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养生体育的哲理化

魏晋时期社会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玄学、道教、佛教的兴起和发展。玄、道、佛的兴盛助长了导引养生的发展，以致于两晋南北朝成为导引养生发展的重要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在前代养生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成体系。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到这时达到兴盛。而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使许多仕途无望的庶族地主崇尚清谈，以怪诞的生活方式消极地反抗现实，形成了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鼓吹虚无寂静，动中求静，同道家思想相似。魏晋南北朝的养生也因玄学、儒学、佛教的参与，形成了以人生、生命、形神为中心的议题，重新对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一时期的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一反汉代的谶纬神学的迷信，追求个体的独立，因此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都极为丰富，出现了象嵇康、葛洪、陶弘景等著名的养生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时期的养生思想多是良莠混杂，金丹大药、成仙之学也盛极一时。而处于南北朝末期的北齐人颜之推，不为玄虚不经的神仙之道所蛊惑，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一套毫无神学色彩的养生观，确立了他在养生史上的地位。

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儒家养生思想

颜之推字介，北齐文学家，琅琊临沂人。博览群书，“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先仕梁元帝，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后入北周，为御史上士（见《北齐书》）。所著《颜氏家训》二十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颜之推的养生观点和理论，其中《养生》篇专论养生，反映了他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的观点，是较有价值的养生遗籍。

1、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地主专政时期。士族地主阶级腐朽堕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以及儒学的流行，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玄学实际上是以老庄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为核心，“清谈”作为玄学的一种表现形式风靡一时。佛教宣扬“灵魂不死”、 “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儒、道、佛都不同程度地对养生领域产生影响，使当时的养生论大多带有玄虚、荒诞的色彩，这种神玄虚无的境界很适合当时统治者和上流社会追求骄奢淫逸和长生不老的生活心理。

相比之下颜之推并不附和于玄学和清谈，明确表示“虚谈非其所好”（《北齐书》）。颜之推从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去看待佛教，把佛教释义“五禁” 与儒教“无常”加以对应（《归心》），对于那些神秘莫测的虚妄说教并不推崇。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颜之推把其养生观的立足点建立在现实之上，主张从现实出发去达到养生的目的，所以颜之推的养生观就获得了自己的合理内核。他对当时士大夫的腐朽生活方式和“不能被甲执兵，以卫社稷”的士大夫极为不屑，斥之为“饭囊酒瓮”。希望通过基于现实的养生来达到健体长寿的目的，而不主张淫靡苟生。

2、我国神仙方术渊源已远，可上溯到战国时期。传至魏晋南北朝，当时的社会风气使许多人醉心于神仙之术中，所以金丹大药、练丹服食盛极一时。尤其是玄学和佛教的彼此渗透，道教和儒义的相互影响，使得神仙之术成为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社会风气靡废状况下最为时髦的东西而为人们所热衷。这种具有极大诱惑力和欺骗性的求仙之道，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严重的后

果。

在神仙之术风盛、金丹大药日重的情况下，颜之推则能透过虚无飘渺的神仙幻景和紫雾蒸腾的炼坊迷烟，去寻求无神的养生思想和方法，而不被世俗的潮流所挟迫，对神仙之术大胆置疑，着力批判。这种勇敢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使其养生思想融进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闪光因素。他认为成仙之道难以全信，指出象嵇康、葛洪等人所描述的求仙之道根本不可能存在，只不过是“屠龙之技”。而且即使这种“仙术”得以灵验，“纵使得仙，终当有死”，尚“不能出世”，那种神仙之术于现实之人又有何意义和价值呢？这种大胆地发难，表明颜之推对养生问题的认识是同养生求仙思想对立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虚妄仙术的地位，从而把养生的根基重新挪回到现实中来。颜之推的这种无神论观点，使他从现实中找到了有力的武器去回击神仙之术尤其是“金丹大药”之类的荒谬和诞误。

3、从现实出发和从实效着眼去探索养生之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恣肆了当时以傲啸山林、寻仙求神、崇尚虚无超脱的不正风气，使当时养生方法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虚妄而脱离现实的糟粕掩盖其精华的部分。然而颜之推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明智的。颜之推的养生观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认为无“身”则无以养“生”。他说：“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养生》）。并以张毅、单豹、嵇康、石崇为例，说明养生必须有身为现实基础，离开本身就谈不上养生。这些认识同道家的神仙养生思想是有区别的，是神形观在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颜之推的养生思想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因而他对养生方法的抉择和臧否也就近乎于实际。他反对滥服金丹大药，认为要达到养生之目的，应该重视保健卫生，注意调养，养成良好的起居、衣食等日常生活习惯，适当注意药物调护，才能健康长寿。从讲求实效着眼，颜之推对当时流行的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它。葛洪所记的“牢齿之法”，他也因其切实可行而采纳：“早朝建齿三百下为良”（《养生》）。

颜之推还能较正确地认识当时一些娱乐活动与身体的关系。譬如当时围棋盛行，社会上出现一种嗜弈终日的不良风气。颜之推认为围棋颇为雅戏，但应适可而止，“不可常也”，否则“令人耽愦，废丧实多”。象投壶、弹棋之类，亦“消愁释愦，时可为之”。他也提倡弓矢之利，但反对那种“揖让升降”、“防御寇难”的“弱弓长箭”（《终制》）。这些观点，多少从另一角度反映了颜之推养生观的实效性。

4、颜之推曾先后出仕梁和北齐、北周。他身为命官，必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变迁有联系。作为魏晋南北朝这个儒、道、佛思想充斥社会的历史时期，颜之推的思想是不可能超

脱现实的。他的思想观念是以儒家传统为本，因而养生观也是以儒家传统思想为基础。颜之推“世以儒雅为业”（《诫兵》），所以贯穿《颜氏家训》的宗旨无非是维护封建统治，教育子女尽忠守仁，忠君报国。这些观点在养生价值的认识上已经把养生和儒家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为维护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而养生，以养生为手段为封建统治阶级“训子”，这就使他的养生观明显地表露出浓厚的政治实用色彩。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能在当时神仙之学盛行的情况下提出没有神学色彩的养生观已属不易。充分发掘他养生观中的积极因素，对研究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养生术是有重要价值的。

玄学对导引养生的影响

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或称“清谈”。它是一种儒道杂揉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玄学对人生生命在鼓吹即时行乐、糟贱身体的背后，却深藏着对人生、生命的强烈追求和留恋。因此，玄学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养生主张，对导引养生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嵇康。

嵇康（223—262），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竹林七贤” 之一，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道家的养生学说并有所发展。著有《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和《宅无吉凶摄生论》等养生专论文章。

嵇康所处的社会时代是魏晋禅代，战乱频仍，民生凋弊，司马集团倒行逆施，把名教否定的一面完全暴露出来，社会环境奢侈，浮华成风尚，居上者昏庸荒谬，很少考虑人们的安危祸福，整个社会充满着荒谬、虚伪、贪欲。正因“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实，嵇康把这一现实转化为自己的苦难和深刻认识，并把解决这一苦难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具有鲜明的社会忧患意识。他认为造成这一苦难的渊源是异化的伦理纲常即“假”名教。“假”名教只会使人背离自然属性，陷入无穷的贪欲之中，他认为：滋味、醴醪、芳香、喜怒、思虑、哀乐乃养生之大碍，也正因为此造成当时社会普遍的“嗜欲”和“逐名”。他认为人应该“感物而动，应事而作”。而沉醉酒色、醴醪之中，花天酒地的生活习性与人类延年的要求已达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有鉴于此，他认为只有“修性服食、恬淡无欲”，“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才能达到“与自然齐光” 的养生境界。这在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嵇康的养生观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刺激了封建统治阶层已经沉迷的灵魂。虽然他想用养生思想来改造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幼稚的，但他积极地与统治阶级绝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却在他的养生思想中得到明确的反映，映射出他的养生思想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1、“智上于恬，性足于和”

这是嵇康养生观的核心，他从道家的观点出发，对现实的感受，从人的存在论层面上挑明了“嗜欲”与“长寿”的对立关系，并建立起长寿观的理论基点，而这一基点与统治阶级的长寿观是相离的。他认为人有“性动之欲” 和“智用之欲”。性动之欲是人一种生理的本能需要“口之于甘苦，身置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能借而后有，此必须之理，吾所不易也。”“智用之欲”则是以“智”逐欲，乃身枯之祸害，“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倦荣辱之途”。毫无疑问，这是对社会斗争中倦而不已的“智用之欲”加以否定。我们从嵇康的养生“五难”中可以看出“疾智”对人类长寿的危害，从而得出人类要延年则须使智上于恬，性足于和。

2、“形神相关，表里俱济”

形神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史上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管子著作。《管子·内业》篇，虽未标举形神问题，但提出了人的精神和形体来自天和地。

嵇康继承了前人的论述提出了“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形神关系说，他认为两者应“相亲”而不是相互间的割裂。他把精神比喻作国君，形体犹如国家，国君主宰国家，而国家反作用于国君。嵇康的“形神相亲”说辩证地说明了这两者的关系，发展了养生学说。

3、“慎众险于未兆”

嵇康的养生观着重提到了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他认为世上的人之所以不善养生是普遍认为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从而轻视它。他用浅显的事例说明生命机理的容易丧失，一次轻微的错误也会危及生命。不引起注意的小疾不断积聚，使人的生理机能加速衰老。嵇康对当时人们普遍所持的生活观深感忧患，劝告人们不要“害成于微而救于著”。不要象桓侯那样“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而应该“慎众险于未兆。”还没有出现病状以前就予以小心应付，“慎微如著”也就是要以预防为主。

4、“恒养”、“服食”、“清泰寡欲”三者俱济

达到养生之目标，并非一日之功，他指出一些人“劳而未验，志以厌蓑” 是达不到养生目的的，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代价的过程。也只有长期才能体验到，才能识别。想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途”，则必然会“意速而事迟”，前功尽弃。有了“恒养”的决心，辅之于“上药”，“上药”可养命。还须坚持“节欲”，“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只有恒养服药，节欲三者相辅而成，才能达到“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生存”的境地。

嵇康的养生思想立足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所以他的思想一开始就具有激烈的批判性和斗争性，从侧面反映他的政治思想的养生观也无疑是对统治阶层养生观的彻底否定，肯定“人性无为”，这是研究嵇康养生思想的焦点。其次他的养生思想中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当时“思不出位”的养生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对后世养生思想的解放具有推动作用。再次他的养生理论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充实，丰富了我国古代养生学说。

道教对养生导引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的巫术。然而，早期道教的真正建立，则在东汉时期。此一时期，一些神仙方士在佛教的启示下，把神仙方术与黄老思想中一些神秘的言词结合起来而创造了道教。因此，早期道教的前身是“黄老道”。东汉顺帝年间（公元 126 年

—144 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标志着早期道教的建立，他们信奉的主要经典是《老子五千文》和《太平经》。

道教是一种以生为乐，重生恶死，甚至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两晋之间的葛洪和齐梁之间的陶弘景，在继承和发展早期道教的神仙信仰和神仙方术方面都不遗余力，成为中国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以及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养生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神仙方术，除了提倡服食金丹以外，也致力于导引行气术的研究和整理，使两晋南北朝成为我国古代导引行气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对隋唐导引行气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1、葛洪的养生思想及导引行气术

葛洪（公元 284—364 年）字雅川，自号抱朴子，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他的著作很多，除《抱朴子》外，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

《肘后备急方》四卷，《神仙传》及《隐逸传》各十卷，又曾托名汉刘歆撰的《西京杂记》二卷。其中《抱朴子内篇》二十卷，集中反映了葛洪的神仙思想，使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为神仙道教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战国以来神仙理论和神仙方术之集大成者，葛洪在《抱朴子内篇》

中详细地论证了神仙的存在和成仙的方法，鼓吹服食金丹，以致给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时期的养生事业带来消极影响。但是，作为医学家的葛洪，在坚持“消未起之患，治未福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

（《地真》）的可贵思想指导下，论述了大量的十分有价值的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和研究。

葛洪的养生思想

首先，葛洪主张“籍众术之共成长生”（《微旨》），即强调“众术兼修”以养形。他在分析和研究不同流派的方术后指出：“养生之尽理者，即将服神药，又行气不解，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患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见《杂应》）。充分体现了“籍众术之共成长生”的思想。

其次，葛洪继承了《太平经》的“守一”理论，及引用《仙经》“服丹守一，与天相毕”的“至道要言”，主张志神守一，养神炼心。他认为“志神守一”，首先必须排除干扰，除欲去害。因此他在《至理》一文中指出： “遏欲视之目，遣损明之色，杜思音之耳，远乱听之声。⋯⋯遣欢戚之邪情，处得失之荣辱，割厚生之腊毒，谧多言于拒机。”然后，专注一处，“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厥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地真》）。即要守上、中、下三丹田之神。这样，才能达到神将守形，从而达到长生的目的。

最后，葛洪提出养生应以不损不伤，“以不伤为本”的养生思想，他十分注意防止和克服损伤身体的各种因素，认为“伤损薄则易养，易养故得仙也”（《极言》）。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防“伤”的措施和方法：“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同上）等等。葛洪认为：“治身养性，务谨共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伤。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同上）。充分体现了葛洪不损不伤，“以不伤为本”的养生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葛洪的行气理论和方法

葛洪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人赖气以生。（这种思想）他在《至理》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他的这种思想与早期道教理论中对“气”的认识可谓一脉相承。进而，葛洪提出了他认为最重要的行气方法——胎息法。他说：“行气有数法焉。⋯⋯其大要者息而已”（《释滞》），所谓：“胎息”，就是“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中”（同上）。具体方法是：“鼻中行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及引文，皆不欲令已耳闻其出入之声，常令人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干，至干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同上）。葛洪还对“胎息”的时间进行了论述，认为：“当以生之时，勿以死之时，⋯⋯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止；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死之时，行气无益也”

（同上）。并进一步指出，在行气时应注意：“不欲多食及食生菜服鲜之物，令人气强难闭。又禁恚怒，多恚怒则气乱，即不得谥或令人发欬，故尠有能为者也”（同上）。另外，葛洪又提出：“行气⋯⋯又宜知房中之术。所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宣也”（《至理》）。可见，葛洪的行气术和行气理论是十分全面的。

葛洪的导引理论和导引术

葛洪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导引养生的理论和方法。他本着“宣动荣卫”、“疗未患之病”、“通不和之气”的目的，十分重视和强调导引。如葛洪《杂应》篇中记载：“养生之尽理者，⋯⋯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气血），使无辍阂”。又在《抱朴子·别旨》中进一步指出：“夫导引来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动之则百关气畅，闭之则三官血凝。实养生之大律，祛疾之玄术矣”。葛洪的导引方法，不拘泥于传统的导引术势，“不在于立名众物”，“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思，皆导引也”。

（见《抱朴子·别旨》），导引的时间，也主张“不必每晨为之，但觉身有不理则行之”（同上）。可见，葛洪的导引方法大大突破和扩展了传统的导引术势，简单易行，利于普及和发展。

2、陶弘景的养生思想和养生术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士，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医学家，道教思想家。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并杂有儒家和佛教的观点。著有《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等医书，并撰《养性延命录》和《导引养生图》一卷等养生专著。其中《养性延命录》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于养生，凡无损于后患诸术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保存了大量古代导引资料。

在《养性延命录》中，陶弘景提出了被后人称之为“六字吐气法”的服气法，即它巧妙地利用吹、呼、嘘、呵、啼、呬六字发音的不同口型，牵动不同脏腑经络，使之气血畅通，祛病强身。这种吐气法，深受后人重视，把它总结成口诀，广为流传。

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还介绍了大量的成套的动功，如导引七势、按摩八法、肢体运动八势等。这些运动包括啄齿、漱唾咽津、握固、按摩和肢体运动。另外，他还辑录了华佗的“五禽戏诀”。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华佗“五禽戏”动作的文字说明。总之，《养性延命录》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对导引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专著，对后世研究养生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佛教对于导引养生的影响

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时，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佛教，汉代“丝绸之路”打通之后，逐渐传入我国。在南朝梁武帝时，天竺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创立了禅宗。禅意为坐禅静虑，静坐修性。其方法大体与我国的“养气”、“养神”法相似，并适合封建（贵族）士大夫的口味，因此，此法在当时很快地流传开来。

佛家在养生方面，侧重“见性”，轻“修命”，提倡清静养性，并形成了一套独自的养生理论。尤其是“禅宗”一派，创所谓“大乘”教理，竭力宣扬清静养性的观点，至使佛家见长于静功，而忽略动功。在运动养生方面，佛家偏于柔化，外功配合均以柔和动作为主，按摩亦运用揉法，《易筋经》以揉腹之法为最常用，而且一直沿传至今。

总之，玄学、道教、佛教三家对我国魏（国）晋时期导引养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