二人，管理全族事务。由合族择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举充任”④。实际上，官高禄厚是担任族长的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官职越高， 在族内的号召力越大，在族外也有足够的权势，以庇护族人。顾栋高说：“夫使宗子（即族长）无禄，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为族人主”。有的

① 陈宏谋：《寄杨朴园景素书》，《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

②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引《区县志》。

③ 张海珊：《聚民论》，《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

④ 《光绪石埭杜氏宗谱》卷一。

①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六页。一一二四之一。

②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六页。一一二四之一。

③ 《魏源集》下册，第五○二页，《庐江章氏义庄记》。

④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一《族范志》。

宗族明文规定，宗族事务要“以族中有科名者掌之”⑥。族长权力的凭借是“礼”与“法”。从“礼”来说，根据宗法和纲常名教的一套礼制，族长处于“尊尊”的地位，“名分属尊，行者宜恭顺退让，不可渎犯”⑦。另外，旅长又可执行“家法”，有如官吏之执行“王 法”。“家之有长，犹国之有官。敢有詈骂尊长，越礼犯分者，通族权其轻重，公同处置”①。

“族规”（或称“宗约”、“家规”、“家训”）是全族人员必须恪守的行为规则。它是宗族制度的支柱，也是族长“管摄”族人的统治工具。“族规”几乎和国法相似，具有强制服从的性质。“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纪纲不立，天下不平，家训不设，家人不齐矣。夫家中之有长幼内外之殊，公私亲疏之别，贤愚顽秀之不同，苟非有训以示之，而欲一其性情、遵模范，绝无乖戾差忒之虞，虽圣人不能强也”

②。可见“族规”、“家训”对于约束宗族成员是十分重要的。族规的思想基

础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在宗族内部，祖宗父辈最为尊严，他们的命令、意志不得违拗，“子孙受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亟自辩理。媳事姑舅亦然”③。“其尊于我者，诸事本宜顺受，即有委曲，不妨从容待白，若以激烈之气行之，则犯上矣”④。清律中规定：父有罪，除大逆不道外，子应为之“容隐”，如告官，触“干犯”律，即使告实，父可减免而子却要判刑。在宗族内部，绝对服从父母尊长，在宗族以外，就要求移孝作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把国家当作一个扩大了的宗族，在政治关系中渗透着宗法伦理的精神。一般人都把应试出仕，加官晋爵，看做是“光宗耀祖”的盛举。所以，在宗法制度下，最适宜于培养熏陶忠于专制皇帝的官吏和顺民。

“族规”、“家训”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宣扬“安分”、“睦族”、“听天由命”，企图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掩盖尖锐的阶级对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宗族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贫富分化，少数族人成为地主富豪，大多数人沦为被剥削者。一家之内“有兄贫而弟富，有嫡荣而庶寒”。就像曲阜孔氏这样的大宗族，大宗主世袭衍圣公自然是权倾当世， 富可敌国。可是孔门后裔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贫苦农民。所谓“孔氏子孙，支派繁多，多属贫难无以糊口，甚至有鬻身佃户、庙户等家者”①。正因为宗族内部的分化迅速，所以“族规”、“家训”反复告诫族人，无论贫富贵贱， 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我看来是千百人，祖宗看来是一人”②。用调和论和天命论的说教，要求宗族成员承认“富贵贫贱，自有定分”。要“睦亲族”、“笃伦理”，贫者不可有非分的想望和举动，“本枝一脉，必有荣枯，倘自剪伐，则枝叶有害，本实先拔矣”③。这样来唤起宗族成员“木本水源之思”，而泯没其阶级意识的觉醒。

⑥ 《京兆归氏世谱》卷上《春祭田考》。

⑦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一《族范志》

① 《陈氏宗谱》卷一《罚恶》。

② 《张氏宗谱》卷二《家规》。

③ 《京江王氏族谱》《家教》。

④ 《续修徐氏家谱》上册《家训》。

① 《曲阜孔氏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四九九三。

② 《竹溪沈氏家乘》卷一。

③ 《陈氏宗谱》卷一《家规》。

在“族规”中虽然也有富不欺贫、贵不压贱、强不凌弱的规定，要求族中的富人要“怜贫”、“恤族”，但真能这样行事的人并不多。

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祠堂。张履祥说“今欲萃人心，莫大于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于建祠堂”④。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其中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又是全族集会办事的场所。巨室大宗的祠堂，规制宏大，富丽堂皇， 耗费巨大，“乡中建祠，一木一石，俱极选采，在始建者务求壮丽，以尽孝敬而肃观瞻”⑤。较大的祠堂“上建龛堂，所以安神主而序昭穆也；中树厅事， 所以齐子孙而肃跪拜也；前列回楼，所以接宾朋而讲圣旨也；左右两庑，所以进子弟而习诗书也”⑥。祠堂又称“家庙”，值春秋祭祖时，仪式隆重，气氛肃 穆。一般由族长主祭，“合族晨兴，齐集于祭所，随班次行礼”，“尊者在前，卑者在后，务整齐而严肃，如祖考临之在上，不可戏谑谈笑，参差不齐”①。有官爵者必须官服，其他人也必须衣冠整肃，“短衣赤足者，不得列班行礼”②。其实，对于死去的父家长——列祖列宗的尊崇，即是为了抬高活着的父家长——族长、家长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族人、家人的支配权力。同时，也是为了激发宗族成员对先祖的敬仰，使他们产生同宗共祖的荣誉感、亲密感，以增强宗族的联系，加深族人对族长、家长的依附关系。

祠堂又是款待宾朋，教育子弟，处理族中事务，执行家法的地方。有的“祠规”内说：“凡有族中公务，族长传集子姓于家庙，务期公正和平，商酌妥协”③。许多“族规”中规定，族人发生纠纷，先在族内祠堂中调解解决， 不可先告官兴讼。如四川云阳涂氏的规定：“族人有田土、坟墓、钱债等项纠葛，或口角微嫌，须入祠凭族房长公同理论，不得擅兴词讼”④。洞庭严氏规定：“各支如有田土、钱债细故争执，不得遽行兴讼，先宜禀达族长支长， 相约谒祠理讲，毋得褊袒。如理讲不服，始可到官告理”⑤。有的“族规”内干脆规定：“不告各支长而竟告官者，无论曲直，必传至祠内，重责重罚”⑥。族内的调停处理有很大约束力，一般说，族人必须服从，“族中或有故相争， 必各据实呈词，禀明宗祠。祠主定期约同族尊、族贤⋯⋯询其颠末，代为排解。如退有后言，擅敢兴讼者，祠主责治，公议量罚”⑦。

当宗族成员有悖礼违法的行为，也不必经过官府，即由“族长传单通知合族，会集家庙，告于祖宗，家谱削去名字，祠墓不许与祭。此外，凡有过失，另酌其轻重以示罚”①。祠堂内执行家法，俨然如衙门之执行国法。

宗祠与义田（族田）互为表里。有祠必有田，二者不可缺一。有人说： “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

④ 《清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家堂》。

⑤ 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

⑥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二《祠堂碑记》。

①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二《祠规》。

② 《京江王氏族谱》《祭约》。

③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二《祠堂碑记》。

④ 同上书，卷十一《族范志》。

⑤ 《严氏族谱》卷十二《族规》。

⑥ 《竹溪沈氏家乘》卷七《祠规》。

⑦ 《陈氏宗谱》卷二《宗约》。

① 《竹溪沈氏家乘》卷七《祠规》。

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子孙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与义田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②。“义田”也是宗族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族权的物质基础。

义田都由族人中的富贵者捐赠，也即是地主、官僚、富商出其剥削所得的一部分，沾惠宗族成员。清政府大力提倡这种“捐田赡族”的义举，由巡抚“造具事实清册送部（礼部）”。由礼部题请皇帝予以旌表，所捐田产价值在银千两以上者，由地方官给银建坊。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一些巨家大族的义田动辄以千亩计。按规定：义田出租的收入，用于周济鳏寡孤独、残废贫穷的族人，“其婚嫁之失时也，则有财以助之；其寒也则为之衣；其疾也则为之药；其死也则为之殓与埋”③。有的还开设义学以教育本族子弟，举办义赈以减轻水旱灾荒，也有用于表扬孝子节 妇，奖励入学中举。在敦宗睦族、尊亲敬老的名义下，对族人作有限的经济帮助，以加强族人的宗法观念， 缓和宗族内部的阶级矛盾。

义田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管理权都在族中官宦绅富的手中。在义田上耕作的农民，或为本族成员，或为族外贫民，都要交纳苛重的地租，处在封建剥削之下。义田的收入，实际 上常被族长及掌管者侵蚀吞没， 有时因为分赃不均，还争吵涉讼，所谓“争祠产而阋墙，则近世巨宗，多狃此习，于尊敬之本义乖谬甚矣”①。有的土豪恶霸，不肖子孙，甚至盗卖义田族产。如道光初，太湖水利同知刘鸿翱撰写《杜盗祭款立碣记》，立碑昭示， 禁止盗卖义田，保护宗族制度。其中说“丙戌（道光六年），余分守来此， 甫下车，即有（洞庭）西山沈氏盗卖祭田一案，立予惩责，追还原物，并给示两山祠堂。越数月，东山严国涛等控严昭宇侵吞祠项七百余千”②。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侵吞祠产案件，可见这类事件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