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票无甚关礙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林则徐

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 年 11 月）

再，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据宝兴奏：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於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 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会议真奏，并著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

臣查钱票之流弊，在于行室票而无现钱。盖兑银之人，本恐钱重难携， 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节因以为利，遇有不取钱而开票者，彼即啗以高价， 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至盈千累百，并无实钱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兑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著。此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臣愚以为弊固有之，治亦不难。但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给，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擎脱逃之铺户，照诓骗财物例计贼，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只系欺诈病民， 而于国家度支大计，殊无关碍。盖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於今日， 即从前纹银每两兑银① 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尊以高价骗人，亦只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 恐必无是理也。旦市侩之牟利，无论银贵钱贵，出入皆可取赢，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後获利。设使此时定以限制，每两只许易钱一串，彼市侩何尝不更乐从，不过兑银之人，吃亏更甚耳。若抑银价而使之贱，遂谓巳无漏卮， 其可信乎？

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巳极费经营，犹藉民间钱票遍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夫银之流通於天下，犹水之流行於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知。譬如闸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渗漏，犹恐不足济舟；若闭闸不严，任其外泄，而但责各船水手以穵浅，即使此段磨浅而过，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银之短绌， 何以异是？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僉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泄水之多，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郎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巵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窍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

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士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做玩心而迥颓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或谓重办关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於吸食者稍从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 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来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若徒重於彼而轻於此，仍无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靡恶不为，徒治引诱之人而不锢其子弟，彼有恃无恐，何在不敢复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饬议，虽现在止科徒杖，尚恐将来忽罹童刑，若既议而终不行，或略有加增无关生死，被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 孰有戒心？恐嗣後喫食愈多，则卖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是尊严开馆兴贩之议，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舊方已耳。谚云： “刖足之市无业履，僧寮之旁不鬻栉。”果无吸食，更何开饷兴贩之有哉？

或谓罪名董则讹诈多。此论亦似。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惟无罪乃无可讹诈。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吸食既断，讹诈者又安所施乎！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徵；若恐诛不胜诛，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诚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於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以视养痈贻害，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枯终贼刑之令，周书有群饮拘杀之条，古圣王正惟不乐于用法，乃不能不严于立法。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巳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 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钜，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 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官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臣才识浅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衬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 5，叶 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