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议海防摺

李鸿章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4 年 12 月 10 日）

奏为钦奉谕旨，详细筹议海防紧要应办事宜，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1874 年 11 月 7 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

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亟宜切筹，将紧要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详议一摺。沿江沿海防务，经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并存该将军、督抚等随时筹画，而备御究未可恃。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等详细审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於一月内覆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不得以空言塞责’等因。钦此。”旋又准总理衙门钞奏知照，以丁日昌续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① ，请饬彙入该衙门前奏，一并妥筹覆奏。奉朱批：“依议。钦此。” 仰见朝廷思患预防力图自强之至意，钦服莫名。

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惟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至本年日本兴兵台湾一事，经总理衙门王大臣与该使多方开谕，几於管秃唇焦，犹赖圣明主持於上，屡饬各疆臣严密筹防，调兵集船，购利器，筑炮台，一时并举，虽未即有把握，而虚声究已稍壮。该酋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帖耳就款，於国体民情尚无窒碍，未必非在事诸臣挽救之力。臣於台事初起时，即缄商总理衙门，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乌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後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

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咸丰十年，1860 年）以后，夷势駸駸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於孤注之掷，岂非祖国事如儿戏耶！臣虽愚闷，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敢畏缩，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於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愿

① 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牵於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

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谨就总理衙门原议，逐条详细筹拟切实办法，附以管见；略为引伸。丁

日昌所陈间有可采，一并彙入核拟，以备刍荛之献。仍请敕下在廷王大臣详晰谋议，请旨定夺。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歆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请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於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釁。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巳而一应之耳。

所有遵旨详议缘由，谨缮摺密陈，并将议覆各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谨将总理衙门原奏紧要应办事宜，逐条切实办法，并将丁日昌续奏各条并入，详细拟议，恭呈御览。

一、原奏练兵一条，内称：“若求实在可御外患，事较办发捻诸贼为更难，兵亦较办发捻诸贼宜更精”，洵是不刊之论。盖发捻苗回诸贼，皆内地百姓，虽有勇锐坚忍之气，而器械不及官军之精备，可以剿抚兼施。若外洋本为敌国，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於我，技艺精於我，即暂胜必终败。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於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但用旗、绿营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并不足以灭土寇。即如直隶练军屡经挑选整顿，近始兼习洋枪、小炸炮，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各省抽练之兵大率类此，用洋枪者巳少，用后门枪及炸炮者更少，其势只可加练而不可减练，只可添练洋器以求制胜，而不可拘执旧制以图省费。前督臣曾国藩於同治十年（1871 年）正月覆奏筹备海防摺内，谓沿海之直隶奉天山东三省，江苏浙江两省，广东福建两省，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各应归并设防。沿海七省共练陆兵九万，沿江三省共练陆兵三万，统计每年需饷八百万两，因无款可筹，议遂中止。兹总理衙门拟以曾经制胜之洋枪队练习水战，丁日昌拟选练陆军，合天下得精兵十万人，舆曾国藩前奏用意略同。惟陆军与水师用法各殊，练法亦异，水师犹可上岸击贼，陆军未便强令操舟，似不宜两用以致两误。臣愚以为沿海沿江各省，现有练兵枪队虽不及曾国藩丁日昌所拟十余万之多，然与其多而无用，不若少而求精。但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凡绿营额兵疲弱勇营，酌加裁减，其饷即加给新练之队。沿海防营并换用后门进子枪，於紧要口岸附近之虚屯扎大枝劲旅，无事时专请操练，兼筑堡垒，有事时专备游击，不准分调。各海口仿照洋式修筑沙土炮台，以地步宽展椭圆坚厚为要。炮位宜间用口径八寸至十余寸者，择将择兵演习之，务在及远，愈远愈妙，务在能中，不中不发，即所谓药能对症有备无虞者矣。

一、原奏简器一条。西国水陆战守利器，以枪炮水电为大宗。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枪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水雷有用触物、磨物、电气发火之别。窃尝考究其图与器而得其大略。洋枪一项，各国改用后门，以其手法灵捷，放速而及远。其旧制前门枪贱价售於中国，每为外人所轻。英俄德法美，泰西五大强国也。其后门枪名目，英之至精者曰亨利马梯呢，其次曰士乃得，俄曰俾尔打呶，德曰呢而根，法曰沙士钵，美曰林明登。以

利钝迟速较之，则英之亨利马梯呢精於俄，俄之俾尔打呶精於美，美之林明登又精於英之士乃得及德法诸枪也。林明登士乃得二种，近年已运入中国，臣虚及沈葆桢均购存林明登数千枝。上海机器局亦能仿造。惟兵勇粗疏者多，士乃得机簧较简，购价较省，修改较便，现拟令各营酌换士乃得枪，而间以林明登，认真操习，由渐而精。并令津沪各局先购林明登造子机器，仿制子药铜卷以便接济。仍与总理衙门商购英国亨利马梯呢枪若干枝。又与俄领事订购俾尔打呶枪千枝，以备将士选锋者操用。至炮位一项，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鹿卜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臣逐年购到克鹿卜大小炮五十余尊，分置大沽炮台、天津防营。其最大者两尊，口径八寸，足抵前门炮口径十一二寸之子力，然每尊价约二万元，苦於无力多购。或谓钢炮过大，药力过猛，用久或致损裂，故英国多用前门熟铁来福长弹大炮，曰乌理治，曰阿墨斯得郎，曰回德活特三家尤著。大者口径十一寸至十五寸，身重至八万斤以上，子弹重至六百磅，能打穿二十余寸厚之铁甲；惟起运维艰，价值尤贵，中国尚无购用者。陆路行仗小炮，则以德国克鹿卜四磅弹后门钢炮、美国格林连珠炮为精捷。臣又各定购数十尊，以备游击要需。目下沪宁各局，只能仿造十二磅至六十八磅之圆弹铜铁炸炮，淮军习用已久，远胜中国旧制，而不及西洋新式之精。仍拟仿照鸟理治阿墨斯得郎之式，箝以熟铁，而机器未备。外国每造枪炮，机器全副购价须数十万金，再由洋购运钢铁等料，殊太昂贵。须俟中土能用洋法自开煤铁等矿，再添购大炉、汽锤，压水柜等机器，仿造可期有成。若克鹿卜之钢炮，回德浩特之熟铁炮，系用生钢生铁铸成。该厂自有秘法，更未易学步矣。至水雷一项，轰船破敌最猛。从前南北花旗之战，南兵获水雷力居多。德法之战，法国兵艘十倍於德，而波罗的海法艘未敢深入，全仗水雷之功。其法分为两类：一为定而不动之水雷，或连於木樁木排之间，或用锚定其方位，使沈水中，或陆地城堡被攻时於缺口要路安置，此专为自守而设。一为能行动之水雷，或浮水面顺风力飘动，或用机器自行，或於铁船首伸出长竿置之，或专作拖带水雷之船，此可为攻敌之用。近来格致之学日精，水雷之法亦日精，多以强水触物磨物及电线发火，其触而发火、磨而发火，比用法点放者尤佳。用药仅五六十磅，无论何种兵船，皆可轰破其底。闻各国皆讲究此物，制存极多，其用时必於水中排列数行，每口安放数十具，使敌船疑畏不敢进。沪津各局现只能仿造其粗者，而电机、铜丝、铁绳、橡皮等件，仍购自外洋。须访募各国造用水雷精艺之人来华教演，庶易精进。至火器尽用洋式，炮子、火药两项亦系要需。津局有造药机器四副，日出二千余磅，巳可敷用，惟枪炮多而子弹尚少。沪局仅造药机器一副，日山无几。宜添购机器，在苏宁推广制造。各省防江、防海需用洋枪炮之子药，均宜设局在内地仿造。否则事事购自洋商，殊无以备缓急。且闽沪津各机器局逼近海口，原因取材外洋就便起见，设有警变，先须重兵守护，实非稳著。嗣后各省筹添制造机器，必须设局於腹地通水之处，海口若有战事，后路自制储备，可源源运济也。

一、原奏造船一条。查布国① 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於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

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於大局尚无甚碍。惟既欲固守，必预将所有兵马、炮位、军械、辎重并工局物力储备坚厚，虽军情百变而不离其宗。庙谋阃算，平昔之经营，临事之调度，皆不可一毫错乱。道光二十一二年（1841—1842 年），夷船入长江，而全局始震。咸丰十年（1860 年），夷兵犯津通，而根本遂危。彼族实能岘我要害，制我命脉；而我所以失事者，由於散漫设防，东援西调，未将全力聚於紧要数处。今议防海，则必鉴前辙，揣敌情。其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现计闽厂造成轮船十五号，内有二号已在台湾遭风损坏。沪厂造成轮船六号，内有二号马力五百匹，配炮二十六尊，与外国大兵船相等。其余各船，皆仅与外国小兵船根拨相等，然已费银数百万有奇。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於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但不可转托洋商误买旧船，徒糜巨款。访闻兵船及铁甲船以英国为最精，英之官厂公司厂均以造铁甲之优劣相与争衡，日新月异。应拣派明於制造略知兵事之员，选带学生工匠前往，由总理衙门会商驻京使臣，移知该国兵部，俾得亲赴各厂考究，何等船制最为坚致灵捷，并宜於中国水道者，与其议价定造。即将带去华匠兵士附入该厂及武备院学习造工，并讲求驾驶操练之法。俟成船后，配齐炮位，随船回华，庶有实济。而中国船厂仍量加开拓，以备修船地步。至拟设兵船数目，如丁日昌所称，北、东、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拨轮船十号，合共四十八号，自属不可再少。除将中国已造成二十号抵用外，尚短二十八号。窃谓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皆水深数丈，可以停泊。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约计定造铁甲船每只需银百万两内外，费巳不赀，只有先购此项，分年筹办。其有余力，再置他船。或由闽沪各厂陆续仿造兵船，总以足成四十八号为度。惟守口大炮铁船即所谓水炮台船，亦系西洋新制利器，以小船配极重之炮，辅助岸上炮台，四面伏击，阻遏中流，能自行动，最为制胜，凡要口须添设一二艘。闻在外国定购，每船连炮约价银十余万两，但笨滞不能涉海，须将炮位铁甲分拆，运载来华装配。应俟委员到彼，一并察办。如价省运便，陆续购造二十号，分布南北各口，抑或由外洋购大炮，由华厂照式仿造铁船，更可次第添置。至丁日昌奏称：“裁并五十号艇船，可养给一号大兵轮船；裁并十号阔头舢板，可养给一号根拨轮船：计省沿海水师旧制各船糜费，以之供给大小四十八号轮船，尚觉有盈无绌”等语。查同治十一年（1872 年）五月臣於覆奏船政事宜摺内，拟请裁撤各省艇船，即以各船修造养兵之费，抵给轮船月费。经总理衙门议令各该督抚奏办，迄今并未议覆。今添购铁甲等船巨款必须另行筹集，俟购回时，养船练兵一切费用，应如丁日昌所议，请旨敕下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省，将旧置及新添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项分别裁并，专养轮船，以免

虚糜而资实用。

一、原奏筹饷一条。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雨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两存之则两利。俄英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覆灭，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至此时开办海防，约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至少先需经费一千余万两。本年（同治十三年，1874 年）八月间，户部奏覆文祥宽筹饷需摺内，议请暂停内府不急之需，而海防用项仍无可筹。姑令各省先尽各项存款移缓就急，抵充防费，究之各省留支奉拨之数，视岁入之数，无不浮溢数倍，更有何款可以存留借抵？必不得已，应仍照总理衙门（同治）五年（1866 年）奏案，专提部存及各海关四成洋税一款，为目前开办之需。除津海东海关四成奏归天津机器局，江海关四成内之二成奏归上海机器局，山海江汉两关四戒内奏明拨充奉兵及淮军月饷，淡水一关奏留台防军需，均为海防而设，毋庸置议外；其余各海关四成徉税及部库历年提存四成，应请专备总理衙门及海防统帅大员会商拨用。此后即责令各关另款封存，迳行报解，不准本省借留，亦不必再解部库，致多转折。此项每年计可得银百数十万两，加以部库另存三百余万，其有不敷，拟仍暂借洋款，由续收四成项下拨还。或另行设法归楚，以应急需。其息银以七八厘为度，归本以十年八年为度，亦各国常有之事，无足诧虑也。至於日后久远之费，当於开源节流求之。现在丁漕课税正供之外，添出厘金、捐输二款，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捐输所得无几，流弊甚大：而内地厘金，又为半税① 所绌。如铜铁、羽呢、洋布等类，皆关民生日用，洋船转运迅捷，输纳又仅半税，於是奸民包揽冒骗，大宗货物皆免完厘。因税则载在和约，无可议加，以至彼此轻重悬殊，商民交困，业爵渊鱼之喻，何堪设想！丁日昌拟设厂造耕织机器，曾国藩与臣叠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馀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於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月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西士治地质学者，视山之土石，即知其中有何矿。窃以为宜聘此辈数人分往遍察，记其所产，择其利厚者次第开它。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其收效当在十年以后。臣近於直之南境磁州山中议开煤铁，饬津沪机器局委员购洋器、雇洋匠，以资倡导，固为铸造军器要需，亦欲渐开风气以利民用也。近世学者鉴於明季之失，以开矿为弊政，不知弊在用人，非矿之不可开也。其无识绅民惑於鑿坏风水，无用官吏恐其聚众生事，尤属不经之谈。刻下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何以独无此病，且皆以此致富强耶？若南省滨江近演出处，皆能设法开办，船械制造所

用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至於洋药一项，流毒中国，本年（同治十三年，1874 年）三月间钦奉寄谕，以醇亲王① 请饬密筹杜绝，饬即妥议办法等因。臣查阅醇亲王摺内有：“不必仓猝施行，要在矢志弗懈，俟外洋鸦片不来，再严中国罂粟之禁”等语，实属洞达大体。适因台湾事起，未便置议。兹查洋药自印度进口，每年约七万数千箱，售银三千余万之多。英国明知害人之物，而不欲禁洋商贩运，并欲禁中国内地自种，用意殊极狡狠。上年（同治十二年，1873 年）修约，总理衙门与英使言之屡矣。并预声明：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惟有暂行弛禁罂栗，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加增税项，将来计穷事迫，难保不出於此。其时英使闻之亦颇心动，而该国卒不见听。臣即再与辨理，恐亦无益。应仍循总理衙门原议，阴相抵制，以冀洋药渐来渐少，再加厉禁为宜。查云贵川陕山西各省多种罂粟，疆臣台谏每以申明禁令为言，是徒为外洋利薮之殴，授吏胥扰索之柄。究之罂粟日种日广，势仍不可遽禁。闻土药性暖价廉，而瘾亦薄，不比洋药为害之烈。为今之计，似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然后妥立规条，严定限制，俾吸食者渐戒而徐绝之。民财可杜外耗之源，国饷并有日增之势，两得之举也。查洋药每箱百斤，新关正税三十两；厘捐则各省多寡不同，福建每箱捐银三十六两，江苏每箱捐银三十二两，北洋天津等关捐银二十四两，捐愈重则偷漏愈多。英国条约原有“洋药如何徵税，听凭中国办理”之说，如能於洋税一律议加，自可毫无渗漏，裨益更大。否则南北各口通定一加重捐数，均照闽省之式无稍参差，以免趋避。专收作海防经费，由统帅提用，合之亦成巨款。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令整顿货厘盐厘，每省每年限定酌拨数万两协济海防。以上数端，皆开源之事也。若夫裁艇船以养轮船，裁边防亢军以养海防战士，停官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亦节流之大者。苟非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未有不半涂而废者矣。

一、原奏用人一条，拟派统帅责成经理，及遴派得力提镇将领为之分统。查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各督抚未必皆深知洋务兵事，意见尤不能尽同。若责成统帅调度，既恐扦格不行；若会同各省商筹，又恐推诿贻误。从前办粤捻各贼，何尝不屡简统帅。臣亦曾备位其间，深知甘苦。饷权疆政非其所操，不过徒拥空名，而各督抚仍不能不问兵事。畛域分则情形易隔，号令歧则将士难从，是欲一事权而反紊也。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於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於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故臣尝谓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臣不敢明知而不言也。窃计北洋三省设一统帅，即才力倍於臣者，尚虑不能肆应，南洋四省口岸更多，似亦非一统帅所可遍及。若因创设铁甲兵船等项，须责成大员督筹经理，如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江苏巡抚丁日昌，皆究心此事，熟悉洋情，似堪胜任。丁日昌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分统各船，不为无见。但文武兼资，素习风涛驾驶轮船操法者，实不易得耳。抑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求练达兵

略精通洋法者恒不数观，由於不学之过，下不学由於上不教也。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於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於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於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阖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外国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门，盖无以鼓励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议，於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浅深，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予罢革。其京城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习算学生，及出洋子弟学成回国，皆可分调入局教习，并酌量派往各机器局、各兵船差遣。如此多方诱掖，劝惩兼施，就所学以课所事，即使十人中得一成就，已多一人之用，百人中得十成就，已多十人之用，二十年后制器、驶船自强之功效见矣。

一、原奏持久一条。窃以古无久而不敝之法，惟在办事之人同心协力，后先相继，日益求精，不独保境息民，兼可推悟新意，裕财足用。如泰西各国，皆起於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规画如此之远，拓地如此之广，岂非其举国上下积虑殚精，人思自奋之效乎？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若不稍变成法，於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惟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几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或有其时乎？是天下臣民所祷祀求之者也。

——孝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4，■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