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贝论中日战争

⋯⋯旅顺口陷落的前两天，我① 在北京收到如下电报：

华盛顿国务院 1894 年 11 月 19 日（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日本方面通知我驻东京公使称，经由北京美国公使转递的中国向日本提

出的直接和谈的请求，将加以考虑。

格莱锡在这个暗示之下，外交——幸福的外交——插进它的脚来了。

在那天以前，总理衙门曾召集美英德法俄西意等国公使开会，迫切地恳求我们，让我们的政府为著和平出面干涉。当我把这次会见的经过报告给总统时，他不愿考虑任何干涉的提议，虽然他说，假著中国和日本都要求他调停的话，他可以单独调停。欧洲各国在那时候都不愿干涉。

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按照上述电文所指示的路线去行动。1894 年 11 月22 日（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丑日），我与总署唔谈一次。我问他们是否还能够支持这个战争。他们说，他们不能够了。他们没有军粮台，没有军需官或医院，而且没有兵士。我说：“你们有兵士二万五千人在北京没有事做。” 他们答称：那些兵不能够打仗，中国军队的目的不是作战，而只是威吓老百姓。我於是说：假若他们确信再战没有好处的话，他们应当议和。他们说： 自然他们希望议和，但是由於不能和日本通信，他们怎能办到呢？我回答说： 假若他们授权给我，我可以经由我们驻东京公使谭恩先生，进行谈商。他们高兴了，请求我立即照办。於是，我向日本拍电说：中国希望在朝鲜独立及赔偿一个合理的战费的条件下来议和。日本即刻答覆说，它可以考虑和平的提议，但是它要规定和平条件。我於是要求在会谈时停战，但是这个建议被拒绝了。一直等到后来，李鸿章在下关被一个狂暴的人枪击负伤，日本才允许停战，略佗对这个凶暴行为给中国的赔偿。一直到了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1 月底，中日间的谈判还是通过美国的公使们进行。这些谈判无於此处重述之必要。这两国不相信任。中国老想预先知道日本可能提出的要求，以便获取英国或俄国的干涉。无论如何，在未了张荫桓及邵友濂两位全权代表於 1895 年 1 月中旬（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中下旬）已准备好了到日本广岛去。⋯⋯我经常要求总暑把它[所发出给使臣们]的训令用书面通知我，就是我们当面在一块商讨的事情，我也固守这条规则。我现在存有一个骨制的裁纸刀，上面就有一位大臣写著他口头传达给我的[发给使臣的]一道命令。

⋯⋯那时候日本要进攻威海卫—中国第二个大要塞，而唐突地停止谈判

① 。此外，它常害怕外国干涉，急欲结束它已经做的工作。

中国使臣回国以后，我们又坠入五里雾中，但是日本鉴於俄国干涉的威胁，而被迫重开和谈。因此它拍电给我说，假若中国能够派遣一位有资格的、有声望的使臣，可以重开和谈。中国方面都知道日木希望派李鸿章任使臣， 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政府里有大的势力⋯⋯的缘故。不幸，李氏现在正处窘境。由於中国遭受惨败，1894 年 9 月 17 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皇帝下谕夺去他的三眼花翎及黄马挂。他不愿意去日木，他很害怕遭到暗杀。我曾严肃地和他辩论，来引导他接受所给他的荣誉。他对於失掉花翎很觉痛楚。⋯⋯ 我向他说，中国不可能派一位被羞辱的人去日本，因此，他的荣誉是能够恢复的。这一个引诱，再加上一个高尚得多的引诱，节他可以为国家效劳的引诱，使他同意担任这个危险的工作。⋯⋯

1895 年 3 月 15 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李从天津驶住下关。⋯⋯ 这样由於谭恩先生和我自己数月的努力，使这两个大国相见了。

科士达上校，印第安那人，是一位箸名的美国外交家及律师。他将以中国的顾问身分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我们的责任终了。⋯⋯

——中日战争，第 7 册，页 488—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