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生体育的起源

中国养生体育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据古籍《吕氏春秋·古乐》所载， 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陶唐氏”时代“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雍塞，不行其原， 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人们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肢体活动的大舞，来加以治疗。可以说，这是后来的导引、按摩等古代医疗体育、养生术的最早形式。“导引”之名，就是从“教人引舞以利导之”的含义中产生出来的。

长寿思想是养生思想产生的先导。长寿思想，即人类的“生命价值观”， 并非是有些书籍文章中所说的“自古有之”；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当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其产生的物质客观条件，同时，人类文明发展促成了其产生所必需的主观条件，才有可能应时而发、应运而生。——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低下的情况下，虽然逐渐萌发了某些萌芽状态的体育现象，但只是“自卫其生”而已（《体育之研究》语，“生”乃指生存而言， 并无生命长寿之意）。据考古学家考证那时人之平均寿命才 16 岁左右，“北

京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8—16 岁；世界上最早记载人口平均寿命的古希腊，

当时该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也只有 19 岁，且只是对城邦居民的统计。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了宗教，但并无向天祈寿的思想。到奴隶社会初期，夏代敬神，商代重鬼，顺应“天命”，万事祈天。所祈求的“福”，一方面含：“风调雨顺”以保证物质财富的增加；一方面含“免于战祸”，以求军事上取胜，保证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不受掠夺，而并不包括“长寿”的希愿。到了商殷后期，才逐渐产生了人对其本身寿命的祈求和愿望，即开始出现了长寿思想。这一思想的产生，是人在社会上之自我价值认识的一大飞跃，也是“生命观”的一大变革。这种新的“生命观”的最早记载见于商殷巫祝之作《尚书》。在该书《洪范》中首次提出了“五福”和“六极”的具体要求——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其中所提及的“寿”（长寿）、“康宁”（健康无疾病）、“考终命”

（寿命自终不横夭）及“凶短折”（寿不长）、“疾”（不健康）、“忧”

（感情不愉快）、“弱”（身体不强壮），从正反两方面指出了对生命与肌体和心理的全面要求，并把长寿放在首位。

到了西周时期，这种健康长寿的要求成为全社会的祈求和希愿。这反映在《诗经》这部古代诗歌总集之中：“永锡难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如南山之寿”、“万寿无疆”等诗句，散见于从各地收集的民歌诗作之中，这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对长寿问题重视程度之普遍。

《周易》作为我国著名的古典哲学著作，对于我国古代养生思想的发端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书中反映了一些古代的养生思想。

它利用八卦及六十四卦来阐述阴阳消长变化的道理，以揭示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某些客观规律，进行指导人类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去修养生息，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科学的朴素认识。《周易》这种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并成为我国古代许多养生思想学派的共同源头和理论基础。

这种长寿思想之产生与发展，必然导致人们由一般地向天祈求，进而变

成为人为的设想和人为的措施，从而导致养生思想的产生和逐渐体系化，并促成养生术的相应诞生与发展。所以，长寿思想是养生思想之先导，而养生术是养生思想之实践的产物。

伴随着春秋战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巨大发展，在诸子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养生思想与方法渐趋成熟，并形成了粗略的体系，从而揭开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古代养生史上新的篇章。

养生思想的形成

养生术是养生思想实践的产物。长寿思想导致的养生思想，表现在人们社会活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依赖于当时被视为国家大事之一的宗教信仰活动（《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消极方面；另一方面是依赖于有目的有意识的人为措施，即养生思想指导下的社会实践，这是积极方面。随着养生思想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养生思想也日益丰富充实，有其历史的不断发展过程。这反映了人类对养生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这过程反映在以下几个观点的形成和理论化上：

第一、养生有“道”

养生以求健康长寿，是有“道”可寻的。这“道”就是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也是养生这一事物的客观规律。散著于春秋战国而成书于汉代的《内经》。

《内经》中有这样的论述：“上古之人（实指商代以后的人），其知道（养生之道，即健康长寿的措施、方法、规律）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这里明确指出养生之道并非神秘之物，就是“形与神俱”的具体措施。

第二、养生之道可“得”

养生之道，是可以掌握的。只要掌握了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不掌握客观规律而违背之）则灾害生，从之（掌握客观规律而因势利导）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内经》）。

第三、防于“未然”

在《内经·素问》篇中有这样一段名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 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理论，它不但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医学和养生学的重要理论支柱，是养生术产生发展的理论依据之一。

第四、年寿可“变”

虽然古代哲学中有“寿命在天”（孔子《论语》）的天命论思想，但社会的发展和实践，自然导出人对天命的怀疑，而看到人为的作用，认识到了人的寿命和万物一样是可变的。《吕氏春秋》：“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这种可变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并且能够有效地用于寿命的延长上，“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这一思想在《左传》中也有表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由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至今为庶”。变化的思想，是对天命观的一定程度的否定。由于相信人体自然之强弱和寿命之长短是可变的，而人的自为行动（如通过养生术）是促成变的途径，这就为养生术的广泛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人们相信，在人体的健康长寿问题上，也能够“人定胜天”（《苟子》）。

第五、动以养生。

“动以养生”的思想，以杂家的《吕氏春秋》为代表。这本书是由秦国吕不韦组织门下客人撰写的。其中《本生》、《重已》、《责生》、《情欲》、

《尽数》诸篇，有着系统的养生思想与方法的叙述，是对先秦养生知识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吕氏春秋》对养生的概念有较正确的理解。指出“长寿”的意义并非人本来寿命短要加以延长，而是指善于养生，使人们活完生理机能应有的活动过程，即“尽数”。据《尽数》载：“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 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

《吕氏春秋》认为，要长寿就要养生，其方法是“顺生”即顺应人们生理机能、自然等生活规律；“节欲”即生活要有节制，对于声色、饮食、起居、衣着之事，都要适度，否则对身体有害；“去害”即要去掉那些对健康有害的因素；“主动”，即运动，这是《吕氏春秋》可贵的养生思想。在《吕氏春秋·尽数》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色亦然⋯⋯”的论述，从而指出了运动的重要意义；主张靠积极的运动来增进健康，认为“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人贱之也，为其末也”。《尽数》说明靠服药治病不是维护健康的好办法，这与《内经》的《治未病》的积极防疾增进健康的可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最可贵之处，则在于它阐明了“生命在于运动”的规律。

在先秦时期，“动以养生”的思想逐渐成熟，提出了“劳”和“动”两方面内容的“动以养生”观念。“劳”包括“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不妄作劳”（《内经》）和“一张一弛”（《论语》）、“务以自佚（逸）”

《吕氏春秋·孟春记》）等诸方面，多属劳逸结合与劳逸适度的自我调配， 还并非有意识的身体锻炼活动形式。“动”则指有目的的某些身体自我训练过程。如：《礼记》中所说的“仲夏之月，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的登山远眺活动；《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战国时人以“引步”（徒手体操）求健身的活动；《内经》所说的“广步于庭”、“导引”、“按”（按皮肉捷举手足）等身体操练形式；《庄子》所说的“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径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都反映了当时已广泛存在的“动以养生”的实践活动。到汉代则将它全面总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导引体操套路体系。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以及汉末三国时华佗《五禽戏》就是最好的见证。到唐宋乃至明清，更促成了它的全面发展，达到日趋完美、出类拔萃的地步。象形拳、八段锦、十二段锦及逐渐与武术结合的各种习武练功养生的套路形式出现，即为例证。

第六、“静以养生” “静以养生”的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

谥曰聃。春秋末期的思想家，著有《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深为后世养生家、道家所重视。

老子从“虚无、无为”的哲学观点出发，提出了“恬淡寡欲”、“清静无为”的养生思想和养生原则。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些话都强调“致虚”、“守静”，指出虚、静是一切事物最根本的状态，人们应该归复于生命本源的虚静状态。老子的这些思想为后世以静养生提供了重要的认识

论和方法论原则。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养生观点，进而提出了“静以养生”的思想。所谓“无视无听，把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 乃可以长生”。《庄子·在宥》。要人们做到“恬淡寂寞虚无无为”。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国古代养生界主静派的思想基础，其对后世的养生家、医学家， 甚至哲学家所采用的修炼身心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庄子提出养生的同时，对追求健康与长生的“导引”“养形”予以完全否定。《庄子·刻意》否定了五种人，其中一种人是导引之士、养形之人， 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然而，庄子借“庖丁解牛” 的故事，提出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养生原则，主张只有遵循自然法则，才能保持形体的强壮和精神的健全，却是十分可贵的。

“静以养生”的思想，是在“动以养生”思想形成以后，在养生实践中派生出来的一个支流。“动以养生”思想萌发于商末和西周，成熟于战国末期和汉代；而“静以养生”思想则萌发于战国后期，成熟于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二者时间相距足有五百至一千年之久。

“以静养生”思想萌发于“劳逸适度”、“张弛相辅”、“不妄作劳” 等有关劳逸结合的观点；到了战国末期，进而发展出与“动以养生”相对的一派主张，至汉以后才逐渐构成体系。提出了一套关于“养性”、“养神”、“练心”、“内修”、“行气”、“胎息”等观点和措施来，形成了“治气养心之术”。经唐宋两代而渐具规模，足可以和“动以养生”之术相比美。

第七、“养备”、“动时”

提出了养生之道的要领是“养”和“动”二字。“养”包括“信医”（扁鹊《难经》语）即重视医疗保健，“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洒扫沐浴”等卫生保健措施，“不妄作劳”、“善于习动”、“导引之术”、“治气养心”等身体活动与身体操练以及心理修养方面的健身措施。并指出养与动必须合乎“备”（全面认真）和“时”（适时而不间断）的标准要求。《荀子》：“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天论》）。《吕氏春秋》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华佗则进而阐明了这一观点：“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 终不朽也。”养与动的观点，构成了养生学的基本宗旨，而动是其核心，养是其基础，有养无动则不能强身，有动无养则不能持久。

第八、“动静有常”

《易传》是“动静有常”养生思想的代表。“易传”是“易经”最古老的注解。在养生方面，提出了一些较为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为后世的养生思想打下了基础。

《易传》从阴阳五行等角度对精、气、神、意进行研究，十分重视人的生命运动及其规律。主张“性命双修”，认为“性”（神）是生命的本质， 而“命”（形，即身体）是生命的本源。因此，必须“顺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命”。所以，我国后来的养生学家多被称为“养性之学”、“性命之学”、“尽性至命”之学。可见，《易传》为养生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易传》从“一阴一阳之谓道”（见《易传·系辞上》）出发，肯定了自然界中，存在着阴与阳、动与静、刚与柔等两种相反势力的“相摩”、“相荡”，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主张生命的运动决定于阴阳二气的动静聚散。

进而提出了著名的、我国体育界常引用的一句（话）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易·乾卦》）。即要人们去效法天地，按自然规律去以动养生，强调“动静有常”，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概括起来说，古代养生思想，主要分为主动和主静的两种思路，主动派、主静派在相对立中互相促进发展，同时又互相融和，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养生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终为一体；这二者的融和与发展，如形意拳、坐功二十四势等之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养生术的成熟与全面发展。

动静结合论，及主动与主静两个侧重面的发展，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与流派之形成，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从养生术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有两点结论：

第一、长寿思想的产生是养生思想形成的先导；长寿思想是在奴隶社会中后期才开始产生和发展的。养生术和养生思想都产生于其后。

第二、养生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后期，成熟于封建社会初期以后，它是养生术产生的先决条件，养生术是它的实践产物。

管子的养生思想

管子（公元前？——公元前 645 年），名夷吾，字仲，是春秋早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管子的养生思想主要是继承发展了“易”的“性命之理”， 用于上层统治者的延年益寿，为其毕生功业服务，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为身”

管子是一位重事业、重实际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非常重视人的聪明才智、道德品质，特别是身体健康。对此他统称之为“身”，也就是“人格” 的意思。他说，人要建功立业，最怕不能把自身搞好，不要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人能搞好自身，建功业于天下，自然会功成名就了。同时也说明了“为身”是“为国”、“为天下”的前提和基础。管子上述论述，与后人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很接近。但后人所说的“修身”往往是侧重于道德、学问的修养，忽视身体健康，管子的“为身”则是把健康长寿放在首要地位。他说：“导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中匡》） 这深刻地说明了，管子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而身体是根本；同时也说明了管子是主张用“导血气”这种养生方法来求得健康长寿的，而求健康长寿同时是为了“长心”、“长德”来提高自己的智慧和道德修养。管子讲“为身”以“长年”，主张要“顺天之道”，亦即顺其自然之道。我国古代人以血气为人体的基础，顺天之道以养生，主要就是“导血气”，这一思想是管子养生思想的主体。

2、“顺天之道”以养生

为身、为国、为天下，可以说是管子养生的指导思想。而“顺天之道” 以养生，则应是管子养生思想的主体。管子讲“顺天之道”，即顺其自然之道，这种思想出于“易”，与后代老、庄说的“至大顺”与“顺乎天理”（见

《老子六十五章》与《庄子·养生主》）的思想是一致的。

1. 精气凝聚为人，人得精气以生

管子认为人与万物都是阴阳二气这种精气化生的。精气集聚成人与万物，而一经聚集成人与物之后，其内涵精气就逐步消散，精气散尽，人与物就自然消亡。但这种消亡不是化为乌有，而是精气游离复归于自然，再重新集聚为人与万物。其所谓鬼神，就是指流行于大自然中变化莫测的精气，而不是一般意义的迷信之说。对精气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中的多种物质的

统称，是构成人与万物的物质基础。

人是精气化生的，所以养生就必须把养气放在首位，而养气主要是蓄养精气。气和血是不可分的，气是血的统帅，血是气的根本，所以管子才讲导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管子讲精气“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说不仅人的肉体是精气化生的，其智慧、品德也是精气的显示，精气是人整个身心的物质基础。蓄养精气不仅可以长年，又可长心、长德，而达到其“为身” 的目的。这样管子就把养生健身与学问道德内涵相通的关系说清楚了，这不仅是他的养生思想，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管子养生思想的哲学基础。

1. “滋味动静，生之养也”

管子主张“齐滋味而时动静。”养生要“顺天之道”，而饮食营养、适当运动则是人维护生命的第一需要。管子讲“齐滋味”，是说食品营养要多样化不偏食，才最有利于养生。食欲不振、厌恶饮食的人，身体就不会好。饮食营养，应是养卫生命的根本。

管子又讲“时动静”对如何顺四时定肤色、滋味、音声、治气都作了说明，虽然其具体内容看来不尽合理，但动静顺乎阴阳四时则是我国养生学中不可动摇的原则。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管子讲养生是把滋味动静联系在一起提出的。而且要求滋味动静都要适当。他说有了饱饭吃的人，特别需要运动，食物才易于消化吸收，营养成分才能遍及全身，而达到“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中匡》）的目的。管子的意思是要人动静行止均有节度。四时生息不同，必须有所区分，出入生死不同而并存。养生需要物质，不能过于吝惜；但又必须防止养之太过，审取予之适当之。管于这样要求滋味动静以养生是有道理的。

1. 养生在于治气养神

管子讲“顺天之道”以养生，讲究“滋味动静”，他认为这是必需的， 但并不是高级的养生方术。管子认为高级的养生方术是治气养神，亦即现存的气功。

管子认为人与万物都是精气化生的，精气是生之主，人存有充足的精气自然就会健康生存。所以养生要“顺天之道”，最重要的是治养精气。

对精气在《管子》书中论述其洋，但在词汇用语上并不统一。在他的书中，神、灵、明、智、道、德、一等都是指精气，或是指精气的显示。管子及我国古代圣哲认为精、神、灵都生于阴阳，只是最细微的气，是物质性的、变化莫测的，明、智也是精气（或精气的显示），道也是精气，是化生万物的本然之气。精气不断运动变化，当它相对停留时就会生物，这就是德。道与德不可分，说起来就可以不区别了。在《管子》书中的一，也同样是精气。他说的“执一”、“守一”都是要人守住精气。首先扼要地说明管子上述实质相同的众多词汇，对理解管子治气养神的思想是必需的。

管子讲治气养神要“顺天之道”，其中心思想是静虚。静虚才能不伤害自己。如何才能做到静虚呢？管子主张首先要静虚其心，因为心是人体的主宰。我国古代人所说的心，是和脑（元首）相通的，只有心能静虚，才能耳目聪明、身体健康。

为使心神静虚，他对心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他认为心必须安宁， 不能过分用智，不能受情欲和物欲支配，注意心理卫生永保心中静虚，才能健康长寿。特别是不能过度思虑，否则内困五脏，外伤形体而危及生命。为

此管子还提出“节五欲，去二凶”的方法。即节制耳、目、口、鼻、心之欲， 去喜怒之二凶，这都是为了使心神静虚不乱而说的。

静虚是养神之本，也是治气之本。而精、神、灵、明、智、道、德、一都是指精气或精气的显示，所以养神本身也就是养气。治气养神必须使心静虚，这样精气自然就会集聚于心中。因而心静无欲，就会虚净，通于全身， 自然会健康长寿。这就是治气养神，达到最高水平的人了。

管子讲养生要“顺天之道”，一方面讲“滋味动静”，一方面强调治气养神。他绝不单一主动或主静。而是从生命的自然需要出发的，养卫生命所必需的。而养生又不是单纯的为养生而养生，而是为了身心全面健康，进一步为治国平天下服务。这就是管子养生思想的基本内容。

老庄学派的养生思想

我国俗称的老庄学派，系指以《老子》（又称《道德经》）和《庄子》两书为理论指导的学派。《老子》的作者，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由于他一生中重视养生，所以成为我国古代的寿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

《庄子》（又称《南华经》）的作者公庥为庄周及其门人，他继承了老子的宇宙观和养生思想。老、庄的养生观的基本特征是一切都想得开，以生死为朝暮，视荣辱得失如一。从人生哲学来讲，这是一种消极的出世思想； 然而，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却是一种乐观主义，对后世养生有很大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

1. 顺应自然

老子认为，人体的生理功能与自然界的变化休戚相关，所以人体必须与自然规律相适应，才能长生。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意思是说，人要以地为依据，地要以天为依据，天要以“道”为依据，“道”要以自然为依据。也就是说，人体适应自然，仿效自然，只要人的生活能合乎自然规律，自然能长而久，人也能长生。

顺应自然是老庄学派养生的思想基础。所谓顺应自然，包含了两层意思， 其一，是说人和动植物的生命的长短，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由人的秉赋和动植物的性能所决定的，并非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其二，是说人的养生必须顺乎自然的本性，不可不适当地加入人为之力。庄子也告诫人们，养生必须适应人和动植物的本性，不可加以摧残。祖国医学就是根据老庄学派“顺应自然”的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为人体是一个小天地和人与自然相适应的学说。

1. 身心兼顾

身心兼顾是老庄学派养生思想的核心。

为了说明养身和养心不可偏废，必须两者兼顾，庄子还列举了两个故事加以阐明。

一是单豹隐居行善，与世无争，这是内心修养，可是却死于饿虎之口； 二是张毅每过高门悬挂的竹帘之下，总是疾趋而过，以防竹帘下坠受伤，这是对身体的保养，可是却又死于内疾。庄子运用这两个生动浅显的故事，说明如果养身与养心不能全面兼顾的话，就犹如牧羊不鞭于后的效果一样，告诫人们养身和养心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

老子在《道德经》中亦有一段论述说，为什么人不能都长寿呢？那是因为有的人认为过度地营养身体，过奢侈生活，就可以长寿。其实，追求这种

保养，还是造成短命或夭折的原因。而真正善于养生的人，主要是采取谨慎小心，回避祸害的态度。所以走路遇到（ 为古代一种有角的猛兽）和虎可以回避，上阵打仗也受不到兵刃的伤害。不去与虎争路夺利无处用其角，虎也无处用其爪了；不忘乎一切地去杀伤别人，别人也就找不到下毒手的空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把自己置之于死地。老子这段话前面是告诉人们要重视养心，后面是提醒人们要注意养身，身心兼顾才能健康长寿。

1. 清心寡欲

《老子》认为，人要健康长寿，就要清心寡欲，节制嗜欲。他说：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最大的过失是贪得的欲望。因此，他主张：“少私寡欲。” 往后的许多养生家在养生方面所提倡的恬淡虚无，修身养性，为此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可以说就是老子这种思想的具体化。

同时，老子和庄子在养生方面都提倡宠辱不惊，超然物外。老子说：一般人受到荣宠和辱没都会心神不安，把失掉名利看成失掉自己本身一样的大患。其实，别人对你宠爱，也是对你的辱没，因为他对你表示宠爱时，总是他在上，你在下，是他加恩于你，如果一个人甘居这种地位，那么得到宠爱必会心神不安，失掉宠爱也会心神不安，这就是宠辱若惊。我之所以有大患， 就是因为太看重身外的名利荣宠了。如果我对待这些身外之物就象“无身” 一样，同它毫无关系，又有什么大患可言呢？这就是患大患若身的意思。庄子也劝告人们不要把世俗的赞扬与非议看作是光荣与耻辱，而应当内心有自己的主见。《秋水篇》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派大夫二人，请庄子去做官， 庄子也持钓不顾，表示愿做曳尾龟。由于庄子具有清心寡欲、超然物外的思想，所以，什么荣宠患辱，他都毫不在意，这样可以避免“积忧成疾”，对健康长寿无疑是颇有裨益的。

1. 生死齐观

庄子曾引老子的话说生死，终始是循环往复的，它既没有开端，也看不到尽头。“死亡将至”的忧虑，往往是老年人最大的心理障碍。庄子认为要消除这一障碍，就应当树立超脱的生死观。他把“死生”与“夜旦之常”、“物之情”联系在一起，强调生死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他告诫人们，生与死就象昼夜交替的永恒现象一样不可避免，是人力所无法干预的。庄子把那些既不恋生，也不惧死的人称之为值得尊敬的“真人”，奉劝人们要乐观地看待年少与年老，乐观地看待生命的开始与终结。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庄子还编了一个故事：有三个好朋友，名叫子桑户、孟子为、子琴张。有一天子桑户死了，孔子闻讯派学生子贡前往助理丧事。子贡去了一看，只见死者的两个知心朋友，一个在弹琴，一个在编唱挽歌，脸上没有什么悲戚和伤感。子贡禁不住上前问道：“你们面对着死尸歌唱，这符合礼仪吗？”二人笑着回答说：“你这种人怎么知道礼仪的真意呢？”子贡回来把这件事给孔子说了，孔子感叹道：“我和你应该尊敬他们这种超尘脱俗的人士啊！”这个故事表明，庄子是十分推崇超脱的生死观的。

老庄学派的养生思想，其内容极其丰富，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老庄学派的养生思想中也掺杂了许多消极和糟粕的东西，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一分为二的态度去进行分析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导引行气术的兴起

“养生”在我国古代又称为“摄生”，所谓“摄”，即有“保养”之意。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有“善摄生者”的论述。养生的理论和方法也叫做“养

生术”。或曰“养生之道”。最早的，最典型且流行、实用的养生术，主要是导引、行气术。

关于我国养生活动的最早记载，应当首推古老的甲骨文。在现存的甲骨文中已发现有许多关于调理生活、卫生保健和预防疾病等方面的记载。至于我国养生术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有的人说是“创自黄岐”，相传广成子曾把“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无为尔识，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真言写在蕉叶上授予黄帝。也有的人经研究认为是释教或道教的主张。其实，早在我国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时，各种形式的养生术已十分盛行。最早的“消肿舞”即是一种用于治病的导引养生术，在唐虞时代就很流行。《素问·移精变气》记载：“往古之人居禽兽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吕氏春秋·古乐》也说：“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从这些古代文献中不难看出，远在氏族社会，我们的祖先已经采用运动肢体的方法来适应自然、养生保健、防治疾病了。

《素问·导治方宜论》中指出：“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 ，故导引按 者亦从中央出也。所谓“导引”，就是摇动筋骨、动肢节，是一种身体运动；“按”即抑按皮肉的意思；“ ”就是指捷举手足的动作。后来，这种以肢体运动为主的导引术又和呼吸运动相结合，因而为我国传统养生术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庄子·刻意篇》记载：“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已经考证，彭祖姓篯， 名铿，生于殷代，是人们理想中的长寿老人。晋代著名养生家葛洪在《彭祖传》中说：彭祖“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体中或瘦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存其体，头面九窍、五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其至。觉其气运行体中， 故于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体和。”葛洪在《彭祖传》中对彭祖的养生术说得非常具体，就犹似当今的气功、保健按摩等健身术。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流行的传统养生术，诸如气功、太极拳、八段锦、保健按摩等，都是由彭祖的导引术演变而来的。

在商周时期兴起的长期思想的基础上，至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专门从事养生的方士，并形成了专门的动作术语与方法，成为追求长寿的炼养手段。 “行气”一词始见于《左传·昭公九年》：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在

战国初年，有一个呈十二面柱形的玉佩，刻着四十五个篆字，已对“行气”的路线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叫《行气玉佩铭》，经郭沫若考释，原文如下：

“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 长则退，退则天。天机舂在上，地机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郭沫若对这段铭文作了铨释：“吸入深入则多量，使它往下伸，往下伸则定而固；然后呼出，如草木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径路相反而退进， 退到绝顶。这样，天机便朝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行之则生，逆此行之则死。”这段行气理论使我们看到，即扼要指出了古代导引行气的全过程又与历代练功家所说的“以意领气”、“气沉丹田”、“停闭意守”等练功方法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我国导引气功术的确已很流行，并已发展到较成熟的阶段。

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养生术全面兴起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主要原因有两

个方面。

其一、殷商时期，人们把上帝看作是万物的主宰，到了西周，又把主宰一切的上帝称之为天，把天的意志称之为“天命”。由于天命思想的束缚， 人们把国家的兴亡、四时的更替、人的寿夭福祸等等，都认为是天的意志。所以，尽管《尚书·洪范》记载了殷末周初人们对健康长寿的向往，然而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养生思想和方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以及一大批从奴隶制枷锁下解脱出来的农民对“生”表现了强烈的追求。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在总结和批判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猛烈地抨击“天命论”的思想，公然宣称天是无意志的自然物；人类的吉凶、祸福、贫富、病全，都不是天的意志。如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卿，《荀子天论篇》中就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其大意是说，如果养生的方法完备， 而又经常进行身体活动，就是天老爷也不能使之生病。然而，忽略养生，而又缺乏身体活动的话，就是老天爷也不能使之安全。荀卿所主张的这种用人事来代替天意，用人力与自然界作斗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不仅为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在确立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也为我国传统养生术的全面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二、由于战国时期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种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也风行一时，因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养生术的内容。譬如，《左传》记载了房室起居与养生的关系， 并对四时、五节、六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作了详尽的论述，进而提出了适应自然气候变化，调摄饮食起居，以及节制房事等养生主张。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归真返朴”、“清静无为”的养生理论，以及他所奉行的导引、吐纳等练身方法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管子》认为“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所以提倡益气保精的养生方法。而吕不韦则认为精、气、神与形体的统一是生命的根本。因而主张注重对精神的保养。他在《吕氏春秋·尽

数篇》中指出：“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

先秦诸子从各个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养生理论和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养生术，加之他们之间还有许多不同观点的争鸣，对活跃学术气氛， 提高学术水平而作出了可喜的贡献。比如，老庄学派认为以“静”养神可以长生，吕不韦提出了养生贵在于动的主张，他在《吕氏春秋》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竭力主张通过运动来宣通血脉，以此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而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则推崇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孔子家语》中说：“若夫智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夫。”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黄帝内经》，是集先秦医疗及养生经验大成之巨著， 具有极为丰富的养生思想。该书对人体的生长发育过程的生理、病理现象， 进行详尽的观察与概括的论述；并对生命的本质和起源进行了科学的探索， 阐明了人体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确立了整体观念，阴阳平衡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为主的思想，强调要适应四时阴阳，调理饮食起居以保存精气的养生原则。《黄帝内经》的问世，对推动我国的养生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此，我国的养生术便沿着《黄帝内经》所确立的规范不断地向前发展，并逐渐形成了道家、儒家、医家、佛家等养生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