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士达外交回忆录

当我们在华盛顿接近圣诞星期的时候,在 1894 年 12 月 23 日(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晨,我 被从北京来的一封密码电报给叫醒了。⋯⋯ 翻译出来时,知道这个电报是总理衙门打来的,说已委派议和使节要到日本去求和,皇帝希望我到日本去,在那里与议和使节会合,并且用我“智慧的意见”帮助他们。⋯⋯

(1895 年)3 月 4 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我离开上海天津, 参加总督赴日木的议和使节。⋯⋯

3 月 19 日(二月二十三日)早晨抵达下关。⋯⋯

3 月 24 日(二月二十八日),总督被刺,直到 4 月 10 日(三月十六日) 举行第四次会议时才能离开行馆。但是会议并未因此而受到大的耽搁。就在他被刺的晚上,他在我准备好了的给日本全权使臣的照会上签了宇。照会对不能出席定於次日开的会议,表示遗憾,但是要求把写有已答应提出的媾和条件的备忘录送给他,并保证要迅速予以考虑。⋯⋯

由於总督不能工作,中国政府委派随伴他来的儿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 赐以[与李鸿章]“共同行事的权力”。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游历欧洲,能讲流利的语。他的先生是华德格,一位有素养而智慧的美国人,曾跟随总督有年,任他的秘书兼翻译,在议和使节内,是一位得力的分子。当总督不能工作时,李经方曾与方举行数次非正式的晤谈,并和他父亲共同在最后和约上签了字。⋯⋯

当我在日本上海逗留时,我曾利用一切机会考查议和的可能条款,并准备资料来抵制预期的苛刻条件。我同总督交往繁密,也使我完全掌握了他的意见。当收到和约草案时,我已经有了准备去做所交托给我的工作。两天以内,我呈给总督一份相当长的、详细评论方和约草案的备忘录。译成中文以後,我和总督仔细地勘阅一遍,他略为修改宇句,就予以接受,我引以为快。接到和约草案的第四天,中国的覆文就送去了,这行动在方外交上算是异常迅速的。⋯⋯

有时看样子似乎不能获致协议了,⋯⋯我说,假若战争重新开始,争冈继续,则对目前统治的满清朝代和帝国的独立将有极端的危险。⋯⋯

最後,冗长的会谈及文书的往复终结了,日本最後通牒说不能考虑再让步了。条约全文经过最后修正后电达北京政府,后者训令总督予以签字。4 月 17 日(三月二十三日)晨十点钟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在会议室内,在条约上签名盖章。⋯⋯

同日二时,总督、他的随员及我乘坐与来时相同诸船只驶回天津。在下关曾勾留了四个值得纪念的星期。从那时起,下关就被指为条约签订的地方,这条约对於亚洲太平洋将来的命运是要有显著的影响的。⋯⋯

——中日战争,第 7 册,页 463—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