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雍正的继位

康熙之死和雍正之立，距今已二百六十多年。有关这一历史上的疑案，至今没有发现充分而可信的文件，其真相和细节难以窥知。根据官方记载，

⑤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第四三二二页。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四，五十三年十一月。

② 《抚远大将军奏议》。

③ 《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④ 《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七二二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康熙在热河行围一个多月，返京后又去南苑行围，看来身体还很正常。阴历十一月初七日，回畅春园，说是“偶冒风寒”，似乎不是大病，且病情逐日好转。这时命皇四子胤禛出居斋所，以便代行冬至日的南郊大祀。十三日凌晨，病情忽然恶化，传诸皇子入见。寅刻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如下：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下达这道诏书，胤禛并不在场。他赶到畅春园已在巳刻，三次进见康熙问安，这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直到夜间戌刻，康熙去世，方由隆科多向胤禛宣述遗诏，据说胤禛尚无当皇帝的思想准备，“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胤祉等向他叩首，遂即皇帝位，改元雍正。

对于这一官方记载从来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官方的记载基本可信，雍正的继承是合法的，是根据康熙的临终末命；另一种则不相信官方记载，认为雍正出于矫诏篡立。康熙病危，雍正和隆科多控制着当时的形势，假传遗诏，夺得了皇座，甚至连康熙之死也很可怀疑。以上两种看法，都有某些根据，但根据也都不够充分。康熙朝的《实录》记载康熙传位之事甚详，但那是雍正在位时纂修的，所说自然对雍正有利。现存的档案也经过了雍正的篡改或销毁，没有留下篡立的明显证据。如果完全相信这些资料，据之而编写历史，必然会承认雍正继承的合法性，这等于在审判中只听信一面之词，进行判决，而不听另一方的申诉。可是，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中，另一方也不可能提出并留下充分有力的申诉，我们目前只看到保留在《大义觉迷录》中的一些传言，所说雍正篡立的情节，曲折离奇，和官书记载大相迳庭。“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我们同样也要估计到这些流言出自雍正的政敌之口，究竟有几分可信？斧声烛影，是千古难决的历史疑案，今天要判断雍正是否篡立，很难提出充分确凿的根据。

综观各种材料以后，雍正的继承帝统存在着疑点和破绽，授受之际不清楚，辩解之词有矛盾。我们只能抱着疑以存疑的态度，把问题提出来。

官书记载的康熙临终传位雍正的情节，存在着明显的破绽。据《大义觉迷录》说：康熙病危，在雍正赶到畅春园以前已向八人（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胤祹、胤祥、隆科多）下达传位的诏谕，而胤禄、胤礼、胤禓、胤祎，“俱在寝宫外祗候”，这是雍正合法继承的最有力的证明。但是，在研究了各种材料以后，有理由怀疑，根本不存在八人同受遗诏的事，因为，在“八人受谕”以后一个时辰，雍正就赶到了畅春园，在十个小时之内三次晋见康熙，这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一字未及已向八人面谕传位雍正的事，是康熙遗忘了吗？是向雍正本人保密吗？这都是于理不通的。而且这八个人居然也不向雍正说起这样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直到康熙死后，隆科多才传达遗命，雍正后来说：“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

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①。而且雍正听到了传位诏谕，还“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一过程离奇得难以令人相信。合理的解释是根本不存在“八人受谕”这回事，而是雍正捏造出来的现场以证明自己的合法继承。因为，《大义觉迷录》出笼于雍正七年九月，在这以前的文件中从来没有“八人受谕”的记载。雍正元年八月谕：“圣祖⋯⋯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②，这里，还一点没有“八人受谕”的痕迹。雍正五年十月开始出现了诸皇子受谕的记载，但还没有具体指名是哪些皇子，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③《大义觉迷录》中指名七个皇子和隆科多，可以为雍正的合法继承作证。可是这八人中，胤禩、胤禟已被害死，隆科多被禁锢死去，胤■则在禁锢中，都不能出来否认这件事。胤祉、胤祹得罪，一个已革去亲王，一个已革去郡王，胤祐则吓得战战兢兢，唯求苟全活命，雍正褒奖他“安分守己，敬顺小心”。这三个人那里敢出来捣乱，胤祥则是雍正的心腹，雍正称赞他“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矫诏篡立，他很可能出过力。雍正在康熙死去七年之后制造这“八人受谕”的场面，当然没有一人能够出来否认的。再看雍正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和“八人受谕”是矛盾的。雍正说：胤禩、胤禟都亲承康熙遗诏，方才“肯贴无一语，俯首臣服于朕之前”，但雍正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胤禩）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①，“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胤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②。胤禩、胤禟的举止不像在八个多时辰前已知道传位的遗诏，倒像是刚刚听到雍正要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的神情。还有，“八人受谕”的现场有皇十七子胤礼等在寝宫外伺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即胤礼）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③。看来，胤礼根本不在寝宫外伺候，也不知道传位雍正的遗诏。他在城内宫中值班，听到康熙去世，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碰到了隆科多，才听说雍正继位，大出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不过胤礼很能见风使舵，后来依附雍正，弹劾胤禩，封为果亲王。雍正去世，他还受遗诏辅政。还有更可怪的是隆科多得罪，雍正五年的上谕中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曾带匕首，以防不测”④。隆科多是康雍之际继承一案的关键人物，康熙去世他肯定在旁，而雍正为了罗织罪状，信口胡说，甚至又否认隆科多在场。可见他所说“八人受谕”的真实性是极可怀疑的。

当然民间的传言不可全信。如说康熙遗诏“传位十四皇子”被改成“传

①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谕。

② 《东华录》雍正朝，卷三，元年八月。

③ 《东华录》雍正朝，卷三，元年八月。

① 《大义觉迷录》。

② 《清实录》雍正朝，卷四十五，四年六月。

③ 《上谕八旗》，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

④ 《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一，五年十月。

位于四皇子”，这种说法已被专家们否定，因为按清朝的书写格式，胤禵写作“皇十四子”，胤禛写作“皇四子”，头一个“皇”字是不可省略的，因此改“十”字为“于”字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康熙的意旨可能要传位胤禵，也可能未及指定继承人就死了。他的仓卒去世，给雍正造成了机会。

据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马国贤说：“雍正即位，发布了一个使全国震惊的命令，赵被拘执，处死刑，财产抄没，子女为奴”①。赵即赵昌，地位虽不高，却是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的命令。为什么雍正一上台就要把他杀掉？为什么此人被杀使全国震惊？合理的解释是赵昌知道的事太多，而且不肯附和雍正，雍正必须立即把他解决掉。又雍正在自己即位后的第八天，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布命令，要大臣们交回康熙的朱批谕旨，“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他这样匆忙地要收回老皇帝的亲笔，是否担心其中有不利于自己继位的证据？接着雍正就把矛头指向诸兄弟，首先是把掌握兵权而且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胤禵召回北京，胤禵发现皇位被夺，感到忿懑不平，雍正斥其“无知狂悖，气傲心高”。胤禵一回北京，即遭幽禁，送去看守陵墓，同时又对其他皇子分隔处理，排挤打击，胤■被发往张家口，不久被永远禁锢。胤禟先被发往西宁，后召至保定害死。胤禩留在北京，此人既有才干，又有势力，最初被封为廉亲王，总理国务，这是雍正对他进行麻痹，胤禩也心里明白，底下向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②。果然，胤禩不断受指责打击，他的亲信或杀戮，或流放，最后胤禩也在幽囚中被不明不白地害死。还有胤祉以“与阿其那、塞思黑、胤禵交相党附。其子弘晟凶顽狂纵，助父为恶”①的罪名被革爵禁锢。胤祹也因事革爵。雍正对胤禩、胤禟最为痛恨，胤禩被改名阿其那（狗），胤禟被改名塞思黑（猪），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在康熙晚年，彼此嫌隙已成，积怨甚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肯阿附新皇帝，而且揭露篡立情况，使雍正的政治名誉大受损失。

等到诸皇子党渐次解决，雍正又掉转刀锋对向帮助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年羹尧与隆科多。年羹尧本是雍邸旧人，他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多年担任四川陕西总督，替西征大军办理后勤，处在可以牵制和监视胤禵的有利地位上。隆科多是佟国维之子，他们一家本来都是胤禩一党，但隆科多本人却在关键时刻倒向雍正一边。他既是康熙病中唯一的顾命大臣，又以国舅之亲，任步军统领，掌握着拱卫北京和畅春园的兵权。没有他的协助，雍正是不可能夺取皇座的。雍正即位之初，对这两个有功之臣恭维感激，尽心笼络，脱略了君臣的形迹。如对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又雍正二年批年羹尧的奏折：“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

① 马国贤：《京廷十有三年记》第二十二章。

② 《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五，七年十月。

① 《清史稿》卷二二○《允祉》。

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②。这类甜言蜜语，听来令人肉麻，出自皇帝之口，实为罕见。不想说得最甜，干得却最毒，笑里藏刀，口蜜腹剑。一年之后，言犹在耳，年羹尧即因“自恃已功，显露不敬之意”遭斥革，雍正三年底，罗织九十二款罪状，责令自裁。同时隆科多也被革去太保、公爵，雍正五年，又因私藏玉牒罪被禁锢至死。雍正的继统如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除了已被剪除的诸皇子外，可担心的就是年羹尧和隆科多，他们完全掌握了雍正的隐私，这可能是他们突然失宠、遭到杀身之祸的原因。

如果雍正出于矫诏篡立，又用残酷手段处置了诸兄弟，那就不能不受良心的谴责。后来乾隆说：胤禩、胤禟“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①。这是不是透露了雍正内心的愧恧不安呢？他的举动也很反常，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最受康熙爱重的孝顺儿子，即位以后，似乎害怕和回避康熙的亡灵。康熙住在畅春园，这是规模最大、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弃而不用，另营新居，花钱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起居的行宫。康熙经常去热河避暑山庄，一年几乎有四、五个月在那里活动，行围打猎，练兵习武，接待蒙古王公，雍正先前也常陪侍往热河，但他即位以后的十三年，一次也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顺治、康熙的陵墓都在北京以东遵化马兰峪，此处形势雄峻，地面宽阔，雍正偏要换个地方，到北京西南易县去另建西陵，仿佛在故意躲着康熙。这是否全是无意义的巧合？须知：尽管雍正本人雄才大略，很有识见，但头脑中有浓重的迷信思想。他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丘陵，大而川岳，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当敬信而尊事”②。“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知之甚明”③。一个相信天命鬼神的人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和兄弟的罪行，那就会心中有鬼，无论起居、娱乐、埋葬的地方都要远远地躲开他的父亲。这虽然算不得篡立的直接证据，但如有其他证据，也不失为一个旁证。

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抹煞雍正的历史作用。应该说：统治阶级的相互残杀是经常发生的，一个很英明的君主也往往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为自己开辟道路，雍正并不是个例外。但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具有杰出的统治才能，勤于政务，洞悉世情，办事认真，御下严格，以雷厉风行的姿态纠正了康熙晚年吏治疲沓、贪污公行的弊端，结束了皇族内部的长期争夺。他在西北用兵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保证了喀尔喀蒙古、西藏、青海、云贵、四川的安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他整顿财政、清查钱粮、实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等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安定。雍正统治十三年，时间不算很长，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他继承和发扬了康熙的政绩，促进了我国封建后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以后的乾隆“盛世”打下了基础。

② 转引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五四九、五五四页。

① 《清史稿》卷二二○《允禩》。

② 《东华录》雍正朝，卷五，二年八月。

③ 同上书，卷二十四，十二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