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以气功的广泛传播为主的养生体育

气功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养生，这是基于中国人在文明和觉醒中对人的生命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方法而产生的。

明中叶徐春圃编有《古今医源》一百卷，其中有不少关于养生练功的经验，如“心调则息自调，静久则息自定”，“遇小疾可行八段锦或用六字气法”，“每夜以手擦涌泉穴左右各三百遍，正益下元”。他认为宋元以来养生科已被列为中医十三科之一。这个说法虽和其他书载有出入，但至少可以说明，养生和气功锻炼已受到社会上的普遍重视。

伟大的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对练功有相当体会。他在《奇经八脉考》中指出了练功与经络的关系说：“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定之。”

张景岳在《类经》、《类经附翼》中关于“气”的论述，对研究气功的理论很有参考价值。他认为：“人之初生，先由脐带，脐接丹田。是为气海， 即命门也。所谓命门者，先天之生我者，由此而受；后天之我生者，由此而栽也。⋯⋯所以人之盛衰安危，皆系于此者，以其生气之源，而气强则强， 气衰则病。⋯⋯”他还指出：“若摄生者，必明调气之故⋯⋯。”

傅仁宇著的眼科专书《审视瑶函》中把“六字延寿诀”列在卷首部分， 以示其重要性。

王肯堂的医学巨著《证治准绳·杂病》中指出：目内外并无障翳、气色等病，只自不见的专盲症“有能保真致虚，抱元守一者，屡有不治而愈”。就是说，坚持练功可以收到治疗效果。

龚居中著的《红炉点雪》一书中也有关于练功的记载。如“却病延年一十六句之术”中有一则“运睛除眼害法”，治疗目生障翳，方法很具体：“双目轮转十二数，紧闭即开，大睁逐气，每夜行五、七次，障翳自散，光明倍常。”

陈继儒著的《养生肤语》一书，提出了练功要辨别虚、实、寒、热来运用。他说：“却病之术，有行功一法。虚病宜存想收敛，固秘心志，内守之功夫以补之；实病宜按摩导引，吸努掐摄，外发之功夫以散之；凡热病宜吐故纳新，口出鼻入以凉之；冷病宜存气闭息，用意生火以温之。”

曹元白在《保生秘要》一书中列举四十六种病的导引运动法。在练功的应用上主张动静兼施，在操作方法上较巢氏《诸病源候论》更为具体了。如哮喘的导引运动法，“以手摩擦两乳下数遍，后擦背，擦两肩，定心咽津降气，以伏其喘”。这些导引运动方法又全为清代沈金鳌抄集在他的《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烛》中。沈氏强调指出：“导引运动，本养生家修炼要诀， 但欲长生，必先却病，其所导所运，皆属却病之法，今各附于篇末，病者遵而行之，实可佐参药力所不逮。”这些话说明练功对治病有利，可与药物相辅而行。

清初龙生洲编写了《寿世专编》，上卷为《勿药须知》，记载了不少练功方法，如导引却病法、十二段动力、调息法等。与他同时的汪讱庵在其所著的《医方集解》中也附有“勿药元铨”一卷，搜集了明代胡文焕《类修要诀》中的部分练功方法。其中有一条记载说：“调息之法，不拘时候，随便而坐，平直其身，纵任其体，不倚不曲，解衣缓带，务令调适。口中舌搅数遍，微微呵出浊气，鼻中微微纳之，或三、五遍，或一、二遍，有津咽之。叩齿数通，舌抵上颚，唇齿相着，两目垂帘，令胧胧然。渐次调息，不喘不

粗，或数息出，或数息入，以一至十，以十至百，掇心其数，勿令散乱。如心息相依，杂念不生，则心勿数，任其自然。坐久愈妙，若欲起身，须徐徐舒放手足，勿得遽起⋯⋯。”

清代陈梦雷等编辑的我国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也有导引方法的记载。仅以脏腑门为例。五脏的症治中均附有《千金方》、《养性书》、《保生秘要》等书中的导引法，作为治疗措施之一。

清代沈嘉澍在《养病庸言》中强调了“导引之功，百倍于医药，不可不知，不可不上紧学习”。他介绍了一则简单的导引法：“导引必以数息入手， 以心息相依为度。若于入手时，心或烦躁，不能数息，且观息。初观息必粗， 渐观渐细，亦足以使心息相依。”

明代王阳明一边讲学，一边要人静坐。他声称这种静坐和佛教的“坐禅入定”不同，乃是“收放心一段功夫耳”。他的学生刘君亮要去山中静坐， 王阳明指出：“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也。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这段话见《传习录》，是符合练功的原则的。

清初颜元反对宋儒朱熹等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强调“养身莫善于习功”，“一身动则一身强”，“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这是很好的意见。但他也有“端坐功”配合动的锻炼，具体做法是：“正冠整衣，挺身平肱， 手交当心，目视鼻准，头必直，神心悚，如此则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 则诸妄自退听矣。”

明清时期的养生练功专书，则有李中梓的《颐生微论》、高濂的《遵生八笺》、袁黄的《掇生三要》、冷谦的《修龄要旨》等。其中《遵生八笺》一书收集材料丰富，极有参考价值。

清代后期有王祖源编著的《内功图说》，包括十二段锦总诀、十二段锦图解、分行外功法、易筋经图解等。该书重视动功锻炼，主张动静结合。

席锡藩编绘的古代内外功图说，也详细地介绍了多种导引治病的图解， 以及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图说，总名曰《内外功图说辑要》，共分 28 门、124 图。

北宋时编成的《圣济总录》一书中有咽津、导引、服气三个部分。在咽津部分中提到“闭口，舌柱上齿，取津咽之，一日得三百六十咽佳。”在导引部分，指出导引的作用时说：“⋯⋯汽滞则形病，导引之法，所以行气血， 利关节，辟除万邪，使不能入也。”在服气部分则介绍了一些锻炼方法。

张锐在《鸡峰普济方》中所介绍的“治脚气肿痛及四肢风”的“脚气导引法”，就是目前在应用的双手攀足：“存息正坐，直伸两足，立指在上， 伸两手齐足指，渐渐及足心。若肥盛人手不能及足者，以绵绳两条，作两捲子，蹬两足心以手攀之，如此五、七遍。大轻腰脚，逐四肢风。”

宋代蒲虔贯是很重视动功锻炼的。他在《保生要录》中说：“养生者， 形要小劳，无至大疲，故水流则清，滞则浊。⋯⋯故手足欲时其屈伸；两臂欲左挽、右挽——如挽弓法；或两手双拓——如拓石法；或腰胯左右转，时俯时仰；或两手相促细细捩——如洗手法；或两手掌相摩令热，掩目摩面。事闲随意为之，各十数至而已。每日频行，必身轻，目明，筋壮，血脉调畅， 饮食易消，无所壅滞，体少不佳快，为之即解。”

宋代的一些文学家如欧阳修、苏东坡、陆游等也都使用或论述过静功导引的锻炼方法。欧阳修在《删正黄庭经序》中指出：“后世贪生之徒，为养

生术者，无所不至，至茹草木及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谓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诸内者，于是息虑，绝欲，炼精发，勤吐纳，专于内守，以养其神。其术虽本于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这对内守工夫作了能防病治病的正确估价。苏东坡搜集了前人练功经验加上自己的体会，由后人编入

《苏沈良方》中，也散见在《东坡志林》等书中。他向张安道介绍养生诀一段说：“每夜子时后，披衣起，面东或南，盘足坐，扣齿三十六通，握固， 闭息，内视五脏，⋯⋯待腹满气枢，则徐徐出气，候出入息匀调，即以舌搅唇齿，内外漱练，⋯⋯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南宋初的爱国诗人陆游作《好事近》词云：“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夜半忽惊奇事，看鲸波暾日。”这也是对练功的描写。

宋代的一些理学家如程颐、朱熹也以静坐为一件大事。程颐主张静坐， 但怕被说成静坐来自佛教，所以才说，静便入释氏，不宜用静字，只用敬字。而朱熹则更进一步提倡“半日读坐，半日静坐”。朱熹还注解了《参同契》。在《宋元学案》中还记载了朱熹写的一首《调息箴》：“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猗。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已而吸，如百虫蛰。氤氲开阖，其妙无穷。”

南宋初无名氏编的“八段锦”是较早的一套很好的动静结合的锻炼方法。在金元四大医家的著作里，也有导引练功的记载。如刘河间在《素问玄

机原病式》一书提到六字诀，并著有《掇生论》一篇。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一书中提到导引为汗法之一。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对因劳倦而致的木旺乘土的病症说：“当病之时，宜安心静坐，以养其气”，然后再配合中药治疗。朱丹溪在《丹溪心法》里则谈到“气滞痿厥寒热者，治以导引”。

在此时期，还有一些养生专著问世，宋代赵自化的《四时颐养录》、陈直的《养志寿亲书》、邹铉续作的《寿亲养志新书》、元代王中阳的《泰定养生主论》等，都有养生练功方法的记载。

第一、关于生命的本质——“气”。中国哲学把天、地、人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宇宙图式，而构成其基础、本原和动力的便是“气”，生命的本质也归结为“气”。所以庄子说，人“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难经》亦言：“气者，人之根本也”。但“气”是什么呢？从古至今，言人人殊，但如果从文化学考察，气功的“气”与中国哲学的“气”有一个共同点：既是物质（呼吸的气）又含精神，具体说来，这个精神就是一种泛道德主义因素， 比如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就解释为：“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所谓“气者主心，心邪则气邪，心正则气正”，所谓气功“六害”：“名利”、“声色”、“货财”、“滋味”、“侫忘”、“妒嫉”等等，强调的都是“气”、“心”不分、生命与道德合一，这样，“气”本体实际上也就是伦理本体， 伦理道德的自我完善，也就意味着生命的完善。既然生命本质带有泛道德主义色彩，那么，生命的外在身体也便属于伦理关系，因此一切外在剧烈运动

（如竞技体育），不仅有害于身体，简直就是对人伦关系的背叛！“体”和“力”的概念从来就没有上升到士林文化。柔性文化中强烈的反“力”倾向， 在孔子、老子、董仲舒到曾国藩等人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梁启超对这种反“力”的柔性文化深有感触：以冒险为轻躁，以任侠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惟以忍为无上法门。

第二、对生命的态度和方法——“和”。

中国原始文化产生了两种辩证法：老子辩证法和儒家中庸辩证法，其共

同点便是“和”：以维持机体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的，强调对立项的依存渗透、中和互补，避免激烈的动荡、否定、毁灭、转化，强调宇宙、社会、人生的同构互感的和谐，渗透到中国养生—气功文化中，那就是：首先，养生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的身体与整个天地自然的和谐，养生尤其强调人的精神活动必须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和谐适应，所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所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即是；其次，人自身内外身心的和谐统一——阴阳平衡，中国养生气功强调的是呼吸、意念和动作的整体和谐统一，而不是西方式体育的对抗性力的运动；再次，人与社会的妥协和谐，在养生—气功文化看来，人的生理健康不仅是治身，更主要是治心，而心理疾病更多的来自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要求人在社会现实中保持妥协和退让的心态，以确保“全性保真”。这样，养生—气功精神就使人们面对的不是广阔的外在的现实世界，而恰恰是以否定现实世界和个体生命的两极矛盾、冲突、对抗和竞争为前提的，只有远离现实、改虚守静、收视返听、摈除欲念，回归到幻化了的心灵世界，即在心灵中内视“气”的运行，从而达到物我皆忘的“天人合一”境界，这就是气功的最高境界。