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鲁斯致罗素②

1861 年 11 月 12 日（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北京发第 161 号发文F.O.1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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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略]新皇帝和皇太后以及宫嫔人等一行已于本月（11 月）l 日（九月二十九日）自热河回到北京。他们一到北京，立刻就给恭亲王一份谕旨，恭亲王随即在大队警卫下前往内阁把那自行任命的八人委员会[按即自署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载垣肃顺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解职，并逮捕怡亲王载垣和他的兄弟郑亲王端华④ ，将其立即削去世袭爵位，囚人宗人府。

同时，肃顺护卫已故皇帝的灵柩缓缓向北京进发，遂在路上被捕，关人囚车解京。包括都城里大多数高绞官吏的特别法庭随即成立，审讯上述三人， 判有弑君的罪名，应予凌迟处死。不过皇太后终于把这等极刑减轻了。宣判的第二天，肃顺被解往刑场斩首，他的财产没官。两位亲王则授以吊巾，这就表示要他们在囚房内自缢；他们的财产尚未动。内阁中其他五人，前兵部尚书穆荫发往军台劾力，余四人革职。他们的罪名是未能抗争为首三人的奸逆行为。

就所附上谕看来，可知此次行动的动机和理由，是肃顺他们一夥非法专权，说是出自己故皇帝之手，任命这个政务委员会［按即赞襄政务王大臣] 的那通谕旨，毫无疑义的乃是他们自己伪造出来的，因为在下谕的那一天，故皇帝已经虚病垂死，根本不能颁遗诏了。

三人中野心最大的肃顺似乎以为新皇帝尚在幼年，他们如此攫得的权力，是不可摇动的。当人家对他宣读逮捕他的谕旨时，他大叫没有人能有这个权力颁下那道谕旨。这句不谨慎的话是判他公开处刑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还被控以各种罪行，如蔑视皇帝，僭夺大权等。[中略]据说肃顺曾劝诱故君不回北京而移宫盛京，目的在于尽量把皇帝和帝国的高级官吏以及他的亲族们隔离开来，以便使皇帝在肃顺的掌握之中成为一个被动的工具。

皇太后似乎从最初起就是急于转回北京，逃脱他们这一夥的束缚的。她遇到两种反对理由，其一完全是中国式的，说是道路太坏，故君尸体不能好好运到北京来：其二则说外国使团和外国人在北京，北京已成为不安全不宜于太后和皇帝居住的所在。太后之徵召恭亲王去热河，就是为的要了解第二点。恭亲王不顾阻挠他 应召的各种阴谋，终于到了热河去。所以这一场斗争的关键，主要的要看这一年我们和恭亲王交际中给他的印象如何而定。幸运的是，恭亲王信赖他自己对我们的观察和经验所获得的结论，而不株守中国政治历史典藉上的教条；他向太后保证，我们在此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之回京负完全责任。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时的行列。

已故皇帝的亲信逮捕斥责后，接着就有一道上谕，宣示太后听政，任恭亲王为首揆［接即议政王大臣] ，桂良文祥等人并有任命，总之大家认为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上谕中说到肃顺及其奸党之被逮披斥，主要的是因为去年该王公等在通州扣留巴夏礼的奸恶行为，以及欺罔故君致使他虽有恭亲王保证安全无虞，而仍未能应人民之望，回銮京都。这份文件把对外国人失信和歪曲我们

意向，致形成错误政策的事，看成如此有干国法的重大罪状，构成推翻并扫清被故君所信任，而自命已由故君把政府大权付托给他们的那夥人的正当理由，这意思也就隐含着，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就是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十二年前，前一个皇帝去世时，军机大臣耆英和穆彰阿因为对“夷”务政策过分妥协而被斥责，结果权力遂归入另一批人之手，这批人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这次就这样惨败下去了。

威妥玛和文祥恒祺会谈后有一份很有意义的备忘录，现在附来。这文件表明这次危机之决定转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向，实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端华和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受了条约。各省当局看到国家重臣，实际掌权的人是偏向于不友好的，他们也就形成和我们为难的倾向。他们对我们的建议，总是说热河不能允准，不论这话是真情还是饰词，总是十分有理，无从驳倒的。

令附送恭亲王照会，他通知我已被任为首揆，仍负责外交事务，我给他的回文亦附来，回文的措词是有意给他撑腰的。

[中略]总之肃顺及其党羽犯了叛逆罪，已被处刑，国内舆论已经全部赞许这种处罚的正当性。还有使我们感觉满意的是，以皇帝谕旨宣告全国，痛斥那次逮捕在通州进行和平谈判的英国代表为奸恶行为，指斥伪报外人态度言词，恐吓故君，阻其还都的那些报导乃欺人之谈。此次谕旨意在邀得普遍好感和舆论的支持，那上面却有这样的宣示，实是我们自和中国有关系以来最为有利的文件，这使我们发生一种希望，我认为就政府而言，我们的困难就要获得和平解决了。自从 1858 年（咸丰八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对华友好可能性的真正关键，系于打倒盲目无知或为个人私利而否认有此可能的那派人，只要这派人的权威势力不动摇，敌对行动可以停止，稳定的和平却是没有的。随着压力之逐渐收回，我们也就日益暴露于反动精神的威胁之下，其情势将使我们或则动用武力，或则放弃我们的权益，别无他路可走。可是为中国利益计，和我们作对，将招致悲惨的后果，我有理由相信，这已在恭亲王及其同僚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想的不错，那麽很显明的，我们 次一步骤，便应该在他们心目中造成同等深刻的信念：我们不是为了和帝国政府作对来的，在不妨碍物质利益时，我们是准备以朋友之谊对中国的困难与损伤予以考虑的。因此，有关我们在北京地位的一切问题，过去我都不用憎恶或埋怨的言词，只对中国看不见中外高级官吏之间更坦率无拘的交涉的好处，表示遗憾。中外之间的隔阂，或许并不是由任何积极敌视的情感造成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政府的形式，以及对于异样事物的恐惧使然，我们依赖时代的变迁，忍耐，和事情本身的演进来削弱乃至逐渐打破此等隔阂，一旦遇到有利的机会，那时我这种言词态度就给我们留下余地，可以自由追究有关我们在北京地位的问题。简单说来，我们在北京的地位，就其以讲情论理来代替使用武力与恐吓而论，是会成为有用的外交武器的：使用武器与恐吓去达到某种一定目标，无论怎样成功，那总会种下猜疑和疏远的种子，刺激对抗情绪，一旦时机到来，这一切就会表现出来的，大沽事件已经明明白白地显示出中国武器之低劣来，就在这以后，去年主战派还是甘冒战争的危险，不顾首都本身的存在。据恒祺说，这等行为，用心纯粹是为的私人利

益，这使我把对于事情推向危险境地的任何政策都感觉怀疑。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走极端之有损自己利益知道得太清楚了。根据这种见地，稳步行动，指导权必须掌握在既了解我（们）的温和，又明白我们的力量的那批人手里。不幸充分理解我们性格和动机而对我们信任的中国政治家，是为数很少的， 我相信现任首揆恭亲王不致使我们失望，他正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

最后，我希望您不要把威妥玛的会谈备忘录公开。

——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载历史教学， 1952 年 4 月号，页 18 及 5 月号：页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